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为反资本主义中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弊端的剖析与抨击，始终试图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和理论框架与时俱进加以更新，以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跟上瞬息万变的形势发展。

这其中，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性人物大卫·哈维的工作及其成果尤为令人瞩目。他紧紧扣住二战后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对剩余资本的新的吸纳和再生产形式这一核心议题，更新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的分析视野和维度，并大大提升了其解释力和前瞻性。

在其《资本的限度》一书中，大卫·哈维展现了对剩余资本的种种新的吸纳形式，及其弊端和破坏性。所谓资本的限度，就是对剩余资本进行吸纳和再生产的限度。对剩余资本及其表现，人们并不陌生，至今资本家向河里倒牛奶的形象仍然不可磨灭。以有形的商品滞销和厂房机器闲置为表现形式的产品和产能过剩，已然很容易被人们理解；而以股票、债券和期货产品为表现形式的资产价格泡沫，也不再是特别深奥的概念。

大卫·哈维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新时期全球范围内剩余资本转移过程中的“时空压缩”，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们是如何通过对空间的“金融化”再生产大大提高对剩余资本的吸纳能力的。由于新的交通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扩张，剩余资本在全球的转移和配置拥有了新的速度和效率。而且有别于上一轮全球化中帝国主义者为获取廉价原材料、劳动力和产品倾销地而对殖民地展开的暴力攫取，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潜在的投资对象国会主动对“生产空间”先期投资，并刻意压低工人福利，以期更好地吸引国际资本来进行追加投资。如果成功，则先期和后期投资者们不仅会获得生产性收益，也会收获空间升值的红利。

在大卫·哈维看来，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及资本再生产的空间性和级差地租等议题，不过囿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对资本在时间（靠国家长期债务融资）和空间（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转移进行系统性分析，但基于马克思的整体框架依然可以推导出，在新一轮全球性资本流动和生产要素配置的过程中，在貌似“点石成金”的全球性城市化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背后，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不会被克服，反而会被扩散到更大的空间，也会造成更大范围的联动性破坏。

原因很简单，对资本剩余的盈利性吸纳和再生产始终会遇到新的瓶颈，也即新的限度。更具讽刺性的是，资本的全球化配置带来的高效产出和分配的进一步失衡，会创造出更多的剩余资本，再加上资本日益升高的逐利性、投机性和跨境资本流动的便利性，等于给出了全球和地区性金融危机频发的致命药方。而由于“空间”的大规模金融化，此前更多以产品滞销、设备闲置乃至工厂倒闭为表现形式的资本过剩和资本灭失，如今也更多以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为主要剧本。

不难看出，大卫·哈维提供了一个新的颇为令人信服的观察视角，有助于人们以更为清醒的方式重新检视这一轮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和得失进退，进而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得出更为深刻的体认。

当然，承认大卫·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观察的犀利性，并不意味着对其结论的照单全收，因为新老左派们在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和剖析弊端之间永远更擅长后者，而对于后者的过分关注，往往妨碍他们正视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全球化的红利。

必须指出的是，资本固然有其逐利性和盲目性，但在将越来越多的空间和劳动力等要素纳入全球化生产的过程中，新兴市场经济体民众的整体福祉确实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其资本存量、信用创造和技术革新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问题的关键依然是如何兴利除弊，在利用市场经济的效率的同时，克服资本过度的逐利性和分配的不公平性，将资本剩余的吸纳和再生产与可持续发展始终维系在相对均衡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