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德小姐的扮演者西尔莎·罗南是最被看好的新生代女演员之一，她最初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是在麦克尤恩原著的电影《赎罪》中扮演13岁的布里奥妮，并获得第80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

想象这样一个女孩子，十七八岁，大人们以为她天真烂漫，她自己心头却琐事冗长。她当然认为升学是种压力，但也想抓紧长大，借机逃离母亲。母亲的爱如镣铐，家乡更是值得仇视的现实。所以她虚构一个未来，认为只有逃离此地，才能找到自由。远方不只自由，还有一个面目远比现在清晰的自己，反观现在的自己，活得迷茫而费力，所以更加奋力地往前走，仿佛只消走到那块写着“长大”的路碑，一切便唾手可得，生活将真正开始。

这位少女，是十几年前的我，是热播剧《小欢喜》中的英子，也是“伯德小姐”。电影《伯德小姐》的故事发生在加州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女主角原名克里斯汀，却给自己起名“lady bird”，怪异，不合时宜，所以总需要提醒人们别叫错了。按照她父母的经济条件，她原读不起这所教会私立中学，但因为她哥哥在公立学校目睹一次斗殴，出于恐惧，就把她送到这所都是富二代的中学里。在这里，伯德小姐谈恋爱两次，停学一次，与闺密吵架并和解一次；丢掉老师的记分簿若干本，毕业舞会弄得一团糟；学了好几年车，总算拿到了驾照。她与母亲吵架数次，最后一次的冷战持续到了她离家读大学。

一位青春期少女探寻自我的过程，在这部电影中，被拆解为几个对立面：对“伯德小姐”这个名字的坚持与放手，自卑和虚荣组成的复杂情绪，与母亲的对抗与和解。少女时期的困惑与迷茫，干过的傻事、蠢事、叛逆的事，很难被忘记，时时被想起，它不分国界，不论文化差异，总能触碰到成年人对青春的回忆点。这是青春成长主题的作品总能引发许多共鸣的原因。这部年轻的电影之所以能在去年获得五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一定也与此有关。在上述每一个立面中，我都找到了自己青春的参照，清晰得仿佛在眼前重新发生一遍。

青春永不过时，因为它已被记忆制成影像，随时可以在头脑里播放。

《伯德小姐》剧照

青春与命名权

有一幕发生在我高一第一节英文课。课一结束，小小教室的空气里就涌起了英文名浪潮。这是许多孩子获得的第一个自我命名的机会。一夜之间，这个班里陡然间有了皮特、大卫和亚历山大；詹妮弗、雏菊（Daisy）和朱丽，还有一个四月（April）、一个六月（June）和一个七月（July）。第二节英文课在万众期待中来了，老师肯定了上述所有名字，但奇怪的是，当有男生说“老师我也出生在四月”，或者当有人想用八月或九月起名，都被否决了，年轻的英文老师说，：“这不符合规定。”而我，出生在九月，中文名里没有“丽”也没有“妮”，更不想轻率地将自己“委身”于某种烂俗的花。左挑右选，犹豫了好几天，最后竟然选中了“crazy”。十几年前，在我们那个小镇，即便是重点高中，同学们大都从不知道“英文名”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四月”可以，“八月”却不行；为什么女生可以“四月”，男生却又不可以；以及，凭什么这个突兀的“疯狂的”怎么又可以。

扒拉出这个词的时候，我单纯地觉得它的发音（科瑞希）好听，又暗自觉得“疯子”毕竟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这样算下来，起码比什么娇弱的雏菊强一点。老师都认可了，那么我，从此就成了班上那个独一无二的横着走的“科瑞希”。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很添麻烦的名字。成为科瑞希的第三个礼拜，学校来了一位外教，点名的时候，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你确定不要再换个名字吗，比如Jasmine，我看就很适合你。”我拒绝了。“你们外国人，除了茉莉，对中国还有点儿别的了解吗？”外教听到此处，不敢再多言。下课后，为自己起名“亚当”的男同学向我走来。亚当圆脸，戴厚眼镜，腼腆，随时随地抱一本《新概念英语》，他模样紧张，迟疑不前，被同学推了一把才站到我面前，没想到他说的是：“科瑞希，在美国，不可能有人叫这个名字的。”我瞟了一眼他手中厚厚的道具，冷笑一声，心想，“就凭你早学两年英文，有本事考试分数比我高”。我仰着头，不知如何作答，快速走开了。

大约是拜这个疯狂的英文名所赐，我一直都是班上英语最好的学生。即便我从乡镇初中升学至此，即便这所重点高中强敌环伺，我依旧是那个英语作文被当作范文当众诵读的优秀学生。我们班里，我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一个曾在大考前去杭州厨师学校补习的女同学。

多年后，我当然明白过来，原来“新东方”不只是电视广告里那个厨师学校；也如那位见过一些世面的亚当所说，的确不可能有人给孩子起名“crazy”，更何况这还是个形容词，从源头上它就是错的。但错误的“科瑞希”，给予无知的我一些无畏的勇气，靠着这个奇怪的名字，以及它结织出的外壳，我撑过了自卑、毫无安全感的高中时代。某种程度上来说，“crazy”就是我的“lady bird”。

“lady bird”的怪异之处在于，lady显然不是一个能自封的称号，而“bird”，“鸟”而已，也谈不上什么美好寓意。这两个词组合起来，既不能让人肃然起敬，甚至连由此制造的困惑都是“微弱”的，它仅足以让乍听此名的人们，微微皱眉，连多问一句为什么的好奇心都没有。

这因此是个“性价比”很低的名字，没好处，还尽添麻烦。“权威”们并不认可克里斯汀这个怪异的名字，学校张贴的榜单上，她需要小心翼翼地画掉克里斯汀，一笔一画改成“伯德小姐”，她对此也不愤怒，一副承担自己的做派；只有母亲刻意叫她原名时，她才会发一点火。在少女心里，“我自己的名字自己起”，寓意并不重要，怪异也在其次，甚至，“与众不同”也不是重点，而是那个命名的自由选择权。

自卑与虚荣心

还有一幕发生在2018年深秋，巴黎13区一家小酒馆。脱掉风衣，晓晓里面穿了一件蓝得非常好看的针织衫，短袖，一字肩，露出她细瘦的肩胛和胳膊。这些当然都是她魅力的一部分，可在我眼里，最有魔力的还是那种特殊的蓝色，我盯着它看，仿佛见到什么稀奇珍宝。我的眼神像是一只盘旋在灯光下的蝇子，攀附于她的上衣，去吸收这茂密的蓝色。晓晓大约注意到了什么，轻轻地问：“我是不是晒黑了？”

我只是想起了往事，十几年前，我们在同一所高中。不用穿校服的周末，她会穿一条牛仔裤。那是另一种蓝，或许是靛蓝，或许比靛蓝再青上几分，此时此刻，我闭上眼睛仍能浮现出这种颜色，只是找不出合适的词去形容它，就像我在寻找这条牛仔裤时，永远没办法跟店员形容它的颜色一样。穿着这条裤子的晓晓，腿看上去又直又瘦，配一件宽松T恤衫，从教学楼走向食堂——她常常晚去食堂，所以总与我们迎面相遇。几乎是集体性地，我们会凝神静气地对她行注目礼。当时我们还称不上朋友，只听说她家境非常好，成绩又在全校前十名里，无论从哪个维度，她都是女神——青春期女生心目中也会供奉女神的，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比那些小男生对她的暗恋更持续。后来因为我们同在巴黎上学而有机会成为朋友，第一次约着去逛街的时候，比与任何一个男生的第一次约会都叫我紧张。

整个高中，一有机会，我就在商场寻觅类似的牛仔裤，可运气很差，从来没有找到过。张口询问她在哪儿买的也完全不是一个选项，更何况，这也一定是件价值昂贵远远超出我父母承受范围的东西。对这抹蓝色的渴望曾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我再次目睹一种新的蓝色在她身上出现，往昔回忆立刻扑面而来。不论身在何处、境遇如何，青春时代最隐秘的渴望，仍在某个角落细细蠕动。

对蓝色的渴望只是自卑的一角，掀开这个角，里面深藏着一口巨井。里面是什么，或许并不应当去探究。

伯德小姐也有她的渴望，但表面你看不出来她有哪怕一点自卑。她头发染成浅红色，看上哪个男生了就上去攀谈，不害羞也不露怯。先是一个端庄优秀的男生，那是她音乐剧兴趣小组的男主角，优点是唱歌好、家境好。伯德小姐很主动，也很成功地拿下了他。甚至，感恩节派对，她还被邀请到男生祖母家度过。出席宴会要穿什么？母亲带女儿去挑礼服，未被点破的阶级差异就此显现。萨克拉门托被一条铁轨一分为二，隐隐也是贫富分界线，伯德小姐时常称自己处在“wrong side of the tracks”，她这个蠢男友去接她时，竟然跟她父母这样寒暄，“我一直以为她说的铁轨错误的一边是某种隐喻，没想到真的有条铁轨”。矛盾埋下伏笔。

母女二人挑礼服，明显是在折扣商店，裙子密密麻麻地挤作一堆。母女的对话也很有意思。母亲说：“那一带我和你爸去过，参加公司CEO的派对，挺正式的。”伯德小姐挑出一条黑色裙子，母亲立刻又说：“你去的又不是葬礼。”一直被迫面对穷这个现实的女儿语气立刻不善，“富人们的感恩节晚宴，我可不知道该穿什么。” 

父亲失业，一家五口的生活主要靠母亲支撑。她在精神病院做护士，有时不得不加班加点维持生计。家境如此，母亲一直都将这真实的惨状摆在女儿面前，“纽约的大学，我们可供不起，我们连州立大学都够呛”。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停学处罚之后，母亲大发雷霆，“你以为我愿意在精神病院轮两班吗？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为我们感到羞愧吗？你爸很清楚，每次你都让他停在学校一条街之外是为什么！”紧接着，“铁轨的错误一边”被母亲提炼出来，这句“穷人区”的别称，真实映照出私立学校中伯德小姐的处境，以及她为了消解这种落差感做出的努力。

虚荣心依然作祟。伯德小姐结交了新的有钱女朋友，跟她谎称，那栋人人称赞的插着国旗的漂亮蓝房子就是自己家，将在咖啡店打工美化为“我妈逼我去打工去学习责任”。她也的确每次刻意不让爸爸送自己到校门口，她还为了这个新的有钱朋友，疏远了最好的朋友。最华丽的一次行动，发生在以反堕胎为主题的教育集会上。她当众对老师口出不敬，“如果你妈妈当时果真堕胎成功了，那我们现在就不用坐在这里参加这场愚蠢的集会”。口出狂言，让同学大吃一惊。

伯德小姐并没有比别的同学更反感这次集会，但当老师问她有什么想说的，虚荣心立刻披上了叛逆的外衣，在这间所有人都比她有钱的教会私立学校，这项小小的与众不同，足以让她在同学当中站住脚跟。就像我那个总是抱着《新概念英语》的同学亚当，这本厚厚的只有他有的英文书，帮助青春期男孩承担起来的东西，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多很多。

逃离，逃离

有时候你分不清，你要逃离的是究竟是家乡，还是家人。

家乡，是因为它荒芜了。没有真正的剧场，没有可供作家写作的森林，没有文化。成年人如今徘徊在“逃离北上广”的念头里，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当初选择了逃离家乡。伯德小姐要逃离萨克拉门托，声称这里“在扼杀我的灵魂”。一句过分严肃的判断，从准备逃离的少女嘴中吐出，反而令人相信。萨克拉门托甚至还是加州首府，在她眼中却称得上“加州的中西部”，题记一语道破，“那些声称加州享乐主义的人，完全没在萨克拉门托过过圣诞节”。所以伯德小姐想逃离这个名不副实之地，“起码得去旧金山吧！”去哪里或许并不重要，重点在，离家越远越好。

家人招人烦，主力选手还是母亲，每天絮絮叨叨，控制着她的生活。她跟母亲其实挺亲密的。她与第二个男朋友发生性关系后，还在浴室里问她妈妈，什么年纪做爱是合适的。她们会在车上听电台朗诵的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听到结尾处一起流泪。她俩会组团去看房子，去欣赏那些买不起的豪宅，假装要买它们。

但是这些温馨细节之后，紧接着的总是争执。激烈时，母亲会指责她，“你只关心你自己”。温和时，母亲在更衣室外循循善诱，“我只是希望你能成为更好版本的自己”。自以为看穿生活的伯德小姐绝不会对这款鸡汤买账，她反驳道：“如果这已经是最好的我了呢？”这肯定不是她最好版本的自己，她只是不喜欢这个版本的母亲。现在这个母亲，是他们这个家里强势的大总管，事无巨细，精确到她一次用几条浴巾，总在她热乎乎的梦想跟前泼冷水。

她多么希望母亲哪怕有一点理想的劲头。

母女矛盾正是在此。女儿想远走高飞，母亲却希望她务实。“离开加州、去东岸，最好是纽约。”伯德小姐平凡得与大多数年轻女孩并无两样，连学校的升学咨询师都告诉伯德小姐，耶鲁就别想了，肯定进不了，“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你务实”，是啊，“看上去每个人的任务都是这个”，除了她自己。

陷入全世界都与自己为敌的臆想中，这是少年人的特质，但《伯德小姐》中少女的困境却不是沉重的，女演员罗南最出彩的地方就在此，她演出了这位萨克拉门托少女对当下生活的漫不经心。恋爱、初夜，对男友的欺骗表示不满，都只是对生活一种暂时性配合，仿佛在说：你来好了，伤害不到我的，反正我在这里只是短期停留。打从高三一开始，我就想好了，浙大我是不读的，离家太近，甚至连上海，我看看地图，将它排除在外。我要去就去那种，得火车坐上一整天的北方。此时有另一幕在我头脑里播放，我与那位上新东方的女同学，到了高三已经成了朋友，一天晚自习下课后，我们结伴来到学校最大的那棵树下。我们已经在纸条上写好了理想学校，装进玻璃罐，打算埋进树底。

我当时心里想着，“很快我就会离开这里”，《伯德小姐》中则有另一句话，“到更大的世界里，正式开始我的人生”，它与萨克拉门托这座城市的气质混在一起，成为这部电影特有的韵味，这应该就是电影作者气质的延伸。该片编剧及导演，年轻的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女士就出生成长在这里，她第一次导演电影长片，毫不意外地将自己成长过程中对纽约的向往写了进去。

上初一那年，格蕾塔在学校尿了回裤子。新学校，刚开学，又是数学分级考试，格蕾塔紧张得一塌糊涂，考到一半能出去吗？出去是得举手吗？对这些她都一无所知，直到一切都太晚了。隔壁桌的女同学注意到了她的窘迫，递给她一件运动衫，让她系腰上，然后去医务室处理一下。尴尬且无措的格蕾塔照做了。第二年，教社会研究课的老师，让同学们交一篇“文学日记”，读到格蕾塔写的这个关于一个姑娘尿裤子的故事时，很喜欢，还把它作为范文张贴了出来。

若干年后，这位尿裤子的女同学已经忘记了隔壁桌同学的名字，却仍然记得，得到帮助时那种温暖的感觉，它只有家乡才能给予。格蕾塔五岁时第二次到纽约，从此纽约与家乡截然不同的融合与复杂性刻在了脑中。所以她终于被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录取时，与许多从小镇解放出来的同学那样，心想“我的人生终于要开始了”，第一天晚上，她违反规定，爬到宿舍楼楼顶，张望这座城市，在心里宣告主权：“这以后就是我的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