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选择做“临时工”

小华找到一份新工作，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这是一家在苏州工业园区做显示屏的外资电子厂，早8点到晚8点，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合同签两个月，工资日结，每小时24块钱。小华知道，眼下的4月是生产淡季，这个价格还算可以。现在，小华坐在一个塑料凳上，等着接他去工厂面试的车。

在他的四周，都是劳务中介店，上午正是最热闹的时候，没找着工作的人四处走动，找着工作的人就坐在店外的凳子上，三三两两，或者说笑，或者沉默。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敦煌路上的联丰广场，正因为这些扎堆的劳务中介公司，人气增加了不少。在商场的一楼，大部分门脸被中介占据着，这些店面积不大，摆上几张桌椅后，人就得往外挪。店里除了招聘信息，也提供材料复印、免费拍照、行李安置等服务。

龙哥是给小华介绍工作的中介人员，他看上去40多岁，中等身材，微胖圆脸，和小华隔着一张简易桌站着。桌上放着一沓A4纸，龙哥示意我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把A4纸往我面前一推，然后低头继续看手机。

纸上密密麻麻印满了工厂的招工信息。苏州本地的工厂以电子厂居多，它们的招聘信息大多简短，除了年龄、工资待遇、上下班时间外，会再额外备注几条，比如要穿无尘衣，有文身、烟疤的人不要等等。也有周边地市的工厂来这里招人，这些工厂通常会多费些笔墨，比如一家无锡的电动车厂，要找18到38周岁的男女普工，承诺第一个月保底工资6000元（28天班），第二个月7500～1万元，要求最少干三个月，也可以长期干。这家工厂用来吸引人的条件是：“站立式工作，人性化管理，主要工作是组装电动车，一人一个岗位，上班可以听歌，只要不耽误干活儿就可以”，以及“免费两顿工作餐，吃饭时间都是半小时”。

“现在人不好招了。”龙哥眼睛盯着手机屏幕，嘟囔了一句。小华没接茬儿，他还在盘算着，“一个月300个小时，两个月就是600个小时”，按每小时24块钱计算，两个月后他可以拿到1.44万元，扣掉税以后，到手的钱也足够让他满意了。

小华是甘肃人，2000年出生，瘦瘦的，声音纤细，穿运动服、运动鞋，脸上戴着一个大了一号的口罩。虽然年纪轻轻，但他的工作经历可谓丰富。他对如何售卖自己的劳动力很有一套，知道一年当中什么季节工价最高，什么季节最低。他还知道，“工厂一般是在初七复工，那会儿进厂非常好进，只要你去，不用面试，直接上”。

今年大年初一，小华一个人开着车从甘肃老家到了苏州，进了他一直想去的“京东方”。“那边工资待遇、吃饭啥的都好，还有半小时的抽烟时间，一天给你算4个小时的加班时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穿无尘衣，那衣服把人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而且很多是上一个工人穿过的，味道很大。几天后，小华就浑身起红疹，他选择了离职。小华现在找工作时给自己加了一条准则，就是不穿无尘衣。他刚找到的这份新工作符合这一条。

小华初中毕业后去了职校，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他还在工地做过小工，只干了一周，他就溜了。他换了很多份工作，如果电子厂不算，里面没有一份能和他学的计算机专业扯上关系。小华无所谓，他本来就是“混个毕业证”。龙哥接待的求职者里，像小华这样的中职生很多，大专生或者本科生也不稀奇，因为反正他们都要去生产线。“一些工厂反而不喜欢学历太高的，觉得你一个本科生来做普工，不稳定。”可问题是，他们做的本来就是临时工，用小华的话说就是，“干不爽可以随时撤”，哪有什么稳定可言。

在龙哥推过来的那沓A4纸旁，还有一张详尽的工资单，被人摸来摸去后，纸的边缘已经起了毛。上面记载了五六十个工人的工资收入，全都有名有姓，排在第一位的人姓肖，似乎是个男性，他那个月的工时最长，达到了344个小时——这意味着，如果不休假，他每天工作的时长接近11个半小时——他当月的工时工资为7224元，另外还加了15个夜班，得到338元的额外补贴，扣除工伤保险和个税，实发工资为7436.64元。排在最末尾的人姓武，是个女性，她的工时是332个小时，夜班数量为14个，那个月她能拿到手的工资是7170.86元。

小华说，上面的人都是临时工。他还说，干临时工比正式工划算，不用交社保，到手的工资更多。他不知道的是，在现有的《劳动法》框架里，已经不存在“临时工”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非全日制员工”。但根据后者的法律定义，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能超过24个小时。显然，大部分工厂都做不到这点。

不管怎样，在2021年4月初的这个上午，小华半小时内对我有了信任。他试图说服我和他去一家工厂，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自己在联丰广场附近租的那个单间腾一半给我，相应地，8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也能让我分摊一半。这个计划的确不错，我找不到别的理由拒绝他，只好跟他摊牌，其实我不是来找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