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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英雄》:时代英雄与弃儿

作者:admin 2019-10-06 我要评论

《当代英雄》是俄罗斯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其主人公毕巧林个人成长的经历不仅是俄罗斯人的心灵史,而且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虽然他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当代英雄》是俄罗斯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其主人公毕巧林个人成长的经历不仅是俄罗斯人的心灵史,而且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虽然他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但是他超强的思考分析能力和自我反省能力让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和民族属性,成为个体精神探索的典型。本讲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译者双语朗诵,第二部分为导读者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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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托夫不仅从他自己的人生中汲取了足够的情感经验,还竭尽想象地构建了毕巧林与四个女子(有着各自的生活原型)的情爱纠葛,以检视他自己的情感世界。毕巧林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一个个女人的心。然而,他对女人的迷恋并不是情感层面的,而是生理、心理层面的。
 
贝拉让他着迷的是她高挑修长的身材和两只山羚羊般的黑眼睛;塔曼镇十八岁的“美人鱼”让他发狂的是她那个“标致的鼻子”、琢磨不透的性格,还有火辣辣的激情;梅丽令他销魂的是她那对长着如同天鹅绒般睫毛的眼睛,而他之所以要招惹她,是征服欲的驱使;薇拉是他唯一爱过的意志坚强的女人,爱她也只是因为他始终也未能彻底征服她。与她们在一起,他不承担任何情感责任,也不遵循任何道德原则。
 
“不论我爱一个女人爱得多么狂热,如果她让我感到我应该和她结婚,那么,永别了,我的爱人!我的心就会变成石头,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它再热起来。我愿意牺牲一切,只有结婚是例外。”“难以抑制的爱的冲动,把我们从一个女人抛向另一个女人,直到我们找到一个讨厌我们的女人为止......这一永无止境的秘密就在于无法抵达终点,也就是说,这种情欲永无满足的时候。”我们从毕巧林与梅丽公爵小姐的情感游戏以及他与将军夫人薇拉的相爱与别离中,从毕巧林卑微琐细的自我情感、幸灾乐祸的心理、工于心计的思维的叙写中,可以读出他逼仄的心胸和并不光明的心理投影。
 
女人是毕巧林的“最爱”,但“情圣兼情魔”的他从来没有握住过一双真实、温暖的手,他始终被锁在自我的镜 像中,那是他孤独的宿命。那是因为他根本性地缺乏精神 与心灵的崇高投入到爱情之中,还因为男权主义思想的作祟,他对异性的兴趣仅仅在于“撕下她们身上只有老练的目光才能看透的神秘面纱”,是为了检视他那“冷静的头脑”和“备受煎熬的心灵”。他所有的情感、心理状态都是坚硬的,所以也都是不幸的。读者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美的失落、离去,甚至凋萎、毁灭。
 
薇拉在写给毕巧林的充满血泪的诀别信中说:“你爱我,将我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当作欢乐、焦虑和悲伤的源泉,没有这些感情的交替更替,生活就会单调乏味......我的心已经在你身上耗尽了一切最宝贵的东西,耗尽了眼泪和希望。爱过你的女人,看到别的男人不能不带些轻蔑,不是因为你比他们都好,哦,不是的!但是在你的天性中有些特别的东西,你独有的东西,一种孤傲和神秘的东西。你的声音里,不论你说什么,总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没有人像你那样,如此经常地希望被人喜爱;没有一个人的恶能像你身上的恶那样富有魅力;没有一个人的眼神能像你的眼神那样让人心情愉悦;没有一个人比你更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也没有人比你更加不幸,因为谁也不会像你那样努力地损毁自己。”这不仅是毕巧林最难分难舍的女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莱蒙托夫以一个女恋人的名义书写的其人性与情感的真实表白。
 
毕巧林灵魂中的光明与黑暗、人性与魔性超越了小说的社会批判,而呈现为人性中的统一存在,不可回避的人性悖论。莱蒙托夫不仅是在肯定人性善恶的合理存在,更是在寻找以毕巧林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特立独行”不仅成为毕巧林的一种生存方式,还是他的一种哲学性的存在,成为他抗拒外在世界,寻找超越性人格和实现自我存在的生命之道。畸形的“独处”是主人公被边缘的结果,也可以看作他的一种寻找自我的主体选择。
 
独行者的毕巧林不属于任何群体,他完全行走在主流话语之外。他借助于此在社会身份的缺失中睥睨凡世苍生,寻求自我的独立和生命价值的实现。在毕巧林身上,有莱蒙托夫对自由、独立的抒情化致敬,有他关于“特立独行” 的理性思考,同时也有为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如何实现 自我所提供的可资借鉴的策略和教训。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毕巧林看似在批判、消解现实社会既有的价值和秩序,其实并不能消解他自己对贵族血统的执着,对等级观念的认同,他徒有一个朦胧且无法实现的“英雄梦”,这一连他自己都无法把握的无奈也是他人生中的悲剧一面。
 
精神的苦难、生命的迷惘、情感的失落、前景的茫然 还不是毕巧林生命悲剧的全部内容,因为悲剧的要素不仅仅是巨大的痛苦,还要有对痛苦的深层反思,对自我的灵魂拷问。毕巧林对其的生存状态和危机拥有一种高度的自觉,他对其卑琐本质的犬儒主义有着清晰的认知和真诚、无情的谴责。
 
“我沉迷于空虚低俗的情欲,在情欲的磨炼下 我变得像铁一般又冷又硬......我无数次地扮演着命运之斧 的角色!我就像一把行刑的利器,毫无感情地落在那些在 劫难逃者的头上......我的爱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爱的人牺牲过什么。我爱女人只是为了爱自己,为了自己的快乐。我贪婪地吞噬着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温柔、她们的欢乐与痛苦,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我 奇特的内心需求,而且从不知餍足。”这是毕巧林始终坚守的美好而珍贵的自省精神,尽管在这种自省中有一种自贬式的自恋,因为它缺乏一种真正的自省,其中更多的是一种自嘲与逃避的策略,因为我们在主人公有限的生命中没有看到他任何积极的人生价值的调整。
 
毕巧林始终在寻找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尽管对于他而言,它们始终充满了不确定性。他痛苦地责备自己人生的迷惘,探究生命悲剧必然性的内在依据。他不断地发出人生的内心责问,一个又一个问题总在搅扰着他,令他备受折磨,他始终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探寻内心的每一个波动,审视自己的每一个思想。他在自身的忏悔中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地真诚,不仅坦诚承认自己的缺点,而且还想象出不曾有过的,或者是对自己最自然的举动所做的有欠真诚的解释。
 
毕巧林日记清晰地记录了他深刻的忏悔:“我感觉到自己身上这种不知餍足的欲望,仿佛要吞噬人生之路上遇到的一切:我只是从我个人得失的角度来看 待他人的痛苦与欢乐,把它们当作维持我精神力量的养料。 我本人再也不会为情欲而疯狂,我的虚荣心被环境所压制,但是它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因为虚荣心无非是对权力的渴望,所以我最大的满足来自于让周围的一切服从于我的意志,让人家对我充满爱戴、忠诚和敬畏。”他的忏悔表明,人的神秘之处在于,他既有力量使自身的欲望达到满足的最大值,而且有更伟大的力量对自身欲望和行为进行无私的检视。
 
对于罹患现代梦魇、跌落精神泥淖的现代人来说,这一忏悔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力量。“永远不要拒绝 一个忏悔的罪人,因为他绝望之后可能犯更大的罪行”,毕巧林这句严肃而沉重的话语是对他人生忏悔价值和意义的最好注脚。毕巧林的“恶魔”心性并没有遮蔽其冷静、纯真、高远的品格,莱蒙托夫称他是“当代英雄”并非妄说。 
 
毕巧林无因由地在从波斯回国的途中去世,莱蒙托夫在小说中一带而过的这一告白试图向读者表示,这是一个 没有当下、没有未来,更没有人理解和接受、充满悲剧性的“当代英雄”的必然结局。小说叙事人在“毕巧林日记”中说,“一个人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未必不如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有意思、更有教益,尤其是当这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内省的结果”。在毕巧林“智慧的痛苦”后面隐藏着莱蒙托夫对那个现实和人的一种深刻的洞察,小说是 19 世纪 30 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生命启示录。
 
 
 
除了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们还要对长篇小说中所呈现的生态伦理观念做一个简单的追认。莱蒙托夫在小说中对 大地、山峦、峡谷、河流、各种植物之灵踪的追寻是不可掩其光彩的。他的笔下有那么多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大自然形象,有那么多对自然魅力的倾心书写,然而,仅从大自然描写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他写悲悯的山河大地、宁谧纯洁的雪山、惊魂不散的草木花树,他这是以对自然的无比敬畏尝试建立宇宙神性的可能。
 
清晨的雪山上,宁谧一片,山路就像通向了天穹,一种愉悦的感觉传遍全身,站在世界的巅峰,叙事人获得了一种神灵赋予的孩子气,“当我们远离尘世喧嚣贴近自然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变成孩子,所有后天获得的东西都从身上脱落,心灵恢复到原初的或是最终想到达的状态”。作家没有像许多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写作者那样,把人排除在大自然之外,在他的笔下,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因为自然而获得性灵延展、精神圣洁的人,一个沉潜在伟大的静谧中的人。莱蒙托夫小说的开阔与深邃还在于他所理解的大自然的开阔 与深邃,在于他作为大自然之子深深地扎根于大地的根须。
 
莱蒙托夫还是19世纪小说叙事文体独辟新路的拓展者,这种拓展并非只是对社会心理的揭示,更为重要的是 对人的生存状态、灵魂困境——人性之困、情感之困、精神之困——的关注和思考。莱蒙托夫通过暧昧与悲壮、寻找与反抗同在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对主人公复杂人性和复杂灵魂的揭示。在别林斯基把文学当作改造社会利器的时候,莱蒙托夫就已经自觉地从文体层面和叙事技术开始切入小说创作了。长篇小说采用了不同的文体:旅行随笔、高加索小说、世俗故事、心理小说、神秘小说、书信体小说。
 
小说有三个叙事主人公,从梯弗里斯前往高加索的一个好奇的旅人、上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自己。通过他们的叙述,毕巧林慢慢地向我们走来、靠近,直至我们完全看清楚了他,从他的外貌肖像到他的情感灵魂。自 然,作家的着眼点不在文体本身,其文体探索和叙事技术是为思想和情感表达服务的。小说中日记体式的运用就是 为了显现毕巧林精神世界纵深的。
 
此外,小说中用词的色泽饱满度非常高。别林斯基说:“长篇小说的文笔时而像闪电的火花,时而像雷电的劈击,时而像撒落在天鹅绒上的 珍珠。”批评家讲的首先是智慧,其次是力度,最后是优美。一部好的小说其实不是如何写得波涛汹涌,而是思想深邃、 情感充沛、意义隽永、色彩鲜明,能引领读者穿越迷丛, 走向光明。
 
《当代英雄》曾唤起乔伊斯书写英雄的巨大激情,他说: “这本书对我所产生的作用太强烈了,就有趣的程度 而言,屠格涅夫的任何一篇小说都不能与其相比。”他的《英雄斯蒂芬》,后更名为《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自传体小说就是这一激情的产物。邦达连科说:“这是一部最俄罗斯化、最欧洲化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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