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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兰亭序》、魏晋书风

作者:admin 2020-09-03 我要评论

在书法史上,自魏晋以来,有多位书家曾被尊为书圣,王羲之是最晚获得书圣称号的书家,但自此之后,书圣成了王羲之的专称。 文徵明《兰亭修褉图》(局部)(故宫博...

在书法史上,自魏晋以来,有多位书家曾被尊为“书圣”,王羲之是最晚获得“书圣”称号的书家,但自此之后,“书圣”成了王羲之的专称。

文徵明《兰亭修褉图》(局部)(故宫博物院供图)

 

兰亭集会

自汉起就有一种风俗,每年阴历三月初三,人们都要结伴去河边游玩嬉戏,沐浴春风,以消除晦气和不祥,这种习俗被称为“修褉”。公元353年,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王羲之50岁那年的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王羲之召集亲朋好友谢安、孙绰以及子侄王凝之、王献之等40余位文人雅士宴集于会稽山阴的兰亭,行“修褉”之礼,曲水流觞,饮酒作诗。

40余位名士列坐溪边,将盛满酒的羽觞放入溪水中,沿曲折的水流漂行。羽觞漂至谁的面前,谁就要取觞饮酒并赋诗。若未能即兴成诗,就要罚酒三杯。在这次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聚会中,王羲之与朋友、子侄等人共赋诗37首,事后人们将诗篇汇编成集,并以宴集地点“兰亭”命名,称《兰亭诗集》。由于王羲之声望很高,在众人的推举下,他即兴为诗集写就了一篇序言。王羲之面对良辰美景、高朋挚友,用蚕茧纸、鼠须笔乘兴疾书,一气呵成地写下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绝代书法作品《兰亭序》。

据说王羲之回家酒醒之后,意犹未尽,“更书数十百本,终不及之”,第一版的精妙再也不能求得。这时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极尽“天人合一”之道,是自己一生中的佳作了。

不过这场永和九年发生在会稽兰亭的集会何以造就了“天下第一行书”?

其时王羲之任会稽内史已经4年,这是他最后一段仕途生涯。他曾在30多岁被征西将军召到武昌做幕僚,后由参军升任长史,再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在好友扬州刺史殷浩的劝说下,到京师任护军将军,与领军将军同掌中央军队。但王羲之不愿掺入殷浩与桓温的权力斗争,苦求外放,最终被派到浙东,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此时的王羲之远离东晋政治文化中心建康,又有谢安、孙绰等志同道合的名士友人相伴,自是从容自在。

王羲之从49岁至59岁期间,出守会稽到赋闲会稽,既是他人生中的最后10年,也是他作品最好的10年,除了《兰亭序》之外,《袁生帖》《寒切帖》《初月帖》《蜀都帖》《中郎女帖》《七十帖》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写就。虞龢曾经整理刘宋宫廷收藏的王羲之书法,写成一篇《论书表》,其中说王羲之早年书迹“未有奇殊”,“既不足观,亦无所取”,而晚年在会稽的10年里,“乃造其极”。南朝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写得更直白,说王羲之赴会稽之前,书法“犹未为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

而能够终成“第一行书”,中国书法史学者刘涛对本刊解释说,这时因为“王羲之是魏晋书风的受益者,也是新体书法的集大成者和完成者”。在重视门阀名望的魏晋时代,留名青史的人许多出自名门,王羲之也不例外。琅琊王氏是两晋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其祖父官至尚书郎,父亲官至淮南太守,伯父王导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马睿的丞相。出身名门,他的家学背景成就了他日后的书法才艺,王氏家族在当时一向被人称为翰墨之家。而王羲之的书法启蒙老师卫夫人出自河东安邑卫氏,西晋时卫氏的卫瓘、卫恒父子也都是有影响力的书法家。16岁时,王羲之转师叔父王廙,后者曾担任过晋明帝的书画老师。按照王廙《孔子十弟子图》题,那时少年王羲之已经展露出“书画过目便能”的天赋。所谓“集大成者”,是因为王羲之吸取了汉末善草书的张芝,和魏国善行书、楷书的钟繇的长处;所谓“完成者”,是指王羲之经过革新将“钟张”两人擅长却还带有古老隶书遗意的楷书、行书、草书,全面推向新面貌。

魏晋书风的发展也带来新的审美价值:汉魏之际群星闪耀,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精神气候里,文字书写也不再仅仅是书面交流的文字形态,而是文人用以“寄兴”的手段,用来表现“风度”的凭借。

《兰亭序》尤为明显,虽是一篇山水游记散文,生动形象地记叙了这次集会的盛况和乐趣,却也抒发了盛事不常、人生短暂的感慨。实际上永和九年三月,东晋殷浩率领的北伐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战事正处于关键时刻。对于王羲之等人而言,此时东晋内部,殷浩、桓温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北伐战争正朝着不利方向发展。对于王羲之的挚友谢安、谢万兄弟来说,代表谢氏家族利益和名望的从兄安西将军谢尚,在前一年出师之前即大败于张遇,晋军死者一万五千。

当时东晋全境都笼罩在这种战争气氛之下,兰亭集会的名士们尽管在曲水之畔吟诗醉酒,但在他们心中,必定还有沉重不安的一面。在魏晋这一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动荡的时期,在旷日持久的混乱中,整个社会都在生死线边缘挣扎,浓厚的死亡意识笼罩这一时代。旧的虚幻群体彻底解体,昔日士大夫们赖以依存的儒家思想全面崩溃。玄学兴起,玄学家们致力于“援道入儒”,力图把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建立在道家自然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上,成为魏晋士大夫的精神寄托。在玄学盛行、崇尚清谈的东晋,王羲之反对“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可谓独树一帜。

王羲之文中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围绕《兰亭序》的话题自此不绝于耳,千古之下,这篇短书反而进入不朽的序列。

宋 匿名《萧翼赚兰亭图》(故宫博物院供图)

 

入葬昭陵

不过在唐朝之前,《兰亭序》书法并无盛名。《世说新语》引录过《兰亭序》文,异名《临河叙》,人们只闻其文,不知其书。兰亭书法真正为世人推崇,是在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真迹之后。

“贞观之治”下的唐太宗清楚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他设“秘书图籍”,购天下书。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极其痴迷,当年他下诏购求王羲之书法,所获甚多,达两千多纸。

据说王羲之写完《兰亭序》后,对其珍爱备至。王氏世代相传,传到其七世孙智永和尚手里。智永圆寂前,将《兰亭序》交给弟子辩才,按照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记载,辩才把《兰亭序》当作至宝,在永欣寺方丈屋子的房梁上凿了个洞收藏《兰亭序》。唐太宗从名臣魏征那里听说《兰亭序》在辩才那里,便先将辩才和尚请到长安,礼遇有加。辩才坚称“坠失不知所在”,太宗遂将辩才放归山林。如此三番,辩才“靳固不出”。

唐太宗后来派监察御史萧翼扮作书生设计赚取,萧翼去越州永欣寺,终日与辩才喝酒、下棋、弹琴、论诗文,两人愈加熟络后,辩才亲自登上扶梯,从屋梁取出兰亭真迹,给萧翼观赏。随后趁辩才不在家时,萧翼取得《兰亭序》献于唐太宗。后人对何延之记述的扑朔迷离的情节半信半疑,认为以太宗之贤,不必盗窃《兰亭序》。

尽管历史记载“萧翼赚兰亭”的过程情节有异,但故事的结局是一致的:《兰亭序》真迹经过种种周折,最终被唐太宗作为陪葬带入昭陵。按照何延之的说法,唐太宗临终前,对太子李治说,想让儿子在他死后将《兰亭序》真迹殉葬昭陵,以便他在地下也能随时欣赏,李治照办。但唐人刘餗所记《隋唐嘉话》中,是褚遂良奏请李治,将兰亭真迹随葬昭陵。

五代后梁时期,统辖关中的节度使温韬是位著名的“盗墓贼”,在任7年,挖开过大量唐代帝陵,包括昭陵。宋欧阳修《新五代史》记载,温韬曾亲自沿着墓道下到昭陵墓室中,见到墓室东西两厢布列石床,床上放有石函,函内装着铁匣,匣中所藏,全是前世图书,包括钟繇、王羲之的纸墨,笔迹像新的一样,“其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于人间”。

欧阳修文中所谓的“钟王纸墨”,是否包括《兰亭序》?温韬的外甥郑玄素做了肯定回答。温韬死前将盗墓得来的诸多纸墨传给了郑玄素,此人南迁后隐居于庐山青牛谷,“高卧四十余年,采薇食蕨,弦歌自若,构椽剪茅于舍后。汇集古书始至千余卷”。宋人《江南余载》记,进士舒雅,曾听他的老师郑玄素回忆,说自己当时也参与了昭陵盗墓,“尝入昭陵,见太宗散发,以玉架卫之。两厢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钟、王墨迹,《兰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间,不知归于何所”。

《兰亭序》由晋到唐,在唐太宗的推崇下影响力不断增大,也得到了更多书家的认可。与日俱增的影响使王羲之被日益神化,“贞观、永徽以还,右军之势,几奔天下”。王羲之“书圣”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与此同时,作为王羲之得意之作的《兰亭序》,也就这样奠定了“天下第一行书”的地位。

《帝王名臣像册》之王羲之像(故宫博物院供图)

 

临摹最多的单篇法帖

在被世人不断追捧与神化中,《兰亭序》逐渐成为后人学习行书的最佳范本,如今它依然是被翻刻和临摹最多、流传最广的单篇法帖。

现今传世的28行、324字《兰亭序》帖本,虽化身成百上千,但都来源于同一个祖本,即唐太宗内府所藏真迹。唐太宗独爱《兰亭序》,“宝惜者独此书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赏”。不过唐太宗太爱《兰亭序》了,死后将真迹殉葬昭陵。

到了宋代,多位皇帝都把临摹、收藏和翻刻《兰亭》当成帝王生活的一部分。宋太宗善书,写过前人诗句:“不到兰亭千日余,尝思墨客五云居。曾经数处看屏障,尽是王家小草书。”他甄选内府所藏历代名人法书篆刻的《淳化阁帖》中,仅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就独占一半。宋徽宗在王维画的《兰亭图》上书写唐人何延之的《兰亭记》。宋高宗钻研二王,专精兰亭,将内府藏《定武兰亭真本》摹刻禁中,一时间,朝野唱和,临摹兰亭蔚然成风。

宋代文人书家也加入到收藏、传拓兰亭的胜景之中。唐时期,临摹墨迹存世还不少,到了宋,广为流传的则为各种拓本。这种将纸紧覆在刻石上,用墨印刷出文字的传拓方式成为此后《兰亭序》墨迹的主要传播方式。元人赵孟頫说:“兰亭帖,当宋末南渡时,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宋人藏兰亭拓本百种以上,但如今百不存一。

到了明、清两代,书家把临摹《兰亭序》作为学习书法的主要门径,出现了更多按照自己理解临写兰亭的版本,由于书体用笔各有所长,明人董其昌说,“兰亭无下本”。董其昌有关兰亭传本的鉴藏及临写对乾隆影响很大,乾隆将收集到的八种有关兰亭的本子刻于八根石柱上,史称“兰亭八柱”。

千年过后,《兰亭序》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幅书法作品,更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一件失传的作品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著名的作品,是因为唐太宗生前曾命人临摹过数本兰亭,高水平的摹本成为后人鉴赏研习《兰亭序》最珍贵的范本,其中冯承素摹写的“神龙本”被认为是存世最佳兰亭摹本。

冯承素由于“笔势精妙,萧散朴拙”,曾任唐太宗供奉搨书人,也就是皇帝身边的搨书人。唐太宗曾将《兰亭序》真迹拿出来命他临摹,并将摹本赐给皇太子、诸王、近臣欣赏研习,人们所说的“神龙本”,就是这个被唐中宗加盖“神龙”年号印的冯承素摹本。此本至今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几年前曾专门办过兰亭大展,将故宫及全国各博物馆收藏的兰亭临摹和拓本集合展出,相互比较。

相比于照原本直接仿写的临本,摹本是将待摹纸张覆盖在原本上,依照透过来的字影进行勾描,所以更能保存和反映原本风貌,被称为“下真迹一等”。冯承素将《兰亭序》“破锋”“断笔”“贼毫”的字摹写得细致入微,原本中增损涂抹的字迹也在“神龙本”中显现出先后书写的层次,用笔俯仰反复,笔锋尖端锐利,既保留了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有自由临写的特点,这才使得如今人们依然可以通过“神龙本”追踪王羲之当年的书写动作和笔势。

为何从古至今人人都学《兰亭序》?刘涛说,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书风变化,第一次发生在汉朝,隶书取代小篆成为正体,东汉后期,隶书的俗写体衍生出行书和楷书,进而引发了第二次书风变化,随着宽幅的纸张取代了狭长的竹木简牍,楷书取代隶书的正体地位,魏晋两百年间,形成了楷书为根基,行书、草书为时尚的魏晋书风。

“魏晋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主流书风就是延续魏晋书风,且日常用的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三种书体。王羲之充分表达了这三种字体的艺术感和书写感,直至今天我们认为美的楷书、行书、草书,都源于王羲之的书体。”刘涛说。

在书法史上,自魏晋以来,有多位书家曾被尊为“书圣”,王羲之是最晚获得“书圣”称号的书家,但自此之后,“书圣”成了王羲之的专称。

元钱选《王羲之观鹅图》

 

父誉其子

不过正是《兰亭序》的流行,掩盖了王羲之其他书作的光芒。

当年与《兰亭序》一同随唐太宗葬入昭陵的,还有王羲之的原迹刻石小楷《乐毅论》。实际上南朝、唐朝文献记载的王羲之名迹都是小楷,多是他抄写前人的文篇。盛唐时期,张怀瓘《书估》提到人们看重王羲之的楷书,“但得成篇,即为国宝”。唐以前,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于隋朝写下跋文时说:“《乐毅论》者,正书第一。”唐太宗时,褚遂良鉴定御府收藏的王羲之书迹,录有《右军书目》,正书前三卷分别是《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也将《乐毅论》列为第一品。

唐太宗对《乐毅论》,一如他对《兰亭序》一样珍重,命冯承素摹写,赐与近臣。唐人记载,此后《乐毅论》真迹一直存于内府,直至唐中宗之后的几年间,被太平公主带出宫,后太平公主被赐死,《乐毅论》真迹下落不明。待徐浩《古迹记》中所记玄宗御府藏王羲之正书,已无《乐毅论》,故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

按照沈括《梦溪笔谈》所记,王羲之其他真迹皆以纸素传世,只有《乐毅论》是王羲之“亲书于石”。《乐毅论》原迹刻石与《兰亭序》真迹一同随唐太宗葬入昭陵,温韬盗发昭陵时复传人间,宋真宗时被越州知州高绅收得,传给了儿子高安世。沈括在高安世家中亲眼见过原迹刻石,“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高安世死后,刻石消失。沈括最后写道:“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

王羲之的草书同样出色。西晋时,草书还处在章草时代,卫瓘的“草稿”别具一格,流便的笔势突破了章草的“绝笔收势”。其后,王羲之进一步发挥了连属流贯的“纵引”笔势,字与字之间笔画牵引,出现了两三字连写的字群结构,从而告别了旧体章草,人称“今草”,书风沿用至今。

之后的书法史上,有可能超越王羲之的只有他的儿子王献之了。

中国书法史学者刘涛(宝丁 摄)

 

刘宋时期的虞龢不仅将钟张比作“古质”,二王比作“今妍”,又说二王“父子之间又为古今”。虞龢还说,“献之始学父书”,而献之“笔迹流怿,婉转妍媚,乃欲过之”。在刘宋时,王献之的书法比王羲之还要“今妍”,到了齐梁时,人们又把“今体”的专利权还给了王羲之。不过羲献父子的书法竞赛并未结束,到了唐朝,王羲之揽得“今体”美誉,王献之赢得“创造破正”“破体”之功,各得其位。张怀瓘在《书议》中说:“逸少(王羲之)秉真行之要,子敬(王献之)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早在王献之七八岁时,王羲之就曾预见到儿子的潜力。虞龢《论书表》记载:“羲之为会稽,子敬七八岁学书,羲之从后掣其笔不脱,叹曰:‘此儿书后当有大名。’”王羲之以掣笔不脱,判断献之“后当有大名”,这是书法史上父誉其子的典型,流传很广。这故事有双重含义,既显示王羲之的先见之明,又说明王献之幼年习字用功,必成名家。一般认为,王献之把笔紧,所以掣而不脱,但在明嘉靖朝独领文坛的书学家王世贞另有解释:“此有力也,非苦紧也。”

(参考书目:《魏晋书风,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札记》,刘涛著;《兰亭的故事》,故宫博物院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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