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办公室外，持枪保安望着来往车流，这里危与机交织

 

摄影/张雷

“淘金”黄金城

有人说，南非是“非典型非洲”、曾经的准发达国家、美丽的“彩虹之国”。然而，当你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简称“约堡”），感受到的却是不安。每个人都告诉你要注意安全：这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城市，罢工抗议频发、华人易被打劫。提醒事项包括：只能住特定街区、晚上不要出门、白天出门不要背包、带包也放后备厢、不要带太多现金、不要在路上用手机……还有，车窗任何时刻都不要摇下。

快要到达位于约堡市中心的中国香港城（Dragon City Mall）时，我明白了关于车窗的叮嘱何来。距香港城还有1公里时，道路开始塞车，导航地图堵得发紫。每个红绿灯路口都有叫卖饮品、散发传单的当地人。大街上，停摆车辆像是一个个待宰猎物，被街边小贩、乞丐围堵问询。司机见状，默默摇上车窗。在香港城入口，我见到了第一把冲锋枪，然后是第二把，第三把……这些枪，让香港城不怒自威。

这一天是11月28日，感恩节，“黑色星期五”（黑五）前一天。香港城是约堡最大的商品集散批发市场，主卖中国小商品。往里走，像是误入了中国义乌的商品集散市场。老板多是东方面孔，卖着“Made in China”的衣服、鞋帽、首饰还有假发，地上散满包装纸和胶带，只是买家成了黑皮肤的当地人，他们推着车来往，在爆满的停车场中见缝插针地游走。

如果说南非的经济中心是在约堡，那约堡的商品经济中心，就在市区西边的香港城一带。这里全是批发市场，香港城外，还有写着中文字体的中国城、非洲商贸城等。其中，香港城规模最大，已修建六期，占地面积7万多平方米，有600多家商户，一年交易流水约有60亿兰特（约30亿元人民币）。华人卖家与黑人买家们在讨价还价中，每天贡献着上千万交易额。

“高峰时期，找停车位都得找一个小时。”香港城负责人说，这里每天早上8点开门，但常常4点到5点就热闹起来，中午1点后降温，下午3点左右人气散光。不少黑人买家忙着赶路回家，将货物带到周边各地乃至整个南部非洲。“黑色星期五”前夕，从约堡到比勒陀利亚的M1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堵车队伍有时长达数里。一路细看，可认出中国海信、茅台的广告牌。

约堡是一座黄金城，恩古尼语中，其名字即意为“黄金”。约堡在19世纪末期发现金矿，在“淘金热”带动下成为南非经济中心。自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上台以来，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国际制裁解禁。曼德拉最大限度地开放了自由市场，占人口比例超过80%的黑人的需求被释放，吸引大量前去淘金的中国人，形成又一波“淘金热”。

“因为南非物资很匮乏，所以很多东西需要进口。南非最缺的，恰恰是中国最强的。”南非当地一位华人商会会长说。南非最缺轻工业日用品，90年代初来淘金的华人，很多本是被单位外派，后来都自己做了，“价钱你完全想不到的”。比如进价1元钱的商品，从国内运来各项成本算1.5元，转手至少是3元，两三倍的价钱都是常事，有的甚至十余倍。该会长说，那时造就了不少华人富翁，“真是躺着都赚钱，无论你卖什么都赚钱”。

索韦托的中产阶级青年（视觉中国供图）

 

华人的“淘金热”持续到21世纪后。香港城建于2003年，由一个香港商人建立，首期投入三期，之后面积扩至六期。最大的一个华人卖家，一年交易流水能卖到10亿兰特。香港城负责人说，如果就商品细分品类，这里可能只有中国的1%，但这也足以让南非买空。一个中国商人甚至表示，生意最好时，他们在国内进货直接会问批发商有没有卖不掉的货，这些货转手价钱至少翻倍，“甚至两只左脚的鞋子都能卖掉”。

但这种传统商贸模式，正逐步走下坡路。约堡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从早期4万人增至40万人，卖货的利润也从原来的几倍，降至如今的一倍左右。“很多商家会讲的英文不超过100句，就会砍个价钱，来这儿就是为了做生意。”香港城负责人说，虽然规模最大，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认为传统商贸模式迟早要走下坡路。比如，最火时周边有十余家批发市场，现已减至四五家。几年前，香港城的总经理向老板建议：“国内电商那么火，要不要看看？”2018年，香港城成立电商平台DC Online，尝试转型做电商。

南非正迎来日益增长的电商市场。据World Wide Worx调查，2018年南非电商销售额同比增长25%，高于此前预估，未来3年电商销售额将翻一倍多。一位当地某电商网的中国商家甚至告诉我，今年的“黑色星期五”，他在某平台上的订单同比增长了10倍。

张鑫是中非跨境物流公司Buffalo的负责人，他最能感受到这种变化。11月28日，“黑五”前一天，张鑫的公司“爆仓”了。国内的货源，将离机场不远的分拣仓塞得满满当当，货架上都垒满货物。为此，他让公司十多名快递员停掉当天的配送，集中分拣舱内的货物，还雇了10个临时工，专门应对“黑五”。

上千平方米的分拣仓里，包装各式各样，有韵达、申通、圆通的，只是在快递签上方，被贴上Buffalo的条形码与标签。它承接着一些国内到南非的快递业务。这个“黑五”，它的业务增长了一倍多，高峰时每天要处理3700多个快递，90%来自中国。“今年绝对是电商爆发性增长的一年。”张鑫说。

“中国的所有阶段”

当地华人说，南非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并存的地方，“这里有着中国的所有阶段”。中国发展纵深的几乎每一个横截面，都能在此找到对应。香港城让我想起义乌，甚至前些年的北京大红门；约堡北部的桑顿区，是白人聚集的CBD，豪华公寓林立；距其10分钟车程的亚历山大，则是犯罪高发的黑人聚集区，铁皮屋成片蔓延。而北部省份，还存有老式黑人部落，牛羊成群漫步街上，由酋长们主导生活。

南非本地电商已兴，主打中高端人群。香港城自知无法竞争，在电商转型方向上想到了“网红”路线，通过网红引流，以及类似于农村淘宝一般的“农村包围城市”O2O模式，即在线下村镇设点，吸引人们从线上订货，香港城即从商家库存调货发货。

DC Online负责人樊为桥是个刚来南非不久的年轻人，此前在国内做电商，后来“国内没什么机会了”，从2017年开始往外跑。这种类似农村淘宝的电商模式，是他觉得“最经济的模型”。当他下到南非偏远村镇讲述这个模型时，对方都一脸茫然，“是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东西中国大妈都懂，但这边真没办法”。樊为桥说，南非很多偏远地区还呈现一种牛羊成群的状态，保留着部分游牧生活习惯，酋长对大小事务负责。

当地人不懂电商，却都知道香港城，这要得益于南非良好的基础设施。南非拥有完善的道路体系，约堡公路像一张密集的网，盖住了这座黄金城。做Buffalo物流的张鑫是上海人，计算机专业出身。他2002年第一次来南非，当时其家人在南非做着规模不小的生意，他过来帮助家人开发后台系统。这个上海的IT男发现，当时约堡比上海还发达，缜密的道路网络路况良好，跑着很多奔驰、宝马等豪车，“那时上海都很少”。

张鑫在堆满快递的仓库内

 

良好的路网系统，并未带来物流业的发展。直到今天，当地邮政妥投率仅为70%，快递配送时效是3～7天，一个件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跨境更是夸张，占南非进口零售品市场超过一半份额的中国商品，如果是走跨境物流，一个包裹要300元，耗时21～60天。用当地华人的话来说，南非快递是“高冷行业”：上门取件需双倍价，或注册公司账号。“我一年就寄这么一两次，你让我注册账号？”快递公司多接公司商业件，后者在乎时效超过价格，消费者需求至今未被满足。

在张鑫看来，这像是15～20年前的中国，电商将兴，快递未满。“如果回到20年前的中国，我又有20年中国发展的路径，我不创业就是傻子对不对？”张鑫40岁出头，戴着无框眼镜，语速飞快，言谈很少涉及故事，更多是行业话语与分析，喜欢用数字解释一切，像是近年从北京或深圳走出的互联网高管。他在国内有过物流创业经历，做过集中系统，还有南非当地的家族资源。于是，他2017年创立中非跨境物流公司Buffalo，用一年多时间打通两国跨境通道，将上海到约堡的跨境小件，最快缩短至3天，大部分控制在5～14天。

来自中国的IT技术，提高了分拣效率

 

高效的关键在于信息化与系统化。据张鑫透露，最大的竞争对手DHL，每天在南非海关负责货物清关的就在500人左右，多靠人工；他却能靠着团队开发的信息系统径直提交，大大节省时间。他的办公室里还有一间管理中心，坐着十余名不同肤色的当地客服人员，在临近“黑五”的上午不停地接着用户的电话。“这算是少的，99%的售后我们通过系统都挡掉了。”张鑫说。

“爆仓”的仓库里，没有国内物流企业的传送履带，但有超10位黑人分拣员手持自主开发的移动设备，对着快件条形码一扫，就知快递归于何处，系统会自动分配司机，并计算规划好行驶路线，一如滴滴拼车。人在这里，的确有一种中国快递分拣仓的错觉。在张鑫看来，这个系统能力就是公司最大的优势之一。“如果说国内快递系统是10分，我肯定没它好，但在南非我做到7分就可以了。”

后来的采访中，我去了一家当地近来增长最快的快递公司。该公司是外资，率先在同行中推行信息化，但很明显地感到与国内的差距：有扫码送件功能，但一张快递签上贴了三个条形码、一个二维码，分属不同的承包商和快递员；有客服售后功能，但目前全是人工对接。负责人坦承，中国在这方面确实领先。

如果说物流是在尝试用今日中国的模式和技术，解决20年前的中国问题，那海信在开普敦的工厂，更是一二十年前中国制造业的缩影。海信是中国在南非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目前在南非销量电视第一，销售额冰箱第一，均产自南非本地。

海信1994年进入南非，随曼德拉上台后的中国官方考察队前来。与所有的第一代中国淘金者一样，海信在此赚到第一桶金后，发现了市场潜力，于1996年投资建厂。经历三次搬迁后，落脚在开普敦市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

亚特兰蒂斯坐落在开普敦市郊，距市区40分钟车程。与约堡的喧闹熙攘不同，开普敦更像是一座安详的欧洲城市。到达海信工厂，要穿过市区低矮的欧式建筑，在高速上路过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海信工厂就藏身在草原远端的树林中，像是亚特兰蒂斯古老传说中的秘境。

海信南非工厂，全称为海信南非工业园，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亚特兰蒂斯安静祥和，没有中国工业园的喧嚷。办公区与厂区紧邻，但很少听见机械噪声，除非走近厂区。厂区分电视和冰箱两个区，无论哪条流水线，都贴着鼓励勤奋工作的中英文标语：“坚持永不言弃”“没有勤奋的才华一无是处”，深色肤色的工人们就在标语下操作着。

工厂有700多人，中方员工只有30余人。看惯了中国工厂的自动化流水线后，来到这里，像是误入一个带着往日中国色彩的异域，工人是深肤色的员工，手脚并不忙碌，也没有太多自动化机械臂，很多工序都需要人工完成。

这种感觉在冰箱厂尤为明显，冰箱厂里密集排列着500多名员工，要用手工完成很多工序。负责人说，除外壳、门封条外，冰箱的大多数材料与设备都来自中国，当地主要负责组装，中方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冰箱组装生产复杂，很多工序需要手工完成，很难自动化，这里的自动化程度与国内差不多，如今一年能生产30多万冰箱。

电视机厂的自动化程度相对较高，流水线上有1～2台摇动的机械臂螺丝机。厂区的SMT DEP贴片车间，有7～8位深肤色女性身穿防尘工作服，检测电视主板。她们穿着统一的防尘服，常年在室温26～28℃的封闭车间内借着组团式的精细设备进行检测，像是一个医疗室。

电视机厂厂长贾吉涛解释，这道工序难度很大，没有一年经验做不了，对工人要求高，因为需看出主板部件的焊接位置是否准确，“不然板子就废了”。该车间是工厂最忙碌的车间，周六日也会排小班加班，在“黑五”前后异常忙碌。

2018年，有58万台电视从亚特兰蒂斯生产出来。它们会被直接送到大型物流基地，再进入线下大型卖场，参加“黑五”促销。“电视在南非的加工程度还是很深的。”贾吉涛说，其产能已能达到国内的80%。这结果，来之不易。

索韦托黑人小镇（视觉中国供图）

 

混乱之都

香港城内的那几把冲锋枪并非凭空而来。采访前不久，一位华人小商家在这里进货，刚出门就被一帮开面包车的劫匪连人带货劫持，保卫见状大声呵斥，准备拔枪时被劫匪一枪爆头，留下妻子与两个孩子。城内商家听到消息后很难过，捐了大笔抚恤金。不止一个当地人提醒我，“黑五”临近圣诞节，危险频发，人在约堡要愈发小心，尤其是作为华人。香港城的商家，不时有连人带货被劫持的传闻。

混乱来自于高失业率。樊为桥的团队里，有一个会说中文的当地人，曾经被南非公派留学到中国5年，政府要求他学成归来后要为政府工作，但他后来却一度辗转到香港城做假发生意，因为政府的人对他说，现在失业率太高了，政府也没有工作提供。

2019年，南非失业率高达29%。在约堡和开普敦的大街上，经常可见随处游荡的人群，或聚集路口，或“躺尸”街边。华人车从其间驶过，说什么都不要减速，碰见警察也不要停，“因为你不知道那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不安全感还来自住宿，南非私人安保发达，高档的酒店公寓，都有专业保安把守，进出要录入指纹或者提供密码。

南非当地的银行手续费很高，存取都要1%手续费，一存一取，3%的钱就没了，所以早期华人们都喜欢带现金。持现金进货卖货的中国人，受益于种族隔离取消后爆发性的需求增长，也受困于此。上世纪90年代前，种族隔离制度尚存，黑人们被限定居住市郊，形成大聚集地，尤以城西南的索韦托（Soweto）为主。1994年后，黑人大规模进城，白人外迁至城东北形成新的桑顿（Sandton）区，约堡市中心反而短期内沦陷，出现产城空心化。曾经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一度成了黑人们的居住点。

香港城临近市中心，成为了犯罪频发的高地。在南非待上一定时间的中国人，十有八九都遭遇过抢劫等风险，“没有被抢过不算老南非”。前述当地华人商会会长说，早期多是华人雇人抢劫，有人做生意累积了财富，遭到他人嫉妒，“不然劫匪怎么会知道华人有很多现金？”。后来劫匪单干，导致了今日景象。这位会长也靠做生意起家，曾有一次从商场开车回家，被劫匪一路尾随至车库后遭到持枪抢劫，劫匪朝天花板开了一枪，“当时我都蒙了，完全没意识到那是枪声”。

由于业务需要下乡，樊为桥在商城持枪保安和当地一名“网红”的带领下，曾经去过著名的索韦托，约堡最大的黑人城镇，1976年白人曾在此镇压起义黑人，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索韦托事件”。当时，他去了索韦托的商场做推广，一眼望去里面全是黑人，印巴裔都很少，中国面孔很是显眼，一双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让他心颤。同行“网红”安慰说，这里是索韦托“轻危险”的地区。不久前，一位香港城商家连人带车被劫持到索韦托。抢劫后，5个劫匪一人拿了20元钱，让商家自己回家。

张鑫从没去过索韦托。他住桑顿区，平日很注意安全，出门只带一瓶水，即使坐车内，身上也不留一物。扎根南非近3年，他很少遇到安全问题。理工科出身的他认为这是概率问题，比如安全的地方发生危险的概率是万分之一，危险的地方是十分之一，自己不去危险的地方，把概率降低就行了。

但快递却有被劫持的风险，海信的电视、冰箱在送货的路上都被劫过多次。怎么办？张鑫选择跟当地快递公司合作，接入对方网络，危险、偏远地区的末端派送让本地公司去送。他说，这是因为南非快递物流行业有个特点，即不同公司擅长不同区域，不同公司间互揽业务，并未做到国内那般标准统一。

“我们类似于‘菜鸟’，一开始连很多快递公司，后来就自己做。”张鑫说，他解决南非跨境物流的模式就是“半个顺丰+半个菜鸟”。半个顺丰，即主要自建仓库+干线自营，末端配送找第三方；半个菜鸟，指整个派送流程都有一套自建信息化系统。这是他解决南非安全、距离与效率问题的中国特色互联网模式。

冰箱生产目前很难实现自动化，需要大量工人手工操作

 

海信所在的亚特兰蒂斯，是一个与索韦托类似的地方，偏远且危险。柏拉图的《对话录》里，亚特兰蒂斯本是地球上存在过的一个超级文明。但开普敦的亚特兰蒂斯，却是一个犯罪频发、毒品滋生的地方，人口约6.7万，失业率近30%。官方统计中，2013～2014年间，亚特兰蒂斯有据可查（Reported）的犯罪数量在5541～7605件之间，其中毒品犯罪超1356件，位居全市最高位。

亚特兰蒂斯的外表是美丽的。居民房子是五颜六色的欧式小院，与街边树林草坪交织，街区内有公共草坪开满鲜花。但工作时间里在街区徘徊游荡的人，还有肯德基商铺外高耸的围栏、点餐处的防护栏，都提醒着我亚特兰蒂斯的另外一面。海信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她曾经陪着一位来访者在肯德基点餐，看到外面一群人疯狂殴打一个人，行人路过，默不作声。她指着肯德基往里的街区说：“我们平时的要求，是绝对不要过去的。”

海信选择设厂在亚特兰蒂斯，是看重这里的工业基础。一家索尼代工厂曾在这里生产，2006年破产后厂房荒废，直到2013年海信和中非发展基金在此投资。这是海信在南非的第三次搬迁。海信工厂厂长李远所介绍，1996年，海信在南非投资建厂，也是收购了韩国大宇的一家工厂，位于约堡，后来搬到比勒陀利亚，从生产旧时的CRT电视到LED电视。2013年，海信决定扩大业务，加入冰箱生产线，就来到了亚特兰蒂斯。

海信工厂的中方人员在与当地员工商讨问题

 

安全是因素之一。海信工厂老员工回忆，在约堡和比勒陀利亚时，当地罢工、骚乱频发，工作困扰重重。电视机厂厂长贾吉涛就曾遭遇一次入室抢劫，那是2011年初，公司员工宿舍被盯上，一干人入睡时来了五六个劫匪。对方开门时，走廊灯光照在贾吉涛脸上。他瞬间惊醒，被持枪劫匪认作是反抗。劫匪一枪托砸在他头上，头部流血，最后缝了7针。同事被劫后很快报警，但当贾吉涛从医院缝针回来，警察还没赶来。

南非华人们说，开普敦比约堡安全，殖民历史悠久，白人不少，又是旅游城市。但亚特兰蒂斯是个例外，中方员工在此异常小心。他们主要住在离厂区20分钟车程的公寓里，每天上下班都是集体坐小巴出行，平日不单独出门。但即使这样，麻烦也会找上门来。

2014年11月，一名员工在被违纪开除后，对管理层发出死亡威胁，放话要在一个月内取他们性命。南非籍副总的妻子吓得哭了一晚，副总选择辞职。李远所很害怕，找到中国领事，又到当地警局报案。警察没有实质行动，只是说：“这很正常，亚特兰蒂斯就是这样。”

遗留的伤痕

进入海信工厂前，车内所有人都要对着检测仪吹气，无论你是坐在副驾还是后座，小巴士也不例外。这是为了防止工人酗酒作业的要求。过去6年，没有一个中方员工被查出酒精过量。但为了保证公平，厂方坚持所有人必查。

流水线上，很多地方竖着操作指示。电视厂某条生产线上写着：1.在操作之前，请确认嵌板数量正确；2.当你拿着液晶显示屏时，请确保手指不要碰到屏幕……这块指示牌上的操作步骤共8条，每条后面，都有一个签字和时间表。指示牌叫“监督记录”（Supervision Record）。

“这牌子，中国工厂里是没有的。”贾吉涛指着牌子说，当地员工有时会出错，中方技术人员就竖了这些牌子，提醒他们关键环节要点，并定点检查签字。李远所说，海信在南非是走薄利多销的性价比路线，保修期长达3～5年，质量问题尤为重要，这对当地劳动力提出挑战。

对当地人来讲，一些中国经验似乎超前了。比如，南非很多人还用着老式手机，流量费高企，两大运营商1GB流量收费是75元人民币，网络仍是奢侈品。张鑫的员工会在送完快递拍照后，选择到有Wi-Fi的地方上传系统；樊为桥的团队则招了一个约堡当地的大学生，手把手教他怎么用电商操作系统，结果交了一个月都没学会。他更是遇到一个员工，入职时发了一个手机，却在随后的工作中失联。员工后来说，他没有话费，没有流量，家里也没Wi-Fi，弄得樊为桥哭笑不得，“你说我怎么办？”。

马克（左）和易卜拉欣（右）负责工厂的人力资源管理

 

负责人都无可奈何。南非在1994年平权后，于1998年颁布《就业平权法案》（Employment Equity Act），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当初被隔离人群的权利：企业不能考核绩效；员工犯错后，企业要警告，三次有时效的警告后，才能进行处罚。《就业平权法案》总结版被要求贴在每位雇主的办公室，方便员工阅读。法案对种族歧视十分敏感，第二章即是相关内容。

严苛的法案，不同的文化根基，一度让海信管理困难重重。李远所和贾吉涛在南非的时间都超过10年，是工厂最资深的两位员工，他们理着寸头，说话一板一眼，业余最大的娱乐活动是踢足球，连球门都是自己修的，工程师的技术气息明显。

与早一代南非“淘金者”的主动和新生代互联网创业者的灵性相比，这些中国制造业的外派工程师们，很多人出身平凡，简单质朴，最初来南非的动机很纯粹。李远所说，2007年他来南非时，只是为了挣当时12万元的年薪，想着来挣一年钱，就回去付个青岛房子的首付。“没想到首付一直涨，就留下继续挣首付了。”

海信南非工业园负责人、厂长李远所

 

然而，他们平日接触更多当地员工，在种族问题敏感的南非，矛盾难以避免。比如，当地员工性子慢，不着急，中方员工有时赶工期会着急。一些人苦于英语表达，只有加大肢体语言和语气，而这可能是个雷区。“比如他心情不好时，你拍拍他的肩膀，他会觉得你不尊重他，就有可能报警。”贾吉涛说。

7年前一次纠纷中，贾吉涛差点进了警局。那时候，厂里一个员工辞职了，却在几日后的工作时间来到厂区，试图跟老同事聊天叙旧。贾吉涛不同意，对方强行进入，贾吉涛让保安把他推了出去，对方立马报警。这次报警，警方在10分钟内开来了六七辆警车，各个手持冲锋枪。幸好当时厂门有监控，“不然我就洗不清了”。

这种敏感，也存在于被隔离人群相互之间。与约堡90%是黑人相比，开普敦有近50%是有色人种（Colored），即早年黑白混血的咖啡肤色人种，其次是白人，再次才是黑人。亚特兰蒂斯的有色人种最多，黑人其次，这也体现在工厂工人的肤色中。

为提高电视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贾吉涛去年从国内引入一台螺丝机，能在几秒钟内就安装好电视后部的螺丝。但当他们打算把操作工艺传授给一位有色人员工时，这道工序前的黑人操作工也想过来学习。中方员工说：“你好好干你前面的工序，不要过来，不然耽误工作。”黑人员工觉得受了歧视，当场报警，中方同事去了警局做笔录。“我们甚至都不会统计有色人和黑人员工的数量，这是自找麻烦。”一位工作人员说。

“如果换作是我平时布置工作，我可能会说‘麻烦你能不能怎么怎么样，谢谢’，但中国员工喜欢直接下命令。”易卜拉欣·艾萨克斯（Ebrahim Isaacs）是海信人资部员工关系主管。他说，如今的南非把平等、尊重看得很重，而中国人有等级观念，二者相遇，摩擦难免。

来海信前，易卜拉欣曾在另一家中资公司工作5年之久。最初他在该公司应聘的岗位是投资关系主管（IR Manager），面试官录用了他，但对他说：“你要明白，你不是主管，这里我才是主管。”易卜拉欣说，此后他每次看到相关文件上虽然写着他的名字，但内心知道“其实我什么也不是”。

易卜拉欣与人资主管马克·杜梅特（Mark Dummart）搭档处理劳工关系事宜，员工培训、开会如今多由他俩出面，这是海信的经验。贾吉涛说，大概2010年左右，随着矛盾渐多，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转型管理。经摸索，他们在当地员工中培养骨干班长，通过这些班长作为中间人，去跟基层员工交流，他们本身一般不与基层员工直接对话。如今，电视厂有8个班长，近20个技术骨干。我看得出来，贾吉涛跟他们关系不错。拍照时，贾吉涛有些紧张僵硬，一位班长见状直接喊：“贾，你应该多笑笑！”

电视线组装质量岗班组长奥瑞莉（Aurielle Dialy）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奥瑞莉是急性子，认死理。一年多前，中方员工在布置任务时，对奥瑞莉说话声音大了，溅出了唾沫星子，奥瑞莉径直跑到李远所办公室投诉：“他不尊重我，他凭什么那么大声？”

李远所只有打圆场：“你认不认同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奥瑞莉表示赞同。李远所继续解释，中方员工绝不是有意冒犯，只是英语说得不好，对当地文化也不了解。李远所对我说，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哪个中方员工故意找当地人的麻烦，大家认知上都是一致的。

这不是奥瑞莉第一次找李远所了，此前她就因各种小事直接找来过。李远所觉得很棘手，但也发现能利用奥瑞莉的一些特点，刻板较真认死理，“适合做质检工作啊”。于是，奥瑞莉被派到质检组，如今成了班长。

“我是一个消费者，所以知道消费者要什么。”奥瑞莉对我说，她内心很感恩。2013年海信来之前，有七八年时间，厂子被废弃，她只有坐公交车，每天花上两三小时到市区超市上班，靠此养活4个孩子。现在她和老公都在此上班，两人班次互补，可轮流照看孩子。海信建厂后，直接创造700个就业岗位，还有1400个间接就业岗位。

奥瑞莉的家位于亚特兰蒂斯的中心。这是一个半开放式的院落，墙被漆成肉黄色，里面是一间100多平方米的平房，还有20～30平方米的洗衣房。院落不大，小而温馨，挤满了孩子和亲戚等8人，家电很多，家具和装修一应俱全。院落外部，有一处草坪，有儿童游乐设施。这个街区，比传媒渲染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你觉得亚特兰蒂斯恐怖吗？”第二天采访易卜拉欣时，他径直问我，我摇摇头。“那是你没有见到它的真实面目，以后再也不要进去了（never do that again）。”易卜拉欣说，在亚特兰蒂斯深处，酗酒、黑帮、毒品问题频发。两周前，他刚处罚了10个酒精检测不合格的员工。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封好的大麻标本，那是有些员工在工厂外吸食时被抓没收的。

工人们喜欢饭后在吸烟区小憩

 

为什么问题缠绕在亚特兰蒂斯？李远所告诉我，亚特兰蒂斯过去是一个种族隔离区。白人不喜欢他们住在城里，就在上世纪70年代把他们赶到了这地方，利用他们的低廉劳动力发展制造业。这听起来似乎耳熟——学者秦晖在《南非的启示》中就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南非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一种全球化下的“低人权优势”，既能靠“进城黑人”的廉价劳动力发展工业，也能靠随意大规模圈地修建基础设施，形成今日良好的路网。

但时代跟亚特兰蒂斯开了一个玩笑。1975年，白人政府将亚特兰蒂斯规划为“有色人种地区”，试图将其发展为开普敦卫星城，鼓励其独立发展，投入大量资源规划空间、布局工业，取了寓意良好的名字。但很快，80年代后，种族隔离备受指责，国际社会启动制裁，大量外资撤离。在亚特兰蒂斯，裁员、倒闭潮来袭，打造中的理想之城很快沦为罪恶之都。今日在亚特兰蒂斯，甚至还有一个福利院，据说是因内部社区近亲结婚频繁，诞生很多残障人士。

“你们如今看到的所有，都是当年留下的伤痕，直到今天还隐隐作痛。”人资主管马克是一个头发花白的有色人，经历了那个时代。早年间，他的父辈们给白人农场主打工，都没有工钱，只发酒喝，故意让人上瘾。这在当地被称作“上瘾机制”（Dope System）。

年轻时，马克激烈抗争白人政府。当时，他无法在公园和火车软座入座，更没有机会接受平等教育，知识和技能成了奢望。那时他去面试一份工作，如果看到前面坐着的是两个白人，他会扭头就走，因为知道工作肯定是白人的。马克说，现今工人平权不久，管理和技能培养需耐心，但很多中国人并不理解这段历史的影响。

听亲历者赤裸裸地讲种族隔离及其抗争，我有些惊叹，有些着迷。作为旁观者，也有了一丝歉疚。一瞬间，似乎约堡的混乱可以解释了，“淘金热”于我也有了更加纵深的直接印象。我甚至还觉得，哪怕前一天在亚特兰蒂斯被抢劫，也是可以释然和原谅的。“如果你要细聊，我能给你讲上一整天。”马克说，但我并没有机会再跟他细聊了。周五这天，他只上了半天班就回家了。圣诞节前后，他还会有一个月的假期。这也是如今劳工的福利。

寻找亚特兰蒂斯

困扰海信的问题，张鑫似乎并不担忧。他的仓库业务节奏很快，一般一个航空件，从香港直飞约翰内斯堡，早上7点半落地，10点前后就能走完海关清关手续，运送到他在机场附近的分拣仓库。一些电商小件，能实现当天出库派送。

“员工的监督问题，通过系统信息化就能完成了。”张鑫说，分拣、派送的每个关键步骤，他都能通过信息系统简报看到，他只需每周甚至每半个月看一次简报，就知道哪些步骤员工有误。剩下的，他认为“都是沟通方式和技巧的问题”，不用经常出面。国内互联网和实体业在发展路径的分野，也在南非有了分叉路口。

张鑫的企业目前有当地员工30多人，都是他通过硬性指标招来的，前后进出淘汰过十多人。这些硬性条件包括：至少高中学历、要有合格的数学成绩单、从家庭状况看其有无诚信和责任心。他也会看个人天花板，要选能往上升的，不然会浪费时间培养。

但“踩坑”不能避免。有员工偷了东西，张鑫直接选择开除——樊为桥听后很吃惊，他的电商团队也有过类似情况，却只能先给一封警告信。樊为桥说，如果员工要上诉，准备的材料可能有几厘米厚。因为南非有规定，员工犯错首先要有三次警告才能有下一步行动。

张鑫建议樊为桥，在当地劳动法的基础上制作员工手册，手册做得比劳工法更加细致，堵上漏洞，根据员工手册执行处罚。“劳工法肯定不会规定偷东西不能开除，对吧？”张鑫说，这需要找一个好的当地律师。显然，张鑫比刚来一年多的樊为桥更了解南非，这是他的优势。

在南非，我有一种感觉：这可能是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们能到达的最远大陆了，有基础、有需求，市场下沉、说英语。再往远处，只有更加神秘莫测的拉丁美洲，一如航海时代一样，除了零星的互联网“哥伦布”，很难有成规模的中国身影。

张鑫的业务目前增长迅速，快递收费不低，已在盈利。“说实话，并不是我们多强，我们是运气好。”张鑫说，做中非跨境物流要有几个必备能力：系统研发团队的建设能力、物流行业管理能力、对南非市场有足够的了解和资源等。国内每阶段都有能拿10分的人，他自认每个环节只有8分，但胜在全面。“国内有链条上所有能力的人，早就是行业大佬了，不会来这么远折腾。”

奥瑞莉在自己位于亚特兰蒂斯的家中

 

从长远看，张鑫看好南非。他认为，外界对南非有“幸存者谬误”，即失业率高、货币贬值等，而南非的GDP确实一直在增长。“因为它过去的经济模型只是照顾到小部分人口，不照顾到所有人口”，当剩下80%～90%的人口需求被释放时，原有模型自然无法满足，于是问题频发。张鑫说，自己几年前一眼望过去，看到的全是“无人占领的山头”。

为此，他在打物流基础的同时，也往电商方向进军，从卖中国小商家的物品切入，同时准备开拓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现在是抢占赛道的阶段。”张鑫说，想做“非洲的阿里巴巴”，那是一座大厦，物流是其地基。“我们是小股精英部队，正面战场打不了，只有从侧翼进攻，找一块无人防守的城墙进攻。攻进来了，就扩大一点。”

海信则是一支正面战场的部队。李远所说，南非市场容量目前几乎固定，每年销量稳定，能消化工厂90%的产品。为此，他们在考虑提高效率，生产更多的电视和冰箱，销往非洲其他国家，“毕竟是一个十几亿人的市场”。

海信的挑战也更多，除文化冲突外，首当其冲的就是工会。南非工会强势，罢工问题频发，刚到南非第一天，我就提前两周接到了回程班机取消的通知，这在国内十分罕见。那一周，执飞的南非航空进行了一场大罢工。工会要求加薪8%，而南非航空自2011年起就未获利，债台高筑，拒绝任何加薪。有批评家认为，从“低人权”到“高福利”，是否南非过渡的步伐迈得太快了。

在海信的工厂，我差点见证了一次罢工。那是工厂门口午间饭后的一阵小喧哗，时间不长，待我赶去时人群已散。平权后的南非，工会成了能与厂方分庭抗礼的力量，很多工会要求每年必须给工人涨薪，海信也不例外。

这让李远所头疼。他说，工会每隔4年会跟工厂签一次涨薪协议，之前工厂和工会所签署的4年涨薪协议到期了，目前正是新协议谈判阶段，工会借着小规模罢工施压。此前4年工厂每年涨薪10%，但今年工会要求涨15%。李远所说，每次谈判都是很痛苦的过程。来到亚特兰蒂斯6年后，工厂每个员工的人工成本约在1万兰特（约5000元人民币），在当地并不低，是工厂最大花销。如今，人工成本占所有成本的85%之高。

“如果一家工厂，人工成本每年都涨7%～ 15%，企业怎么活得下去？”李远所说，前不久，亚特兰蒂斯附近一家千人钢厂因成本高企倒闭，而远一点的例子，则有厂区的上一家索尼代工厂，6年前也因此倒闭。“工人最大的诉求其实就是钱。”易卜拉欣说，很多工人现在消费需求旺盛，有贷款，不涨钱就闹，闹就管用，这是一个思维定势（Mindset）了。

“南非物资匮乏，制造业机会很多，但好多人就因为这个不敢进。”李远所说，厂方为此想方设法节省成本，研究过很多方法。其一，改进产品设计、优化减员，“比如说原来电视有20个螺丝，是否可以减少到15个螺丝”，让已有员工做更多的事；其二，逐步在当地培植供应商，让一些零部件能在当地生产，而非从中国进口。

整个过程并不容易。这是海信工业园建设的初衷，也是希望有一批中国企业在此抱团取暖。但6年来，只有他们扎根下来，成了一个孤独的守望者。除了劳资关系的原因外，当地很多供应商都是零基础，只能供应最基础的包装纸、泡沫等。培育期间，有任何技术问题，中方员工都要加班加点跑去帮助解决。一些员工不太理解，问为什么，李远所就回答：“为了让工厂长久地活下去。”

南非创业之初，员工们在当地连一个合格的电阻都买不到。如今，冰箱门封条已能由当地供应商生产，冰箱抽屉、电视电线的供应商培养也在考虑中。甚至，产品包装里的电池、说明书、保修卡等打包工作，工厂也出于公益，外包给了社区里那个收留残障人士的福利院。在南非，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亚特兰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