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均县镇的丹江口水库湖区，此处属汉江中上游。平静的水面之下，隐藏着两千多年前一段秦、楚争霸的历史

 

摄影/张雷

盘龙城：初涉南方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汉广》，出自《诗经·国风·周南》，诗三百中最引人遐想的几首之一。“游女”是谁？又为何“不可求”？她所在的汉江，也就是诗中的“汉”，又是怎样一条河流？

对于主要产生在北方的《诗经》，湖北已是我们可以去寻访的最南的省份，却不可或缺，代表了两周文明一个重要的侧面。汉江没有任何争议地成为我们理解诗经时代湖北的河流线索。它发源于陕西，蜿蜒而过整个湖北，在武汉汇入长江共入大海。作为长江最大支流，古人将其与长江、淮河、黄河相提并论，合称“江淮河汉”，于《诗经》中多次被描绘，更被赋予了独特的浪漫色彩。

可汉江长达1500公里，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武汉大学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建议，盘龙城遗址可作为一个恰当的起点。盘龙城是湖北省一处重要的商代早期遗址，约为前16世纪至前13世纪，而《诗经》收集的诗歌年代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为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盘龙城如同一组交响乐的序曲，成为诗经时代的预备。

清澈的汉江在武汉龟山附近汇入长江，共入大海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北部的黄坡区，距汉江汇入长江处仅20公里，目前已是一处风景秀丽的遗址公园。园内有山坡、湖水，视野开阔。公园免费对市民开放，许多人来此野餐、散步。除考古队驻地外，少有人工建筑和道路，更有几分自然山水的荒野之感，若没有解说牌，一般人或许很难看出这里的特别之处。

正是这片“荒野”，成为解开长江流域早期文明发展的一把钥匙。实际上，园内那个不起眼的约300米乘300米的土丘，就是曾经的城邑，考古学家在其上发现了大量商人活动的痕迹，宫殿区、居民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等部分井然有序，它们有着重大的意义。

黄河、长江，中国两条最重要的大河，在文明起源问题上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先秦历史地理专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说，西亚的“两河文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因相距不远，地理、气候条件基本相同，在早期即呈现出“一体化”情形，中国的“两河文明”（黄河、长江）则颇为不同。“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流域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黄河、长江的统一比西亚那两河的统一要难得多，也伟大得多。”唐晓峰说。

中国历史中，传说时代之后便是“三代”时期，即夏商周。学界一般认为黄河流域的夏朝不可能远控至南方的长江，至于商朝的势力到没到长江，本来也是否定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一举扭转了这一局面。1954年武汉遭遇大洪水，盘龙城在修建堤坝过程中被发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早的商代遗址。带领我们参观的孙卓博士说，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这很可能是黄河流域的一支贵族率人到这里定居。遗址内包括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以及发掘出的铜器、陶器等风格均与郑州商城都城遗址相近，可证明是中原而来。他们为何颠沛流离来此南方“荒蛮”之地？他们是否负有商王朝的某种使命？

孙卓博士介绍，这一遗址并无文字材料出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也还没有铭文，所以诸多现象还只能是推测，但结合多种证据，商人很可能是为长江中下游的青铜资源而来——那时的人不存在单纯只为扩展疆域的概念，一定是被某种现实的东西吸引而来，青铜是最有可能的战略资源。整个盘龙城位于今日武汉市郊涢水北岸，在长江北岸最高点，由此北上中原或沿江到铜矿产区都很方便，很可能成了商王朝控制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黄河、长江的结合，或许就从此开始。

今日湖北位于中国的地理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更是全国综合性交通枢纽城市之一。但文明初期并非如此，“中国”的地理范围是如滚雪球般逐渐生成的，商周之际长江流域还是人迹罕至的南部边疆。正是一批批如盘龙城商人的先民，远离热土、逐水而居，才将中原文明向南推进。

武汉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园内那个约300米×300米的土丘就是曾经的商人城邑

 

《诗》与汉江

从武汉龟山上俯瞰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碧波的汉江与昏黄的长江之间“泾渭分明”，使人想起白居易原本形容晚霞与湖面相对照的诗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在中国的江河体系里，汉江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存在，作为我国内陆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汉江堪称古代中国航运价值最高的河流之一。水运时代，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交流主要通过两横两纵的水运交通网络实现。两横是长江与黄河，两纵即汉江和大运河。从西汉到清代，先后有五次借助汉江使黄河、长江打通的工程尝试，虽然因为秦岭的阻隔，始终没有成功，但头枕秦巴山地，怀抱汉中、汉江平原的汉江，已经为南北文明的沟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无数的贸易、战争借此发生。

“中国”何以形成？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著名论断中，关键是“两次大一统”：第一次是西周封建，夏商周三分归一统；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纷争之后的秦汉大一统。而在周人的地理统一过程中，汉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威向我们介绍，汉江在两周时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中上游地区和随枣走廊共同成为周朝分封的诸侯国的主要区域。“在两周时期，这一地区以丘陵岗地为主，水源也比较丰富，与今天的江汉平原腹地相比，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较少，气候相对温和，适宜早期居民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郑威说，周人通过分封，将宗室亲戚分封到这里，和各地的诸侯国一起，像藩篱屏障一般护卫着周天子，通过血缘纽带实现地缘控制，进而实现了周人的家天下。所以《诗经》才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谷风之什·北山》）的说法。

从武汉向西沿汉江而上，很快来到襄阳，古时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兵家必争之地，和同在湖北省境内、曾为楚国都城的荆州共同构成了“西周大十字”纵线的南端：“大同—太原—长治—洛阳—南阳—襄阳—荆州”，确立了早期中国的地理框架。

地理之外，西周在文明史上另一关键意义在于文化性格的形成。每一时代的人均有其情感，但并非都能传至后代并引发共鸣。三代之中，夏朝还未有文字证据发现，甚至于存在与否都仍存争议。商朝虽有甲骨文，但记载的占卜、物候提供的更多是“信息”，考古出土的青铜器和人殉等，总使今人有隔阂之感。真正让我们从情感上开始接近的，还是西周，忠实记录那一时代的《诗经》功不可没，而其中情感最真挚的一些篇章就诞生在汉水流域。

《诗经》按各地歌谣、正声雅乐和祭祀乐歌而分为风、雅、颂，其中以十五国风最引人关注，《国风》中开首二卷《周南》《召南》又以情诗出名，集中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烁烁其华”。对于这“二南”具体的产生时间和地点，2000余年来历代学者提出了多种假说，一种主要的看法是它们诞生于周王朝的南部，很可能就在今日的汉江平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徐正英教授曾说，他在研读《诗经》时一度最感困惑的一点是孔子对“二南”的重视。孔子说，作为一个人而不学习“二南”，就会像面对墙壁而立，寸步难行（“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二南”最为原始，感情最为奔放，按理说应被想要恢复礼乐的孔子舍弃，却最被他重视，这是何故呢？

1954年盘龙城遗址被发现前，多数人不相信商代人的势力范围已达长江流域

 

徐正英教授结合出土文献做了研究，他认为无论采诗入乐的周公，还是编诗的孔子，都恰恰从“二南”朴素的情感中看到了与礼乐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因其中的情感均包含着一种克制，这是其升华为礼乐的基础。“正是因为‘二南’这些基层诗歌的内容多关乎婚恋家庭的言说和书写，才为以伦理家庭为治国之基的西周所最看重。”徐正英说。以《汉广》为例，徐正英认为这首诗很可能写的是贵族婚娶的诗歌，游女指出嫁之女，“游”当解作“行”，男主人公耐心等待所有礼数完成，所以对女主人公一时“不可求”，礼数之约正如宽阔“不可泳”的汉江。

关于“游女”的具体解释，历代还有不同说法，但大家对“二南”中情绪的复杂性有着共识。例如《关雎》，男主人公的情绪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谁又能否认其中饱含的情绪的节制呢？一些民族性格的底色，或许就在那时，在汉江边上，开始孕育。

穿过襄阳，沿铁路继续向西，广阔的汉江江面上，景色渐次展开。“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屿出”，这是生长在汉江边的襄阳人孟浩然的形容。有人告诉我们，下一站十堰，我们将会看到一些非常具体的和《诗经》有直接联系的地方。带着期待与疑惑，我们来到了汉江边的十堰市房县。

著名的湖北省武当山——东接襄阳，西靠十堰，南望神农架，北临丹江口

 

房县插曲

“60年代，农村生活贫乏，大家唱民歌打发时间，我父亲就在火炉边唱：光光柱鸠一双鞋，在河之洲送过来，苗条是女难为你，君子好汉大不该……我也跟着学，只不过被蒙在鼓里，一直不知道是诗经，也不知唱的有许多错。”朱其全一边翻着歌谱，一边向我们讲述他的经历。

今年65岁的朱其全是房县门古寺镇四方村人，幼时从爷爷、父亲处学得民歌，自从知道他们唱的其实是《诗经》之后，便兴趣大增，业余时间义务承担挖掘整理工作，至今已有15年。他四处寻找本地的民歌手，请他们唱和《诗经》有关的民歌，记录词曲，加以规范化，把那些唱“错”的纠正过来，再教给更多人。

汉江边的十堰，距武汉陆路已有近500公里，这座城市因武当山、丹江口水库和东风汽车出名。房县是十堰市下辖的一个县，这里因《诗经》出名——一是传唱至今的《诗经》民歌，日常唱的最多的几首是《关雎》《桃夭》《伐檀》，而家中有老人去世，甚至会请人来唱《蓼莪》来作为祭文：“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二是因为这里被房县人认为是尹吉甫的故乡，《诗经》中有几首在末尾处有这位西周人的署名。一位本地研究者认为，“周太师尹吉甫是西周宣王时期《诗》的总编纂者，房县是尹吉甫故里，‘二南’交汇处，也是《诗》的重要采风地”。

陆续有几位民歌传承人来到文庙和朱其全汇合——这是他们日常聚会唱歌的地方，曾在房县门古寺镇做过书记的张兴成也来了，他目前是镇民歌协会主席，还带来几本他编纂的《房陵诗经民歌选》。张兴成自述从1985年就开始了整理工作，也是出于兴趣——那时还没有所谓的旅游经济。虽然房县近年来开始强调自己的《诗经》符号，例如2012年报请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将榔口乡更名为尹吉甫镇，但《诗经》民歌传统是确凿存在的，并非近些年才人为创造的。不过究竟源头在何处？本地人说是从父辈那里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是从“最早”就有的，有本地研究者认为，民歌是从西周时一直传唱下来的，甚至2000多年前尹吉甫就是采集房县民歌才形成了《诗经》。

我们又去看“物证”。

驱车前往尹吉甫镇七星沟村的宝堂寺，这便是专为纪念尹吉甫而建的尹吉甫宗庙。开车一路向山上行去，到达寺下，翻修工程仍在继续。寺的前殿为几栋砖木结构建筑，后殿则是开凿于陡峭岩壁上的上下两窟，其中有一些石碑、塑像等。这座寺及其中多处提及尹吉甫的石碑确为“古”物——最早的约在明代。同行的一位专家提醒，尹吉甫与房县产生关系，文献上的记载最早也只能追溯至明代，而山西平遥、河北沧州、四川泸州等地亦有尹吉甫传说。明代人对西周的了解，是否比我们更多呢？

疑惑中走下寺庙，庙下有一村民，我们与之闲谈，他告诉我们，自己从小就听说“尹天官”“文曲星”的故事，又提及，尹吉甫的墓就在旁边不到一里处，若有兴趣现在就可去看。穿过几处花生地，就来到了这处“尹吉甫墓”——一处杂草丛生,亦无任何标志的墓地，据同行者判断，应该是一处明代平民墓。我们游览一番，谢过了这位朴实的村民便离去了。

房县尹吉甫宗庙（宝堂寺）内的一尊塑像。传说尹吉甫是《诗经》作者，这座纪念他的宗庙建于明代

 

已故著名古典诗词专家、中华书局版《诗经译注》的译注者周振甫先生曾考证《诗经》编者问题，意见如下：“说《诗》是谁编的，已无法考证，只能考《诗》是哪个机关编的。”而这机关也不止一家，至少应包括不同时期的周朝乐官和鲁国乐官。周先生的意思很明白，《诗》的形成，功劳不可能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所以尹吉甫究竟是否是房县人，固然对本地文化意义重大，但于一般人理解《诗经》，似无妨碍。

至于《诗经》民歌，民间文学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连山亦曾来房县调研。通过对房县《诗经》民歌的版本和内容进行研究，他说自己不得不得出一个“无奈”的结论：“这些‘《诗经》民歌’不太可能是2000年前的民歌，而是在传世《诗经》影响下产生的民歌。这些‘《诗经》民歌’实际上是从古籍通过乡村知识分子倒流回民间的。”不过陈连山提醒，就此而怀疑房县民歌的价值是不对的，房县民歌是一份融会了口头和文字两种知识传统的宝贵遗产，在全国亦十分少见。

这一点，我们也深有体会。那些探寻房县与《诗经》、尹吉甫关系时产生的种种疑惑，在康贵春大姐为我们演唱起民歌的一瞬间立时消解了大半。听说我们的到来，原本在摘野菜的她从山上赶回来，唱了一曲《伐檀》，这是她从小就会唱的。高亢、嘹亮的歌声很难不打动在座的人。更打动人的，是她唱歌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愉快神情。“我洗衣服的时候唱，做饭的时候唱，有时候老公嫌我吵我也还是唱。”康大姐笑着说。原本还有些拘谨的朱其全，和康大姐、尤德风大姐对唱起《关雎》时，也像换了一个人，变得舒展而自如。这些动听的音符，相比书本的考据，似乎更让我们能够接近2000年前先民们的喜怒哀乐。源于生活，以歌声表达真实的情感，这不恰是《诗》还未变成《诗经》时的本来面貌吗？

据说在房县，我们还可看到“在河之洲”所吟唱的那一条具体的河，甚至喝一碗“雎鸠汤”，不过我们还是提前离开了。相比于这些具体被指认的所谓《诗经》遗迹，在追寻周人精神的路上，下一站一处“不可见”的景色更为关键。

景色壮丽的“生漆之乡”湖北省竹溪县

 

水库下的古城

在十堰市博物馆副馆长祝恒富的带领下，我们闯入了一座“空城”——如今已无人居住的均县镇关门岩村。从房县出发，向北约100公里即可到达均县镇，行政上属于由十堰市代管的县级市丹江口。

继续向前，忽然之间景色豁然开朗，一池壮阔的湖水映入眼帘。

这便是亚洲最大的淡水人工湖——丹江口水库。这座超大型水库横跨湖北、河南二省，设立在汉江和汉江支流丹江交汇处，此处已到汉江中上游位置，也已在湖北省的西北角了。就是因为水库的二期蓄水工程，均县镇才在六年前成为空城的。虽然在水位线以上，但为减少人类活动以保证这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水质，居民也一并迁走了。晴朗的天空下，湖面显示出澄澈的蓝色，四下无人，库区如世外桃源一般安宁。

不过我们到此而来并非为赏景，这看似又一处的“荒野”隐藏着两周后期汉江流域文明活动的秘密。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都至洛邑（今洛阳）后，历史进入东周，周天子地位已形同虚设。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诸侯国之间竞相争霸。至此，“西周大一统”已分崩离析。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其编《诗》，多少有想借此恢复西周盛世的理想。

考古的证据，可以向我们更生动地展现那是怎样一个激荡的时代。祝恒富让我们注意山坡上的一些土坑——那是一座座墓坑。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大量墓葬，显示战国时期秦、楚二国曾在此处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祝恒富受邀前往发掘，自此十余年都投入在了均县镇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整个墓群被称作北泰山庙墓群，范围极广，面积达数千万平方米，墓葬数量多至不可估计。站在伸入水库湖心的关门岩半岛上，祝恒富如数家珍地把一个个山坡指给我们看：王家垭的一个楚人贵族家族墓地有许多异常，有些墓葬在墓坑未完工的情况下就下葬，有些墓道没有完成，还有的在下葬前就有塌方的迹象，祝恒富的推测是“这个家族可能是为楚国尽忠尽职，与秦人激战到了最后一刻，直到城破人亡，匆促下葬”；水牛坡的150余座墓则十分杂乱，随葬品贫乏、墓葬小，有按秦人风俗下葬的，也有按楚人风俗下葬的，祝恒富推测，墓地使用时应当是秦已占领此地，于是成为楚、秦人共同的墓地。

不过激战又为何会发生在这里？

这里曾有一座大型城市——楚国的前沿军事阵地均陵。到大约公元前3世纪，周代曾经的上百个诸侯国经过兼并只剩下七个主要的国家，史称“战国七雄”。它们皆有统一中国之心，而具备此中实力的就包括汉江边的楚和秦，汉江流域成为两国争夺的主战场。均陵之处极具战略价值，入是秦巴山地，出是江汉平原，越汉江则是武当山，可谓天然的要塞，楚国的粮仓与都城均靠此城保卫。北泰山庙墓葬群的出现，就佐证了均陵的恢宏规模。城虽经易手，但历代都颇为繁盛，隋朝起称为均州，一直到中华民国改称均县。

今日该城何在？祝恒富指了指平静的水面——就在眼前，但已俱入水下。1958年，为配合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均州古城被整体淹没，现在位于水面三四十米以下。我们脚下的关门岩半岛，现在看来是布满水鸟的河滩，但战国时是一座高出均陵城约40米的山冈，巍巍守卫着城市。山水间完成了惊人的转换。

祝恒富说，他曾有一次随渔民一起到水库中打鱼，看似平静的水面，真正置身其中，壮阔到令人有恐惧之情。正如汉江的名字，“汉”是浩大之意，古人将宇宙也形容为“汉”，故而有“天汉”“云汉”之说，《诗经》中“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大雅·云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小雅·大东》），写的就是天上的“汉”的壮丽。大约是东周时，这个“汉”字被用在了汉江之上。“这些美丽本来都归于银河，可人们就是将其降临到这条江上。”祝恒富说。

就在我们站立的这一池湖水的地方，公元前281年，均陵城最终被攻破，以此为转折，楚国不久后即被秦所灭。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开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此时距盘龙城的商人初临汉水，已过去了14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