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两个截然不同的园林传统，至18世纪才发生了碰撞，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借鉴。

相对而言，西方园林对中国园林的影响很小，虽然圆明园中的大水法、西洋楼、迷宫，明清江南园林中的彩色玻璃、铸铁栏杆都是鲜明的西方物件，但这只是点缀性质的，是园林主所追寻的一点异国情调而已，中国园林的整体风格未被西方改变。而中国园林对西方园林却有较大的影响。英国自18世纪起，发展出自然风景园林（Picturesque Gardens），欧洲大陆也开始修建被称作“盎格鲁—中国风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s）的园林，强调不规则的自然风景。这一阶段，中国园林逐渐为欧洲所了解，在启发与塑造欧洲园林风格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种园林传统的碰撞显示出哪些深刻的中西文化差别？西方园林的“体”和“用”，受到18世纪这段“东学西渐”怎样的影响？为此，本刊专访了对中西园林比较有专门研究的艺术史学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布丽吉特·戴诺-兹韦（Brigitte D'Hainaut-Zveny）教授。布丽吉特·戴诺-兹韦的研究领域为16至18世纪欧洲与东方艺术，形塑城市空间的雕塑与园林是她关注的重点。在北京举行的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上，布丽吉特·戴诺-兹韦作为特邀学者出席，做了题为《中式与西式园林在空间关系上的差异》的专题报告。

三联生活周刊：18世纪后，法国古典园林开始衰落，欧洲开始寻求新的园林样式，这其中包括中国园林。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园林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欧洲人对中式园林的认识，一方面是传统中式建筑，比如塔、寺、亭、桥等，另一方面是山水景观的曲折布置。事实上，通过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神父所言的“蜿蜒的小径”，西方人很快就可以通过布局的蜿蜒来识别中国花园。景观设计不再是规整的、几何式的，而是曲折的、自然的，通过与建筑、水系的配合，使园林中不同位置、角度观看到的画面呈现不同的舞台图景（Tableaux）。正如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所注意到的那样，不同的“景”常常因亭榭等建筑物而打断。“亭”，也恰好来源于动词“停”，意为停留、暂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典园林“借景”的理念也在欧洲得到了应用，即将园林界限之外的自然景观组织到园林视线之中。

由于有文字描绘和图像表现，中国的“文人园”的主要特征并不难被西方人所理解。在我看来，“文人园”的特征被白居易的诗非常好地描绘了出来：“……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

三联生活周刊：18世纪欧洲借鉴中国园林，形成了哪些代表性的作品？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有很多，我从低地国家中举三个例子。克罗伊公爵伊曼努尔（Duke Emmanuel de Cro～，1718～1784）的隐士花园（Garden of the Hermitage），位于埃斯科河畔孔代（Condé-sur-l'Escaut）。他在建造时加入了亭、桥、塔等中国式建筑，用以制造山水景致中的节奏感。同样的思路在位于蒙斯（Mons）的博杜尔花园（Garden of Baudour）中得到了复制，利涅亲王查理·约瑟夫（Prince Charles-Joseph de Ligne，1735～1814）还特别加入了一座寺庙建筑，并且将可以俯瞰整座园林的观景亭（Belvedere）改为了中式亭台的样式。位于布鲁塞尔的勋伯格花园（Garden of Schoonenberg）中，主人泰申公爵阿尔伯特·卡其米尔（Archduke Albert de Saxe-Teschen，1738～ 1822）建立了一座高耸的塔，灵感来源是当时的南京，假山也被引入。

三联生活周刊：欧洲的园林设计师们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关于中国园林的知识？我注意到你在研究中大量引用了勒鲁热（Georges Louis Le Rouge，1712～1790），他是18世纪欧洲著名的园林书籍出版家，这些园艺书籍如何影响当时的园林建造？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勒鲁热和他出版的书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他本身是一位制图家、建筑师和版画家，绘制了大量的园林建筑、地图画作并将之出版。我提到的三个园林，在勒鲁热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勒鲁热在1776年的第一件作品中就显示出克罗伊公爵的设想，即一所被中国式的塔与桥等建筑所环绕的英式花园。这种有蜿蜒轮廓，由果园组成并由建筑物进行分割的园林概念，可以在博杜尔花园再次看到。在勒鲁热的版画中，则可以看到由利涅亲王所做的模仿中式园林的进展。

勒鲁热的书籍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时的园林设计师们争相购买，以期得到灵感。他的印本《流行盎格鲁－中国风花园》成为许多想要为花园引入中国元素的设计师的教科书。不仅是在欧洲大陆，甚至在莫斯科，他的画作和书籍都受到追捧。勒鲁热本人则是受钱伯斯很大影响。钱伯斯本人到过中国并且曾经在广州居住，亲自参观过多个中国园林，带回了第一手资料。

三联生活周刊：中西园林的差异可能根植于不同的美术传统之中，尤其是对空间概念的理解。中西方绘画的对比中，视点是一个显著的差异。郭熙曾经发展出“三远法”的透视理论，即高远、平远和深远三种视角，但终究不同于文艺复兴透视法。不同的空间观念是否存在对园林的影响？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对空间概念的不同理解是造成中西园林差异的主要原因。郭熙的“三远法”非常关键。不仅是郭熙，在石涛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同一空间中运用了不同的视点和不同的时间。而观赏中国园林正需要不同的视角。多向隧道、桥梁和回廊、隔开景观系统的不同部分的门窗、楼梯等，都让身处其中的观者需要不断改变视角。

在西方，文艺复兴则带来了另一种空间观念，每一件东西都被分配了固定、不变的位置，观察者总是站在一定距离之外，以一种抽离的视角进行观看。文艺复兴绘画展现出的是观察者在某一特定位置观察到的景象，而不是像中国绘画一样，把人对事物的多角度理解、不同时空下的多面观察都展示出来。西方园林营造也相应呈现出一种抽离感，这尤其体现在我们对位于高处的观景亭的喜爱，它使人与景观保持距离，以固定视角对其进行欣赏。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空间观念差异的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我认为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哲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西方，人想要客观地认识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外在对象去理解。而在中国，受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人被邀请去融入于这个世界，成为它的一部分，与“道”合一。这两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导致了园林上的差别。西式园林中人们总是处在景观之外的，与自然保持距离，中式园林中人则融入自然，成为整个景观的一部分。

欧洲园林曾经从形式上学习过中式园林，精神上却完全不同。中式园林的形态是中国哲学的必然推演，道教与佛教传统使得人们追寻一个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的精神处所，园林便承担起这一职责，这也必然要求它要呈现出“自然”的面貌，而非规整的人工景象。西式园林的任务则是创造“奇观”，人们在园林中得以进入另外的时空进行游览。中式的山水布局与亭台楼阁即使在西式园林中被运用，也只是作为一种“他者景观”而存在，它们可能会与埃及金字塔和方尖碑、哥特式的教堂、土耳其帐篷和罗马神庙并置。此时，中式的“自然山水”成为园林中“人造景观”的一部分，不再是其本来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园林这一处所，对于中西方园林主们的生活分别意味着什么？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首先，在两种文化中，园林都被认为是“出世”的地方，正如陶渊明所说的那样。卢梭和王维也都曾对“隐士的生活”有过描绘。园林得以让人们保持与现实和政治的距离。但同时，在中国和西方，拥有园林的都是贵族，他们借助精美宏大的园林为自己赢得声誉，这一点在中国唐代有明显的体现。在西方也是如此，虽然园林往往远离城市和宫廷，但园林本身是对贵族身份的一种重申，是他们身份、声望和财富的徽章。无论中西，园林都同时存在着“出世”与“入世”这两种略显冲突的作用。

另一方面，园林也是文人贵族们的小圈子进行社交活动和享乐的地方。中国文人在园林中开雅集，同时也举办节庆，西方也是如此，这从舞厅、宴会大厅等配套设施就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