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这个时候，我在莫干山住了几天。莫干山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从杭州湾来的南风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杭嘉湖平原进入其间，来自太湖方向的风也可沿山的斜坡飘然直上，使得那里时时皆有风，处处有凉意，19世纪末起传教士们就纷纷在此购地筑屋，莫干山逐渐成为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我去时已是深秋，游客不多，反而呈现出一幅日常生活的理想图景：早晨一推门，院子里铺上了厚厚一层红枫和金桂，在清冷的薄雾里，更衬出这幢民国别墅的萧素和厚重。从房子望出去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沿着山坡往上走，可以深入自然，或者探寻其他老房子和一段段民国生活史。往下走则有更多人气和喧嚣，是这几年蓬勃生长的民宿，夹杂在村庄、稻田、茶园和市集之间。

生活在那里，自然而然会建立起人与人、人与大地的紧密联系。我住的房子里，负责打扫房间、烧饭做菜的阿姨已经住了十几年，见人就热情地扑上来的大狗“小白”也俨然是主人了。房东告诉我，女儿小学时的各种假期，基本上都是在山上度过的。她喜欢小动物，养过狗，养过翠鸟，养过小鸡，还养过刺猬，在城市里是不可能的，在莫干山就可以。

莫干山其实是背靠景区的一个小镇。因为山上作为避暑胜地的历史悠久，也带动了山下镇子在解放前就形成了蚕种场、奶牛场、农场、林场等产业基础，将周围村民聚拢在一起。但如今这些传统产业都已衰败，村民们从种田改种毛竹，又改种茶，面临的技术压力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这一轮的民宿热，则是莫干山传统中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它距离杭州45公里、上海190公里的地理优势，与都市人日益扩大的回归乡村的需求的互相应和。镇中心废弃的蚕种厂旧址也被利用起来，成为城乡互动的空间节点、物资集散的商业节点以及邻里关系的社区节点，有了传统中“集”的影子。

莫干山是一个特例吗？全国2万多个小镇，能否成为弥合目前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落差的缓冲地带？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也是国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行“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等一系列政策的初衷。

从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城市开始，城市化一直意味着一种能量聚集，将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消费功能高密度地凝聚在地域中心。在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正如19世纪末提出“田园城市”的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和他的后世追随者所意识到的，这种城市化可以被整个区域范围内蔓延的城市化所补充或替代，而且有可能开创一个集合农村和城市优点的人居环境。事实上，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从中心向边缘发展的趋势，即“逆城市化”现象。

尽管城市就像一个机器那样运转，长期以来政府的目标就是追求增长——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房地产开发，但是增长并非一条直线向上，而是随时间呈现增速缓慢—加速—再缓慢的“S”形曲线，而且不同阶段资源聚集的方向也不一致。以发达国家为观察样本，19世纪，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工厂，整个西方世界依次开始了快速城镇化的进程。20世纪，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再加上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导致空间大幅度扩张、人口高密度聚集和异质性的生活方式，城市逐渐开始了郊区化，并在不同国家表现出多样性。欧洲的后工业化特征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形成众多的卫星城；美国则表现为分散的、无中心和网络化的城市群。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明显的“逆城市化”趋势，城市带和城市群范围越来越大，但大城市并没有明显增加和扩大，人口和资源开始流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从数量上来看，美国10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占城市总数的98.3%，而且一直在增加。

“逆城市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理性所致。如美国城市研究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大城市由于过度聚集已经变成了“恐龙城市”，可能会导致瘫痪，而小城镇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开放的土地等因素，具有产业优势。

另一方面，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对人性化和自然化日益扩大的需求也不容忽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小城镇显然更符合这种生活理想。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曾探讨了两种社会状态——大城市与小城镇——对人不同的心理影响。他认为，大城市是一种法理社会，个人在集体社会中承担专门的角色，不断受到外部的刺激，需要做出不断有意识的反馈；而小城镇则是一种礼俗社会，其中的个人完全沉浸在直接接触的小社会圈中，具有稳定的生活节奏。在对小镇的一种理想中，类似重新找回了儿童时期的认知地图：对孩子来说，随着离家距离的增加，信息密度迅速减少，认知向外扩散；而离家越近，则有越熟悉和舒适的体验。

理想小镇的原型，可以回到20世纪初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一是小规模、小尺度；二是自给自足的城市功能和慢节奏生活；三是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田园式组团布局、便捷的交通网络、公平的社会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以至于后世的芒福德盛赞这一理论，“20世纪我们见到了人类社会的两大成就：一是人类得以离开地面展翅翱翔于天空；一是当人们返回地面以后得以居住在最为美好的地方”。

在现实中，小镇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日常生活的主体。尤其是一些类型化的特色小镇，代表着特定的居住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消费方式，也发挥着产业集聚、高新技术集聚或高端人才集聚的功能。美国travel&leisure网站曾邀请读者在55类744个小镇中投票，评选最喜爱的美国小镇。这些候选小镇的类别包括农贸市场、博物馆、冒险旅行和家庭旅馆等，最终桂冠被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小镇摘得，理由是其“诱人的乡村风情、啤酒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街道”。仅一项投票就可以把小镇分解到55个类别，可见小镇的特色对生活和生产的创造性意义。

中国的城镇化在国际上并没有对应的参照系。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8%到2016年的57.35%，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城镇化历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典型的突变性和特殊性。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主席陈炎冰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其实是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尤其是2000年以来，表现为外部资本和经济介入的大面积城镇化，内部结构则表现为大城市急剧扩张、小城镇经济提升缓慢；大城市繁荣，小城镇衰落；大城市人口拥挤，小城镇人口稀疏；大城市增长强劲，小城镇发展乏力。最终，从小城镇底端到大城市高端，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全部呈现出与城镇体系结构相反的倒金字塔形，这也是导致我国“土地城市化”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原因。力图扭转这一局面的“新型城市化”战略，让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又处在了一个“大城市主导”还是“小城镇优先”的十字路口。

小城镇战略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主张“内生型”的城镇化路径——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大城市的层层递进。但我们后来实际上选择了一条“外生型”战略，资源都在向大城市集聚。现在回头发展小城镇，要与巨大的惯性相抗衡。更重要的是，与国外的各级城镇建制的平等不同，我国行政体制是层层管辖的，小镇是空间规模最小和行政级别最低的非农业聚集区，处在利益结构的末端。在重重障碍下，创新驱动的特色小镇期待成为一个撬动变革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