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坚鞋厂流水线上的女工

摄影/黄宇

工业园出海

当地时间11月22日早上5点50分，太阳尚未升起，气温降到了10℃——一天当中的最低点，华坚国际轻工业城被准时响起的铃声唤醒，1000多名工人从集装箱搭建的临时宿舍里钻出，半个小时后，所有人被集中到一起，列队成阵。在埃方和中方干部的口令下，方阵开始原地踏步、转向、齐步跑，“一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口号声与凉鞋拍打地面的嗒嗒声混杂在一起，整个厂区很快变得嘈杂无比。

参加晨训的是来自吉马工业园（吉马是埃塞俄比亚西南最大城市，今年6月，华坚集团接管了吉马工业园）的1000多名新员工，加上近200名中方干部和160名埃方干部，所有的方阵都由中国干部排头领跑，62岁的张华荣也在其中。作为华坚集团的董事长，晨训是他引以为傲的一项制度，一周四次，不仅是为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训练工人们的配合服从意识，还有手脚协调能力——这是流水线工人必备的能力，不少试用期的埃塞员工因此被淘汰。

从吉马工业园来培训的埃塞工人参加晨训，中方和埃方干部一起领跑

埃塞工人在生产车间内做队列训练，锻炼大家的协调能力

在埃塞俄比亚，能组织如此规模晨训的工厂，除了华坚找不出第二家。张华荣特地邀请我们前往华坚国际轻工业城观看了这场活动。工业城位于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下简称“亚的斯”）西南的拉布区，2015年开工建设，占地138公顷，大片的土地已经被平整，车从园区的路上开过卷起漫天灰尘。目前园区内只有华坚自己的鞋厂已经投产，但按照规划，建成后的工业城将是一只巨大的“女靴”，轮廓是“中国长城”式的围墙，内有状似中国版图的“中国湖”，专家楼、职工楼一应俱全，里面的工厂将会为埃塞创造3万～5万个就业岗位，创汇20亿美元。

20分钟跑下来，上了年纪的张华荣还算轻松，但偶有瘦弱的埃塞女孩跑出了队伍，躲到集装箱背后不停地喘气。跑操结束后，张华荣开始演讲。他个子不高，说话带有赣腔，语气坚定。一名阿姆哈拉语翻译和一名奥罗米亚语翻译将张华荣的话传达给工人。他说，吉马和40年前中国的很多城市一样，贫穷、落后，没有工业，但他相信，10年或20年后，在吉马培训的第一批员工当中会有人成为老板、高级管理干部，就像他们身边的中国干部曾经做到的。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工人们的头顶轰鸣而过，巨大的噪声几乎盖过扩音器里张华荣的声音。30多公里外的亚的斯博莱国际机场是东非乃至非洲大陆最重要的航空枢纽之一，对埃塞俄比亚这个内陆国家而言，繁忙的机场和航路正是它过去十几年来经济发展的最好写照。

8年前，张华荣也是在博莱国际机场落地，他顶着“中国女鞋教父”的名头，从中国制造之都东莞来到埃塞俄比亚。当时他对埃塞的了解仍十分有限。这个位于非洲之角的国家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曾数次击退侵略者的军队，是非洲唯一一个未被殖民过的国家（除了1935至1941年曾被意大利短暂占领过），被誉为“黑人最后的堡垒”。在皇帝孟尼利克二世和海尔·塞拉西统治时期，埃塞开始学习西方，变革政制，引进科技，不过早期的现代化努力终因战争和政权更替而搁浅。现在有人把埃塞比作“非洲的中国”，如果从近代史的角度，这个说法还算贴切。到上世纪90年代，埃塞俄比亚结束多年内战，军委会独裁统治被推翻，新的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建立，经济体制开始松动，新世纪的埃塞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张华荣到访埃塞的缘起就是埃塞时任总理梅莱斯的邀请。2011年，梅莱斯到深圳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时特地接见了张华荣，邀他去埃塞考察。那次考察回来后两个月，华坚正式宣布入驻东方工业园，从而成为东方工业园内最大的一家企业。

埃塞工人在华坚拉布鞋厂的院子里踢球

晨训后，张华荣和工人们一起吃早餐

东方工业园是埃塞第一个工业园，项目一期占地超过3000亩，位于奥罗米亚州的杜卡姆镇，与亚的斯相距30公里。奥罗米亚州与亚的斯的地理关系，就像河北省与北京市，首都被地方州紧紧包裹着。从首都驱车，出城不久，就是亚的斯至阿达玛州的高速公路（这是埃塞首条高速公路，全长80公里，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建），半个小时就到杜卡姆镇，从出口下高速，东方工业园鳞次栉比的厂房就到了跟前。作为埃塞第一个工业园，东方工业园被埃塞政府寄予厚望，时任总理梅莱斯当时派了一个处长级的干部常驻工业园，还每两周抽出两小时专门听取工业园的汇报，后来工业园被中国财政部和商务部确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

埃塞政府当年在中国媒体上发布招标广告，应者寥寥，最后江苏永元投资有限公司中标，其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私有公司全面负责工业园的运营管理。如果从2009年正式开工算起，东方工业园刚好走过了10个年头。这10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就是埃塞俄比亚工业化的历史，而在其中，中国企业家扮演的角色如此重要，以至于连“埃塞俄比亚工业之父”的荣誉都授予了一个中国人——2017年9月1日，埃塞政府授予张华荣这一称号。

东方工业园内，清洁工人正在清扫路面

“候鸟”南飞

张华荣1958年出生于江西农村，上世纪80年代从开小作坊做起，后来创办华坚集团，一手打造了一个庞大的鞋业帝国。他的身上带有太多老一辈企业家的特点，精力充沛，讲话直来直去，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和领导人合影的照片。但在埃塞开工厂，即使不认同他做派的人也承认，华坚的确下了真功夫。

张华荣2011年到东方工业园考察是龚芬妮接待的，彼时也正是后者焦头烂额的时候。龚芬妮上世纪80年代随丈夫赴美留学，后来和在联合国工作的丈夫转徙于异国他乡。她在2010年加入东方工业园，负责招商引资。她告诉我，当时埃塞的工业部长经常就在办公室等着接待中国企业，但每次见完一拨，过段时间就会问她：“芬妮，上次送我围巾的那个人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来？”龚芬妮常被问得不好意思，招商一年多时间，几乎没有企业留下。

实际上，2011年的时候，张华荣来非洲建厂的动力也不强。华坚集团当时在国内的日子过得算不错，且处于增长曲线上，而环顾国内制鞋行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劳动力、地租等成本虽有上升，但制鞋工业上下游配套已然成熟，出海入非并不是一个优先选项。尽管如此，总理的邀请仍然发挥了作用，张华荣的入驻对东方工业园也是一剂强心针。在那以后，大小领导来访，园区都会径直把他们带到华坚的鞋厂参观。张华荣当然也有自己的算盘：“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我们称为候鸟产业，冬天到这里，夏天到那里，哪里的劳工便宜就会往哪里迁徙。”而且女鞋的生产工序比运动鞋和男鞋要复杂得多，光种类就可以细分为密鞋、马靴、凉鞋、休闲鞋等，款式更是多样，这注定了自动化机器难以取代手工，流水线对劳动力的需求至今仍然强劲。

再看看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人口总量超过1亿，仅次于西非的尼日利亚，而且年龄结构非常年轻。埃塞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主要粮食作物叫作苔麸（teff，制作埃塞主食“英吉拉”的原料），每年7月份播种，11月左右收获，一年只种一季，接下来的漫长时间里，大部分埃塞人无事可做。在实业家的眼里，这些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华坚在东方工业园的杜康鞋厂目前一共有5条生产线，2000多名埃塞工人，车间内90%以上都是当地工人，现在每月的员工流动率仅为1%，工厂5年以上熟练员工占比过半。杜康鞋厂的管理负责人胡宜衡去年一年几乎没有招人，前段时间，他想招5个工人，到工业园门口一招呼，将近200个人报名。东方工业园附近有两个市镇——杜卡姆和塔博尔赞提，这两个地方有超过60万人口，而工业园只有不到2万个就业岗位——现今在园区大门口，每天都有年轻男女等着工厂出来招工。

胡宜衡告诉我，经过8年的培养，埃塞工人的整体生产效率达到国内工人的70%～80%，但他们的平均工资一个月仅3000比尔（折合人民币七八百元），只有国内工人工资水平的五分之一左右。埃塞另一项重要的比较优势是，非洲国家出口到欧美的女鞋是零关税，这一数字，中国为20%，东南亚国家为8%。仅关税和劳动力这两项，就为华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大幅降低了成本。胡宜衡拿着一双出厂价为79.99美元的Naturalizer（娜然，美国女鞋品牌）牌正装凉鞋告诉我，这双鞋在埃塞生产出口的成本要比在中国低5美元——这对利润空间本就不高的代工行业真不是个小数目。杜康鞋厂的工人们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6天，一年生产150万双鞋，所有的鞋都会被装入集装箱运往海外，以几十到几百上千美元不等的价格，在欧美商店里出售。

亚的斯亚贝巴新建的城市道路，附近村庄的年轻人喜欢待在现场观看施工

回顾东方工业园的招商引资史，龚芬妮说，真正的拐点是在2014年。一方面，埃塞解决了工业园土地无法交易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内制造业成本开始加速上涨——出海，成为了越来越多企业的求生之选。改变也发生在埃塞工业部长的办公室。龚芬妮告诉我，2014年之后，部长不再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等中国企业了，他开始挑选要见的企业。此后两三年里，超过80家企业驻满了东方工业园，从纺织服装、皮革制鞋，到建材、机电、汽车等等，不一而足。2015年，埃塞政府开始兴建自己的联邦政府工业园，龚芬妮看见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索性离开了东方工业园，出来创办了“投资埃塞”的公众号，并为前来埃塞投资的中国商人提供咨询服务。

“中国到非洲的企业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做工程的国有企业；第二类是贸易企业，非洲进口的产品60%～80%来自中国，所以这是很大的一块；第三类就是华坚这样的民营制造企业。”张华荣说。由于埃塞政府禁止外企从事贸易，因此在埃塞，主要是国企和制造业民企。龚芬妮估计，在埃塞的中国企业已有近700家，其中大部分都是民企。

华坚已经将生产重心转移到埃塞俄比亚。“华坚在国内的工厂，2015年最高峰的时候有2.8万人，现在只有3000人，而且每年还会下滑，因为劳动力、关税、综合管理成本等问题，我们在国内的经营状况确实不好，而且美国的客人也希望我们走出去。”张华荣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蜂拥至东南亚、印度等地后，未来的10年，非洲是最后一块洼地。

帝缘陶瓷厂生产线，昼夜不停，每天可以生产6万平方米瓷砖

市场的诱惑力

与张华荣对廉价劳动力的关注不同，埃塞帝缘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晓波更看重埃塞本地市场。2015年12月，王晓波从坦桑尼亚考察结束回国，在博莱国际机场转机，顺道去周边转了一圈。3个月后，占地300亩的瓷砖厂就在东方工业园破土动工了。埃塞吸引他的除了超过1亿的人口规模，还有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4至2014年间，埃塞俄比亚年均GDP增长率高达10.9%，一直位居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行列。而且，埃塞高原盛产烧瓷必需的高岭土，这能为工厂省去一大笔运输费用。王晓波的小舅子杨权雷带我们参观了工厂，他介绍说，工厂现在80%的原料都采自当地，只有化工原料需要进口。帝缘陶瓷厂的流水线24小时昼夜不停，每天能生产6万平方米的瓷砖，足以满足埃塞全国瓷砖市场的需求。

帝缘陶瓷的总部在亚的斯市区的“W”大楼。“W”是帝缘的品牌标识，在亚的斯市区的交通要道、贫民区的墙壁和建筑工地都能看到它的踪影。我们在“W”大楼见到了一身正装的王晓波，42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做生意也多少有些温州人的性格，“看中了的就把它买过来”。帝缘陶瓷的母公司叫荣光集团，总部在温州，本业是做鞋，涉足陶瓷行业是因为王晓波一次和朋友聊天，听说湖北有个陶瓷厂不错，股东想要退出，就出手把它买了下来。这是2012年的事。买过来两三年后，国内房地产开始调控，加上基建放缓，环保政策收紧，瓷砖行业迅速入冬，工厂纷纷关停。因为收购时对员工有不裁员的承诺，王晓波只能另寻生机，把目光投向了外部市场。

王晓波的工厂进入埃塞后，很快取代了原本从印度、中国等国家进口的瓷砖，把市场价格降低了一半。“以前可能埃塞的普通人家都用不起，或者用得很抠，和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家庭一样，只在少数几个必要的区域，比如厨房、厕所才贴上瓷砖。价格降下来后，更多人家能用得起了。”王晓波说，外汇紧缺的埃塞政府原本只欢迎华坚这样的出口创汇企业，后来认识到瓷砖厂给他们节省了外汇，也开始予以支持。

亚的斯亚贝巴正在建设中的高楼大厦，工地围墙外聚满了小摊贩

瓷砖进家入户的过程，对王晓波来说正是一个了解埃塞的过程。埃塞俄比亚的宗教信仰十分多元，它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信仰基督教（其中又分为埃塞俄比亚正教、新教和天主教），同时也拥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还有部分人信仰原始宗教。“比如穆斯林喜欢带有伊斯兰特殊图腾和花纹的瓷砖，还有基督教和其他不同的族群也都有自己的偏好，我们要把订单拿过来做针对性的设计。”

王晓波的销售网已经基本覆盖整个埃塞，占据了市场最大份额。不过，日子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政局动荡，埃塞这两年的经济增长陷入低谷。王晓波告诉我，现在帝缘陶瓷的库存已达到200万平方米——他承认自己高估了埃塞市场的增长。如今在亚的斯，建了一半后无人照管的大楼四处可见，有的是因为老板资金链断了，有的是缺少外汇，建材迟迟进口不过来。就在“W”大楼隔壁，一栋七八层的大楼，从王晓波搬来至今快4年了仍未完工，而他们在东方工业园300亩地的工厂已经投产了近3年。

不过王晓波似乎并不担心。他刚刚去了沙特，计划在那里建设一座新的瓷砖厂，一共4条生产线，设计产能每天10万平方米，总耗资1.7亿美元。包括沙特在内的多个中东国家目前正对中国瓷砖进行反倾销制裁，最高税率提高至75%。中国本是沙特最大的瓷砖进口国（2013至2016年），但这一位置在2017年被印度取代。“所以我们就直接在那里建厂，而且沙特阿拉伯也在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开始搞工业化，招商引资。还有，随着中东地区的战争结束，比如叙利亚的战后重建，整个中东市场对瓷砖的需求应该会有一个大的增长。”加上2018年王晓波在柬埔寨收购的一家瓷砖厂，他即将在埃塞俄比亚、柬埔寨和沙特拥有三家工厂，产能预计达到每天30万平方米。原本只是集团副业的陶瓷板块如今已经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增长极。王晓波告诉我，他的目标是再找两个国家建两三个工厂，当总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我也就可以退休了”。

区政府官员参观华坚国际轻工业城的规划模型

中国老板，埃塞工人

时间倒流二三十年，中国的工业环境与如今的非洲有很多相似之处：大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高速增长，不断变化的制度，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充满了商机。当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来到非洲，他们多年训练出的商业性格再次找到了用武之地。无论是老一代企业家张华荣还是“温二代”王晓波，做事都是雷厉风行，果决大胆，他们到埃塞考察了一次就拍板，几个月后工厂便破土动工。高效，灵活，敢于冒险，让中国企业家很快在埃塞赚到了第一桶金，但如何与当地社区和工人打交道，是一个需要他们摸索的课题。

华坚目前是在埃塞雇用工人最多的中国企业，加上吉马工厂，总共有近6000名埃塞工人。张华荣的目标是到2030年，为非洲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张华荣半开玩笑地说，他认为凭借自己的这一成就，应该要拿个诺贝尔奖——尽管他还没想过6个奖项要拿哪一个。华坚前后选送了500名埃塞员工分四批前往中国学习培训，这些人相当一部分被其他企业作为埃方干部挖走。晨训时担任翻译的“广州”和“上海”，以及胡宜衡的助理“辽宁”就是华坚树立的三个典型。他们三人是工厂里中文说得最好的埃塞人，同时也获得远高于车间工人的报酬。

29岁的“上海”在埃塞最好的大学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毕业后加入华坚，已有8年。他家里有6个姐姐，父亲从军队退役后开了一家商场，把他送进了大学。“上海”去赣州华坚科技学校培训回来后得到提拔，从车间工人成长为拉布鞋厂的人力资源部主任。“上海”结了婚，有两个小孩，住在亚的斯，组建了一个典型的埃塞中产家庭。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讲话的方式也是华坚的标准。他告诉我，在中国，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团结一致”，他也相信，只要团结，埃塞也可以取得像中国一样的成就。

胡宜衡是最后一批受训埃塞员工的教导主任，初中毕业的他是张华荣从工厂里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如今位至华坚杜康鞋厂副总经理。在赣州华坚科技学校，胡宜衡看到“笨手笨脚”的埃塞工人，想起了自己刚进工厂时挨过的骂。其实送去培训的不少学员都和“上海”一样学历不低，初中生带本科生，胡宜衡用的都是土办法。他让埃塞员工从叠纸飞机叠花做起，逐渐掌握流水线生产需要的协调能力，后来他跟这批学员一起到了埃塞。在埃塞，不同的族群、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对初次出国的他来说都是陌生的。胡宜衡记得，以前穆斯林员工提出，希望在工作日留出祷告的时间，工厂没有答应，但后来在斋月期间允许穆斯林工人提前下班，同时单独安排进食时间。他说自己在埃塞待得越久，越明白尊重和沟通的重要性。5年前刚来工厂时，他到哪儿都要带着翻译，现在已经可以用英文去和当地员工沟通了。

如今在东方工业园的园区办公室有一个政府一站式服务中心，除了海关、税务外，最重要的就属负责处理劳资纠纷的官员。园区内除了常规的安保队伍，还驻扎了一个21人的联邦警察小队，持枪巡逻。在各大工厂里，劳资纠纷都属家常便饭。王晓波的瓷砖厂也不例外，但他倒是云淡风轻，他说自己在温州就见惯了本地工人和外商的矛盾。王晓波以前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汽车销售店，村里人找过来强行要求给他们搬车，王晓波愕然地问：“汽车怎么搬？”但对方就是不管，最后只能每辆车给50元钱打发走了这些人。再比如从厂里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或者聚众围堵外资企业，吃拿卡要，如今发生在埃塞的事情早年在中国同样发生过，王晓波觉得不足为奇。“他们刚从地里出来到了工厂，其实还是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我们进来是第一批，这是机会，但是帮助埃塞人完成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变，这个成本肯定也需要我们去承担。好事哪能全部让你一个人占了，顺风顺水的话大家就都来埃塞，哪轮得着我们。”

在埃塞的中国工厂或多或少都遇到过罢工，张华荣体会尤深。龚芬妮记得，华坚第一次遇到规模性的罢工大约是在2013年，当时因为埃塞工人生产效率低，为了赶工期，杜康鞋厂常要求工人们加班，最后遭到埃塞工人的抵制，他们每天到下午5点就集体走出工厂以示抗议。罢工的原因各种各样，有的是因为内部管理的矛盾，有的则是由外部社会环境变化激起。2019年年初，华坚拉布鞋厂再次遇到工人大罢工，在劳资诉讼中，华坚的埃塞律师帮公司赢得了官司。埃塞工人群情激奋，闯进了中方员工的居住区，要找躲在里面的埃塞律师要说法，张华荣讲话时话筒都被夺走，前来维持秩序的警长也差点被围殴。张华荣一口气裁掉了拉布鞋厂所有埃方员工，近2000名熟练工人。为了如期交货，生产了一半的鞋子不得不用集装箱运回国内的工厂加工，给华坚造成巨大损失。

在埃塞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当中，张华荣看似风头无两，头衔甚多，但在华坚内部，他有时像是一位喜怒无常的帝王，常常当着客人的面不留情面地训斥下属，对团队暴露出的问题，丝毫不会轻易放过。他不仅要把关几百上千万的投资项目，连厂区Wi-Fi取名、后勤食材的采购，张华荣也时常过问。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他更加小心翼翼地掌控着华坚这艘巨轮，但当它驶入异国的海域，一切变得更加变幻无常。

迷雾重现

张华荣有次邀请我们和中国农机院的专家共进晚餐，饭桌上，那位专家建议张华荣在吉马工业园做一个屠宰厂，投资小，利润高，却被他一口回绝。张华荣说自己上了岁数，要给子孙后代积德，不愿意做屠杀生灵的生意。“牛肉我们吃，宰牛的事让别人去做。”

关于屠宰厂，我们在埃塞期间听到了另一个故事。2014年，中国国内阿胶价格疯涨，原料供应严重不足，一家叫作“山东东”的公司到埃塞寻找驴皮。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2015年，埃塞驴的数量已至843万头，稳坐世界养驴王国的头把交椅。龚芬妮说，“山东东”原计划在埃塞买驴皮，再将驴皮粗加工后出口到中国制造阿胶，但投资局高层领导建议他们开办屠宰厂，这样可以把埃塞人不吃的驴肉一起卖了以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山东东”采纳建议，决定将驴肉卖到越南，驴皮运回中国生产阿胶。

当时“山东东”找到了东方工业园想租厂房，龚芬妮和几位同事讨论后认为，这个项目不能上，原因很简单，毛驴在缺乏交通工具的埃塞人眼中等同“圣物”，埃塞民间有句谚语，“没有驴的农民自己就是驴”，杀驴者会被视为凶手。但在投资局的支持下，“山东东”取得了屠宰厂的投资许可证，项目预计每天屠宰200头驴，雇用当地200个工人，所有产品出口国外。与东方工业园没有谈妥，附近的Bishoftu市市长却鼎力相助，批准了1.5万平方米土地给“山东东”。然而，工厂建成投产不到半年，2019年8月，在当地民众的激烈反对和抗议下，“山东东”不得不宣布变卖在Bishoftu市的屠宰厂。

近两年，埃塞投资环境的复杂化是每个受访的企业家都提到的感受。11月19日下午，华坚邀请工业城所在的区政府各部门官员参加了一场座谈会，工业城的土地拆迁问题是主要议题。张华荣在会上讲述完自己白手起家创立华坚的故事后，话锋一转，他提出，希望政府3个月内解决工业城土地上所有住户的拆迁问题——签订协议6年过去，工业城的土地上仍有不少村民没有搬走，这极大地阻碍了工业城的施工建设和招商引资。区政府的官员们则打起了太极，要求华坚先按流程提交申请，包括拆迁安置的详尽数据和资料，然后答应尽力解决问题。张华荣不露声色，他说这些资料政府几年前就已掌握，不过他答应再让人提交一次。

座谈会后，区政府官员们合影后并没有转身离去，而是等着去领礼物，拿了雨伞，挑到合适号码和款式的鞋子后，大家满脸笑容地上车。看到这一幕，一旁的龚芬妮向我揶揄道：“这样送礼是最廉洁的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埃塞一直是公认的清廉指数很高的非洲国家，很多非洲国家的机场海关看见中国人都会索要小费，官员、警察到企业去敲诈也是常事。但在埃塞，这种事情以前极少发生。近几年，这种事情日益增多，企业苦不堪言，却又不得不送。

龚芬妮告诉我，这些年有不少国内的投机者跑到埃塞，通过炒地皮的方式很快发了财。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从政府手里拿地，然后从国内拉来工厂接盘。埃塞的地价和租金已经涨了好几轮，东方工业园最早一亩地3万元都难卖出，现在已经涨到了15万元一亩。龚芬妮租的一套小楼，10年前租金1.5万比尔，现在小区同等条件的其他房子已经涨到10万比尔。“房租现在涨得很厉害，有的房东会用美金来算，那每个月你交的比尔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是埃塞人，不能开美金账户，更不能把不断贬值的比尔存起来，就只能买房子。”

2014年之前，在埃塞注册公司的门槛实际只有5000美元，外国人只要拿着护照去投资局填几份表格，几个小时后公司就注册成功。于是中国人开始大量注册空壳公司，因为这样可以拿到当地ID，获得签证便利。在那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埃塞新增了五六百家中国人注册的公司。等到第二年，埃塞政府才发现实际运作的公司只有100多家，其他400多家都是假公司，这才反应过来，将外资公司的注册门槛提高到了20万美元。

新一代的年轻企业家也在埃塞寻找着自己的生存空间，李鸣（化名）是“80后”，一口流利的英文让他更容易融入本地人的圈子。他在埃塞办了一家主打本地市场的塑料制品厂，其规模仅次于一家印度人的工厂。有趣的是，他对在当地办厂印度人表现出的竞争力赞不绝口，“他们管理很好，都是制度化的，把成本控制得也很低，我们从来不做印度人做的产品，跟他们搞差异化竞争”。他告诉我，以前去投资局办事至少前面会排三四个人，现在几乎是空无一人。这与龚芬妮的感受互为印证，她的投资顾问公司这两年的客人明显变少了。

大家都在期待明年大选后局势能够好转，但坏消息接连不断。就在11月21日，埃塞俄比亚的锡达玛地区举行了自治公投，两天后，埃塞俄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锡达玛成为第10个联邦自治州。近两年，地方各州反对势力风起云涌，今年6月，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州安全部队的派系发动政变，枪杀了该州州长和一名高级顾问，随后还在首都刺杀了埃塞俄比亚国防部队参谋长。持续动荡的政局给埃塞的未来投下了一层阴影，中国企业家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离开埃塞的前一晚，我们再次见到了李鸣，他刚去了一趟埃塞的邻国肯尼亚回来，准备在肯尼亚投资一家塑料制品厂，考察了肯尼亚的环境后，他对埃塞的现状更加悲观。5年前他到亚的斯亚贝巴时，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没有多少高楼大厦，却干净、平和，人民友善的城市，如今他不知道它何时能重回正轨。“但这个地方总是要发展的，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跟着一起挣钱，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陪着它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