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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性骚扰问题的美国经验

作者:admin 2019-10-04 我要评论

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大学教授的道德并不更为高尚,也许更糟。美国大学校方也同样自私、虚伪,或者更甚。但如果说在美国的校园里,女性学生拥有基本的安全感,不...

“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大学教授的道德并不更为高尚,也许更糟。美国大学校方也同样自私、虚伪,或者更甚。但如果说在美国的校园里,女性学生拥有基本的安全感,不必终日生活在对性骚扰的恐惧中,那是源于几十年来性别平权运动培养出的勇气,以及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的事实。”

2017年10月29日,美国底特律,17岁的萨曼莎·汉纳岑参加拍摄一组主题人像,抗议性骚扰问题

 

明星教授的陨落与制度的建立

出生于1932年的约翰·罗杰斯·希尔勒(John Rogers Searle)是美国哲学界泰斗级的哲学家。自195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以来,他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领域都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甚至成为他的助理,都意味着一份殊荣:研究中心为助理提供的补贴为每月1000美元,但如果是全校最为德高望重的希尔勒教授的助理,每月还能额外拿到3000美元。

不过,这也意味着噩梦的开始。2017年,24岁的华裔女性乔安娜(Joanna Ong),希尔勒的学生、私人助理,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比她年长60岁的希尔勒多次对其进行性骚扰,并在遭到拒绝后威胁打压其前途。其中一次,乔安娜希望和希尔勒讨论美国帝国主义(American Imperialism)的理论,希尔勒如此答复:“美帝国主义?这个话题太棒了,快来床上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美帝国主义!”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艾玛·舒尔科维克兹的“床垫抗议”。她说在学校严肃处理曾强奸自己的男同学之前,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带着床垫,以示对学校在反性侵问题上不作为的抗议

 

乔安娜勇敢地站出来之后,希尔勒骚扰其他女性的事情也被陆续曝光,他的本科生课程被停止,但荣誉头衔和教职均保留。作为全美反性骚扰机制最健全的高校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时也是性丑闻最多的高校之一,数十年来发生的性丑闻不计其数,涉及其中的大牌学者也不止希尔勒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曾对美国高等教育性骚扰问题有专题研究的林杰告诉本刊,“对于美国大学反性骚扰制度的建立,尤其是防范师生间性骚扰,2002年发生在加州伯克利的德威尔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关键节点”。

2002年5月23日,伯克利的一位女学生约见了学校里的相关职员,她希望得知学校处理性骚扰问题的规章和程序。这位女生还有几天就要参加毕业典礼,正式获得学位。学校的工作人员希望得知她的信息,以及她为何而来。但这位女生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也拒绝详细说明事由,只是说学校某位现任院长对自己曾经进行过性骚扰。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她指出侵害人的名字,并且提出正式投诉,按照规定针对此人的正式调查就会立即开展。她再次拒绝,只是拿走了所有有关性骚扰投诉与处理的资料。

5个月后,这位已经毕业并获得学位的女生回到母校,正式对法学院院长德威尔(John Dwyer)提出性骚扰指控,指其在两年前的一次聚会后趁其醉酒实行了猥亵。事实上,根据当时伯克利的规定,性骚扰指控需要在事发90天内提出。可德威尔在伯克利的地位举足轻重,消息传播开后迅速发酵。

作为明星教授,德威尔在专业领域得到的都是正面评价:同事认为正是他卓越的运作与筹款能力,使伯克利的法学院成为和哈佛、斯坦福等比肩的顶尖法学院;学生则承认德威尔的学识和对学术的热情让他的课在全部法学院课程中最具吸引力。这位法学院院长的职业道路也堪称传奇,他拥有加州理工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原本是一位科学天才,但希望“与人打交道并且更多地有益于社会”而转行法律,从伯克利法学院再度毕业后作为执业律师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助手工作了若干年,又回到了母校教书18年,直到2002年性侵丑闻爆发。

那位匿名举报的女学生通过自己的律师,讲述了2000年12月发生的事情。在一次法学院师生的聚会过后,德威尔将已经喝醉的她送回了她的住处。半夜醒来,她发现德威尔把头靠在她的胸部,正抚摸着她的身体。当时她的衣服被撩开了,德威尔还穿着衣服。

在校方历时一个月的调查期间,从伯克利的校园媒体,到《洛杉矶时报》,再到《纽约时报》,媒体的关注度层层上升。到当年11月,校方已经查明,德威尔确实和该女生一直约会,但至于2000年12月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的性质,由于事发久远且缺少当事人讲述以外的人证物证,校方未能给出明确的结论。德威尔选择了主动辞职,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和他的终身教职。辞职声明中,他承认自己和举报人之间发生过“不恰当的”(inappropriate)性接触,但坚称是自愿的(consensual),同时强调了两点:没有发生性交、该举报人并非自己直接指导的学生。学校接受了德威尔的辞呈,表示他辞职后就不再是加州大学雇员,处理程序自动中止,而且本来最严厉的处罚也就是开除出学校。

举报的女生表示,她之所以在毕业后仍然要追究德威尔的责任,是不希望看到法学院更多的学生受害。她的律师也提出,加州大学本身没有履行好联邦法律中要求学校使学生免于受到性骚扰的责任。作为回应,加州大学立即着手完善校园反性骚扰的一系列制度,并在系统内伯克利、洛杉矶等十所分校实施,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全美制度建设最完善的学校之一。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向本刊提供了目前加州大学性骚扰及性暴力政策文本(Policy on Sexual Harassment and Sexual Violence),仅政策概述及目录就达25页,并提供中文、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译本,另外包含上百个附件文本,如相关法律、申诉流程、实用建议等。

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刘同学对此有切身的感受,她告诉本刊,和在北京大学读本科时不同,对性别歧视、性骚扰、性犯罪的预防与处置,加州大学做了很多宣传和培训,“线上与线下的培训都有,内容非常详细。而且针对不同身份有不同内容。我作为研究生受的培训就和本科生不同,等我做了助教,又有针对助教的版本,比如有助教不能和学生谈恋爱的规定”。加州大学对师生恋的著名规定,也起源于2002年的德威尔事件。事件发生后的次年,加州大学修订的《教师行为准则》中就规定,因为师生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师生间的浪漫关系或性关系,无论是否双方情愿,都是不当的,这种不当关系破坏了正常的教育过程”。加州大学由此从对师生恋问题不做明确表态,变为了相对禁止。

21世纪的最初几年,受到加州伯克利的德威尔事件、威廉玛丽学院师生恋导致已婚学生丈夫自杀等几起产生舆论轰动的校园性丑闻的影响,许多大学都更为严格地规定了反性骚扰的规章制度。“制度是怎么建立的?很多时候是模仿。看到有的学校在性骚扰问题上吃亏,其他大学防患于未然,避免未来发生类似事件后自己学校陷入法律纠纷、名誉受损,于是也颁布相应政策,很快就推广开。”林杰说。在他研究的另一个领域,美国学校的校园欺凌问题上,林杰也发现了类似现象,“从有学校开始就有校园欺凌,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末,几乎一夜之间,一两年之内差不多每个学校颁布了反欺凌政策?就是因为几个影响大的经典案例和制度的模仿效应。反性骚扰问题在这一点上是类似的”。

根据霍布森(Charles J. Hobson)等学者的调查,目前美国97%的高校都已经制定了正式的反性骚扰规定,并且成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

2017年11月12日,美国洛杉矶,民众参加示威声援性侵受害者,回应几起备受关注的性骚扰事件

 

性骚扰违法吗?

“他之所以被抓住并树成典型,是因为他刚好处在两代人之间”,2002年德威尔事发后,他的一位匿名接受采访的同事解释为何德威尔事件激起如此大的波澜。这位同在伯克利法学院工作的教师说,“一二十年以前,教授们把和女学生上床视作这份工作自然附带的一份福利”。邀请关系亲近的学生到家中聚会是伯克利法学院的一种传统,而这种聚会往往伴随着大量的酒精和出格之事。

在这方面,德威尔继承了前辈们的“传统”。他颇为张扬地和女学生亲近,早有“法学院的比尔·克林顿”的绰号。德威尔的亲弟弟安迪·德威尔(Andy Dwyer)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虽然因家族内部原因与哥哥已经十年没有联系,但听到哥哥辞去职务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因为性骚扰”,并称他一直以风流韵事为豪。德威尔的前妻,他的第三任妻子同时也是以前的学生,称自己的前夫就是这样的人,“他很风流,但他不是个罪犯”。

“但是随后‘革命’到来了……按说德威尔没那么老,他该明白今天的氛围与规矩。”法学院的匿名教师说。美国大学校园内教授对女学生的性骚扰始终存在,新世纪以后,学生的反抗意识觉醒,施害者们也转而采取更为隐蔽和稳妥的方式,或者以利益交换作为封口条件。新时代已经到来之际,德威尔仍然延续了老派的张扬做法,于是成为新世纪反性骚扰浪潮中首当其冲的众矢之的。

美国高校中真正开始对性骚扰问题有所关注,大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发端的民权运动。直到民权运动,人人平等的原则才在社会现实层面得到实践,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则在此基础上推动性别之间的平等。男女平等的话语得到确立,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才真正被理解为一种不合理并且需要得到解决的现象,这就是德威尔同事所说的“革命”。

英文里的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一词,正是一个诞生于70年代的概念。可查的出版物中,197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性别研究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sexual harassment这个词组。但两年后康奈尔大学一次性别议题活跃分子的聚会,才让这个词被确立并推广开来。据当事人的回忆,当时有八个人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活动海报上要印哪个词,来概括他们所要反对的这种违背女性意愿,却又构不成明确犯罪的性接触。“我们想到了‘性恐吓’(sexual intimidation)、‘性胁迫’(sexual coercion)、‘性剥削’(sexual exploitation),但都觉得不太准确。我们需要一个词,能够将那些或微妙或直接的行为都囊括其中。忽然有人提出‘骚扰’(harassment)这个词,‘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就是它了!”

与性骚扰常常相提并论的是性暴力(sexual violence),如强奸、家庭暴力等。性暴力属于明确的犯罪行为,此类行为一旦发生并被揭露,警方、法院都会介入。而与当事人身份相关,且常带有道德意味的校园性骚扰如何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样在70年代才被确立。“除了国会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监督职能外,法院的判例以及学者的理论构建,是另外两个重要的因素。”林杰介绍。

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Title Ⅸ),由时任总统尼克松签署生效。这项里程碑式的法案是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直接产物,成为日后美国高校反性骚扰制度建设的法律基石。这一条款规定:凡受联邦资助的教育机构及活动,禁止性别歧视。

1979年,亚历山大诉耶鲁案(Alexander v. Yale)是美国法院首次援引该条款进行判决的性骚扰判例。当年7月,亚历山大(Ronni Alexander)等五位受到老师、同学性骚扰的女同学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母校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法学院校友、同时身为女权主义者和法学家的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在诉讼过程中鼎力相助。作为性骚扰研究的奠基人,她提出了“性骚扰是基于性别歧视”的著名理论,为法院援引禁止性别歧视的“第9条”用于性骚扰问题扫清了理论障碍。此案最终获得了“虽败犹荣”的结果,由于性骚扰的证据不足等原因,地区法院和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均驳回该案,但支持原告要求耶鲁大学建立性骚扰申告程序的请求,同时正式认定性骚扰属于性别歧视,适用于《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也就是说,校园中发生的性骚扰违法。

日后更多的判例,让“第9条”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不仅适用于“受联邦资助”的大学,而且扩展到整个教育系统,也不局限于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而是包括一切性别之间的性骚扰。尽管如此,选择诉诸法律的性骚扰受害者仍是极少数。但正是因为“第9条”的存在,联邦教育部、司法部等政府部门得以进行一系列行政监督,制定反性骚扰细则并要求学校执行。这为性骚扰问题在学校内部得到处置提供了基础。200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威尔事件中,匿名举报的女生最初就是向学校中负责督导执行《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职员(Title Ⅸ Officer)求助的。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女权运动的成果开始在高校性骚扰问题中得到具体体现,师生间的性骚扰不再被忽视甚至默许。1985年,哈佛大学出现了“建校348年以来首位因被指控不正当性举动而辞去职务的教授”,政治学教授希布斯(Douglas A. Hibbs)。他因受到一位女学生的性骚扰指控而被迫辞去了终身教职。越来越多的希布斯出现,到新世纪来临,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已经做好了准备,伯克利的德威尔事件也就恰逢其时地成为促成制度性变革的催化剂。

2018年3月20日,印度的女性组织在新德里一处警察局外抗议,要求惩处被指控性骚扰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教授

 

争议中的师生恋

自2017年10月知名电影制作人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众多好莱坞明星揭发性侵后,一场愈演愈烈的MeToo(我也是受害者)运动席卷了美国,并蔓延至各个行业。提及性骚扰,人们常用的比喻是“如果你在厨房看到了一只蟑螂,那一定还藏着上百只蟑螂”。更多的受害者开始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经历,检举当下或若干年前,那些利用权势进行威逼利诱骚扰过自己的男性。

高等教育界亦不例外。受MeToo运动和网络社交媒体影响,2017、2018年内集中爆发了一批教授性骚扰丑闻。其中尤为知名的是哈佛大学的豪尔赫·多明格斯(Jorge Domínguez)和罗切斯特大学的弗洛里安·耶格(Florian Jaeger)。这两人都是惯犯,均有10名以上女性在多年内指控来自他们的骚扰,多明格斯更是从80年代就开始有不良记录,但是二人始终未被所在学校严肃处理,反而一路高升。直到去年以来,在媒体的大量关注和学生的抗议活动下,二人才离开学校。

从1979年麦金农及其他耶鲁校友确立了反校园性骚扰受“第9条”法律保护以来,近40年内美国高校反性侵及性骚扰制度建设已经相对完善,社会舆论也在近期形成对性骚扰教授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般的气氛。2002年德威尔从伯克利辞职时还获得了一些体面,时任伯克利校长柏达尔(Robert Berdahl)在声明中表示“肯定这位法学教授在院长任内的贡献”,多位同事公开接受媒体采访,赞扬其研究成果和作为学术领袖的卓越工作,不少人甚至为伯克利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法学家而感到遗憾。这样的待遇——没有遭到同僚迅速而全面的“切割”——在今日美国社会的政治气氛下,已是不可想象之事。

不过美国高等教育界并非在所有涉及性的师生间关系上都达成了共识,出于自愿的师生恋仍然是争议的焦点。林杰告诉本刊,与许多人所想不同,“美国高校全面禁止师生恋”这一刻板印象实际上并不成立,“美国确实有很多学校出台规定限制师生恋,但事实上只是所有高校里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态度”。

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等名校因各自历史上的丑闻而制定过限制师生恋的措施,并且带动了一批学校模仿,但仍未占到全体高校的多数,而且是相对性地禁止。2015年哈佛大学最新出台的规定中,禁止教职员工和“本科生或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发生浪漫或性关系。加州伯克利的规定与之类似,而且即便教师违反规定与自己指导的学生间发生恋情,只要双方自愿且不产生纠纷,亦无需处罚,只需做出如下处理:“教师或学生中的任何一个转到其他位置;把指导、决策、监督、评价或咨询的责任转交给另一位教师或团队;或者在导师的角色上再额外增加一个层次的监督”。绝对禁止一切教职工与学生间浪漫关系的学校仅占全体美国高校的3%,主要为宗教性质的学院或有保守传统的大学。

主张限制师生恋的学者,除了利益冲突以及影响其他人的学习环境外,最主要的理由是师生间权力的不对等。女权主义者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是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她认为正式的权力差异一旦存在,所有的性行为均可被视作性骚扰,所以不存在事实上的“自愿的师生恋”,即使女性声称她们自愿。这样的理论也受到反驳,有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是否定了已经是成年女性的女大学生的主体性。劳拉·吉普妮斯(Laura Kipnis)提出,“试图通过组织规定来校正不平等的师生关系,也是一种对权力的滥用”。她认为这样的规定只能在心理上暗示和在事实上强化女性学生的弱势地位,而不是帮助消除这种不平等。

“围绕师生间的权力问题,女权主义者有很多理论,各不相同,颇为复杂。不过那些出台了限制师生恋规定的大学,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女权主义流派问题上做出了选择,他们的动机很简单,也很现实:少惹官司。”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艾布拉姆森(Paul R. Abramson)是性与法律问题专家,对反性骚扰制度有长期研究,他在回复本刊的邮件中如此说道。艾布拉姆森比较研究了20多个美国大学的相关政策,他得出结论认为,明文禁止师生恋的大学虽然表面的理由都是维护学生权益,但根本原因在于少生事端,而且有禁令在先,即便将来出事学校责任也大为减轻。

“如果你问我,一个18岁的本科生和40岁的教授谈恋爱,是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我认为不是。但如果一个22岁的研究生,和24岁的助教或28岁的助理教授恋爱,为什么不可能是真实的情感呢?但它们都通通被禁止。”艾布拉姆森并不讳言地认为一刀切禁止师生恋是一种“懒政”,而且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因为没有任何一项法律赋予大学此种权力,反倒是有违反宪法中规定的人权与自由的嫌疑。

艾布拉姆森只是师生恋论争中的一派,同样有学者以“矫枉必须过正”和“要恋爱可以退学或辞职”作为对他的反驳。无论师生恋的争论孰是孰非,艾布拉姆森指出了美国高校性骚扰问题中的关键一点:纠纷发生后,学校的利益和学生的利益往往并不一致,不能完全期望学校主持公道。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近两年的遭遇中可见一斑。

仅2015、2016两年,伯克利又发生了几十起影响恶劣的教师性骚扰丑闻,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包括2015年知名天文学家、被认为非常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行星猎手”杰佛瑞·马西(Geoffrey Marcy)性骚扰女学生,继德威尔之后又一位伯克利法学院院长乔德里(Sujit Choudhry)因性骚扰辞职,副校长格拉汉·福来明(Graham Fleming)性骚扰女助理等。丑闻被陆续曝光后,伯克利校方处置过程中一味袒护教师、平息事态,以试图留住这些明星教授给学校带来的大量科研经费并减少对学校声誉的损害,甚至在调查期间继续提拔性侵嫌疑人。作为可能是全世界处理性丑闻经验最丰富的学校,伯克利校方或许太过自信,不料这一次遭媒体披露后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弹,最终局面失去控制,伯克利校长尼古拉斯·德克斯(Nicholas Dirks)本人不得不宣布辞职以平民愤。

“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大学教授的道德并不更为高尚,也许更糟。美国大学校方也同样自私、虚伪,或者更甚。但如果说在美国的校园里,女性学生拥有基本的安全感,不必终日生活在对性骚扰的恐惧中,那是源于几十年来性别平权运动培养出的勇气,以及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的事实。”艾布拉姆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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