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荆欣雨
“我的生活不会有太多变化，就像过去4年，我的状态一直是平缓的”，郭帆先生靠在工作室的沙发上，自信地用手在空气中划了一道直线。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帽衫，外面套黑色棒球衫，两件衣服的左胸前都印着他最新执导的电影名字：流浪地球。他的下身是浅蓝色的牛仔裤，裤腿耷拉着，配一双有些脏的白色球鞋。
那天是1月30日，电影上映前5天，他仍忐忑于《流浪地球》的市场反响。一位提前看过片的影评人对他说：“我感觉你这部电影突然一下子非常的成功。”他马上纠正：“还没成功。”
单从票房上来说，《流浪地球》绝对成功了。电影2月 5日上映，两天后当日票房就超过了所有同期上映影片，目前累计45亿元的票房已成为内地影史仅次于《战狼2》的总票房亚军。自在北美上映以来，也已获得超过4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来中国电影在北美上映的票房纪录。
在接下来一个月的公开曝光里，郭帆一直穿着那身衣服，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类跟电影相关的活动。2月24日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的观影交流活动上，郭帆坦承：“这部电影在客观上有很多不足，之所以票房上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观众的宽容。”
不过，郭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拍这部电影的过程里“没有遗憾”，“这4年我跟我的团队竭尽全力，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比现在做得更好。”
缘起
一切都始于2015年年中，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找到郭帆，他们手上有科幻作家刘慈欣几部中短篇小说的版权，包括《流浪地球》《微纪元》和《超新星纪元》，郭帆可以从其中选择一部来拍。
此时，随着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学领域中的“诺贝尔奖”——雨果奖，科幻已然进入了大众视野，影视化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对于中影来说，过去几年电影市场的快速增长使他们做出判断：国产大片已经具备了从本土市场回收成本的可能性，带有大量特效的电影也即将迎来春天。
郭帆是个科幻迷，拍科幻片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也是他当导演的目的。选来选去，郭帆觉得《流浪地球》最适合影视化。小说于2000年发表于《科幻世界》，他很早就看过，2万多字，讲述的是一个简单却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太阳将在400年后毁灭，人类决定带着地球一起逃亡，建设了数万座发动机把地球推出太阳系，寻找新的家园。
当拍科幻片的机会终于来临时，郭帆带上了那些相信他、他也相信的朋友：从北漂时就认识的朋友龚格尔（《流浪地球》制片人）、一起拍过《李献计历险记》的摄影师刘寅、视效总监丁燕来、美术指导郜昂……他们要做的是一个中国市场没有过的类型片，前路充满未知。
事实上，在与中影关于《流浪地球》的早期沟通中，郭帆就明确提出了拍摄科幻电影面临的四个挑战：预算、时间、文化和管理。
钱是永远不够的，如果他们有1亿人民币，对标的就是好莱坞的1亿美元的制作。时间也要压缩，别人可以用一两年的时间做概念设计，他们只有10个月。此外，在郭帆的脑袋里还有一系列问题：中国的科幻语境是什么？科幻电影注重视效，懂技术的人才去哪儿找？新类型衍生出的新部门和元素该如何协调与配合？
有个故事被翻来覆去地讲。2014年，电影局派宁浩、肖央、路阳、陈思诚和郭帆去美国派拉蒙学习。郭帆对于美国电影工业的成熟印象深刻，并希望自己未来拍出的科幻片是建立在标准的、可量化的工业流程上的。
那次赴美经历让郭帆决定，从筹划《流浪地球》剧本开始，就坚持走工业化的路子。电影的7个编剧用了美国的一款写作软件，大家可以实时协同工作，所有更改都会被记录。软件还会自动统计所有角色的对白数量，人物戏份的曲线，情节点是否充分。
他们先花时间构建了世界观，撰写了大概一百年的编年史，详细解释了在“流浪地球”年代，世界该以何种面貌呈现。2016年初，故事方向大致定下来，只截取了原著中地球经过木星的一小部分，增添了“一支中国救援队奔赴苏拉威西展开救援”的主线剧情。至于情感的着力点，在多次讨论后，他们选择了亲情，尤为突出的是父子情。
法律专业出身的郭帆想要在电影开拍前做好万全准备。大家花了大量时间讨论片子应该是什么样的美学风格，烟火气浓厚的地下城、末日冰封的北京上海、救援队厚重的外骨骼、结构复杂的行星发动机都经由无数张草图才得以确定，纸面上的工作结束后，还涉及到具体的置景。
在郭帆的坚持下，故事板总监画了全片故事板—— 在正式拍摄前，用简单的动画展示演员走位、取景、摄影机角度、摄影机运动等，供导演、摄影指导等拍摄时参考，这样可以减少现场拍摄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摄影指导刘寅还仔细研究了片中极端的自然环境和开创性的室内场景中，什么样的灯光是合适且科学的。
开拍前的准备还包括：曾制作过《指环王》的新西兰维塔工作室为剧组设计了救援队所穿的外骨骼；MDI工作室负责机械和一些特殊道具的设计；运载车的设计和物理特效由希纳魔夫工作室完成……
当主演屈楚萧和李光洁分别第一次来到郭帆工作室时，他们为面前的几千张草图和各种VR特效感到震惊，那是上述所有团队精细分工和彼此配合的成果总和。仍在读大学的屈楚萧本来对这个项目没多大兴趣，那时候他有些心动了。李光洁对郭帆和他的团队感到敬佩，他对记者说：“我不确定我是否可以做到像他这样，我愿意跟他一起，算是赌一把吧。”
“中国特色”的科幻
正式开拍前，困扰郭帆的另一个问题是，《流浪地球》的内核应该是什么？
小时候，郭帆常看美国的科幻片，觉得很震撼，詹姆斯 · 卡梅隆的《终结者2》是早期对他有关键性意义的片子，《流浪地球》中救援队成员拿着加特林扫射就是他对于《终结者2》的私人致敬。他也爱《2001太空漫游》和《黑客帝国》第一部，“你看它的对话，都不好好说话，每句话都是哲学问题，酷啊。他拿那个动作去包装，而骨子里面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那套东西，这个太牛了。”
真正轮到自己拍科幻片，郭帆深知，所有的镜头语言、剪辑方式、剧作模式都可以向好莱坞学，“但是内核，你的灵魂以及美学这部分，必须得用自己的，才能称之为中国科幻”。
2016年，剧本已经完成，但郭帆仍没找到那个核。他们去美国工业光魔（曾参与《星球大战》《变形金刚》等特效制作）聊特效合作，发现价格超乎想象地贵，合作是没戏了。尽管如此，对方表现出了对《流浪地球》的兴奋和好奇，郭帆就问对方：“你们觉得我们这故事哪儿好啊？”
“他说你们太奇怪了，你们居然跑路都得带着地球跑，我第一反应就是，北京房子贵嘛，你可不得带着家跑嘛。”郭帆告诉他们，“中国人的概念中，房子就是你的家，你老婆、你孩子、你丈母娘看你的眼神，你的爱、你的恨，你的好与不好，都在这儿……英国当年大航海时期，不断出去，他们是往外走的。”
透过外国人对于《流浪地球》的看法，郭帆意识到，中国人特有的那种对于故土的眷恋，就是中国科幻，或者说是这部科幻电影的内核。郭帆找到的另外一个内核是集体主义。影片中，地球4000多处行星发动机出现故障，150万人出动展开了救援，这也令工业光魔的人感到好奇：用得着那么多人吗？郭帆的第一反应是，“我们人多啊。我们没有超级英雄，没有美队，没有蝙蝠侠，只有一个一个的普通人。”
剧组的主创都提到一张在网上流传广泛的照片：逆行的消防员在仓皇撤离的人群中留下一个坚定的背影。这与电影进行到高潮时刻，几位主角在末日来临时没有选择回家，而是拼力点燃木星以拯救地球的举动完美契合。
90后的屈楚萧不断向记者强调，他饰演的刘启只是很多英雄中的一个，但他觉得刘启的行为是为了亲情，而非什么集体主义。
而同剧组的80后演员李光洁则是在集体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一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这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我们去上大学，不像现在可以租房子什么的，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财力和想法。你觉得就应该住在宿舍，跟大家集体生活。”
美术指导郜昂甚至承认，电影高潮处需众人推动的巨大撞针是个“很bug的装置”，本来只需要一个按钮就可以。他在《流浪地球电影制作手记》中写道：他们需要在最终创造一个“很多人共同为了目标努力的宏大场面”，“那一刻所有人处在勇于牺牲的状态。提供这样一个巨大的形体上的压力，观众看着就比较直观”。
一切为了观众。作为第一部国产科幻片，郭帆认为，最重要的是留住观众，活下来，而不是营造那些深刻的、富有哲学思考的科幻氛围。对于他们来说，找到两个中国科幻内核还远远不够，他们要让片子里的一切都能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市场才会买单。
按照这个思路，在寻找合适美学的过程中，他们想到了苏联的重工业风。尽管科幻多数时候展现的是对于未来的大胆想象和思考，郭帆仍选择了我们所熟悉的过去，“长安街上就有很多苏联风格的建筑，中国人对那个是有一定情感的。”
他们避免了蓝色的过多使用，那是好莱坞科幻片偏爱的颜色。涉及文化，好莱坞从学习对象变成了回避对象。英剧《黑镜》中经常出现的全息投影也没用，“所有置景都是实的，按键也是实的，因为那种高科技的质感和我们是不搭的。”郭帆说。
如果钢铁侠摘下面具，底下是中国人的面孔，观众会觉得很违和。这是郭帆的想法，事实也的确如此，第一次穿上外骨骼的李光洁对镜子里自己的脸仍有不适应之感。
电影一开始的场景是昏暗的地下城。对于地下城的设计，美术和视效团队也秉承了同样的原则：创造熟悉感。他们希望让观众觉得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当下的。蚯蚓干做的小零食最终被剪掉了一些，因为会增强观众的不适感和不熟悉感。舞龙、舞狮和春节十二响，则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元素”。
屈楚萧和李光洁都提到，电影开拍前，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准备，因为他们根本想象不到，生活在末日的人，应该为什么而担忧。他们都不是科幻迷，都看过一些美国作品，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中国观众。
在刘慈欣的原著小说中，流浪地球计划开启后，人们对感情已经变得麻木了，“除了当前太阳的状态和地球的位置，没有什么能真正引起他们的注意并打动他们了。”而电影中，亲情是切入点，串联起整个故事，显然已与原著大不相同了。
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了留住观众。采访中，郭帆说他最大的担忧是，“观众一上来就说，这个我们不熟悉，这世界跟我无关。”现在看来，他成功地解决了这种担忧。
“土法炼钢”
2017年，《流浪地球》正式在青岛开拍。即使已做了万全准备，新的问题还是不断冒出来。
郭帆试图摒弃充满“江湖习气”的剧组工作方式。在一次采访中，他提及推广场记软件的困难，“工作人员说用产品还不如一张纸记得快。我说你今天是快，但你记一百天就是一百张纸，要寻找任何一个信息，你怎么找？一旦丢了该怎么办？工业化的很多东西就是理念问题。”
新部门UI组被临时组建出来，而上任的副导演柯珂之前都不知道什么是UI，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通俗点说，UI就是片子里面所有电子屏幕显示的内容，都需要根据剧情人工制作。例如，每一辆运载车的屏幕背后是一台电子设备，分别由一个人控制，拍摄时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完全取决于几十人互相的配合，或棚里的网速。
摄影指导刘寅自掏腰包购买了几百万的摄影器材，租给剧组使用，如果以后不再拍摄科幻电影，这些器材几乎没有再次使用的可能性。
维塔工作室设计的外骨骼，重达80公斤，看上去很酷炫，可时间久了，饰演王磊的李光洁感觉被困在了这套衣服里，“它的力是不均匀的，而且你所有的关节伸也伸不直，弯也弯不了，就是疼。生活不能自理，你是个残疾人，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躺不能躺。”
每天开拍前，都会有人问，“今天谁先穿？昨天我先穿的，今天你先穿。”记者问李光洁，剧组的人力不足以让每个人同时穿吗？他回答，“不够，没那么多人，你知道我们的电影工业，你还在培养他们，你得教他们。”
外骨骼的零件坏了，道具组不知道怎么修，就用502 胶粘。为了帮助演员省力，剧组每天安排人手提前踩点抵达拍摄现场的最快路径。电影开拍时，工作人员帮助演员穿上外骨骼要用一个多小时，脱下来则要20分钟。
这就是《流浪地球》的拍摄现场：每当意外情况发生，现场工作人员就用笨办法来解决，俗称“土法炼钢”。“炼”得久了，倒也摸索出了新的经验和流程。
由技术限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在演员身上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有一场戏，在两到三个18.5千瓦的巨大风鼓的吹雪声中，头盔里的演员即使佩戴了耳机，也完全听不到彼此说话，只能靠猜来表演。
屈楚萧提到，因为技术限制，很多镜头的实现只能靠人力和时间来弥补，“可能你某一次的表演是更满意的，情绪最到位的，但偏偏有个灯没亮。或者当你因为技术的问题要重来十几次的时候，状态已经没了。”最难克服的是情绪。李光洁选择跟制片人坦白，“我的修养，我受的教育只能穿上这身衣服维持3个小时。3个小时以后，我可能会说脏话，我可能会骂人，我脾气会特别暴躁，你给咱们工作人员打打招呼，别到时候打我。”李光洁每天做的最大一件工作，就是抵消自己的负面情绪。每天晚上回到宾馆，他要在沙发上躺一个小时，什么都不做，然后再默默地爬进洗澡间。
更多的时候是互相体谅。摄影组知道演员穿着那么重的衣服，多坚持10秒都是挑战，因此会尽可能地调好所有灯光设备，减少重来次数。效果不理想时，郭帆会极力找出后期制作中可以用得上的镜头，如果实在不行，面对郭帆的执着和诚恳，演员咬咬牙，“再来吧。”
屈楚萧形容剧组每天的工作氛围是“丧并互相鼓励着”。《流浪地球》的制作前后持续4年，不被人看好，预算不断超支，资金断裂，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郭帆形容“焦虑、绝望、怀疑自我，而且很难找到一个宣泄的途径”。
而在主创们眼里，郭帆是个“疯子”。电影中的王磊是一个坚定的军人，李光洁给这个角色找到的模板是郭帆。“我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执着。他背后有投资方，好几个亿的投资，4年的时间成本，他几乎没有怎么见过他孩子。他要承受的东西要比我们多得多。”
电影杀青时，李光洁最想做的事情是把那身外骨骼砸了，屈楚萧大哭了一场。空间站的部分，剧组一直想找一个一线男演员来演父亲刘培强，却一直没能找到相信他们的人，整个拍摄过程中，饰演儿子的屈楚萧始终在对一个想象中的父亲说话。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父亲，吴京的加入如同雪中送炭，不仅免费出演，还为电影带来了一些投资。
熬着熬着，所有人都熬出头了。
一个开始
2月19日，电影上映后的第15天，记者在北京又一次见到了郭帆。已经连续跑了半个月路演，电影的巨大成功带来的繁多事务令他疲惫不堪，远不及之前健谈。
在他的工作室里，郭帆难得可以放松下来。化妆的 10分钟间隙，他拒绝了“我们聊聊”的提议，说想睡会儿，随后一直闭着眼睛。拍摄时，他的目光总是呆滞，任人摆布，摄影师对他说：“你不必强打精神，真实展现你的疲惫就好。”
他为这部电影付出的精力已经太多。拍摄《流浪地球》之前，郭帆执导过两部电影长片，《李献计历险记》和《同桌的你》。后者在2014年获得了4.5亿票房，算是个不错的成绩。尽管很多投资人找上门，他没再接拍青春片，而是惦记着自己的科幻梦。
1999年，高中生郭帆不顾家人反对要考北京电影学院，没能成行，去了海南大学读法律。电影梦没停，他搞了台摄像机自己拍短片，毕业后又去电视台做后期制作，也兼职画漫画、做设计，直到考上了北影的研究生，才算迈进了电影圈的大门。
2006年，他开始看一些量子力学和天体物理的书。在那之前，他学法律，边界性很强，世界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看了那些书之后，他发现世界不是那样，而是模糊的，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一种倾向。
“那种好与坏也是在某个时间节点之内的，超出那个范围之外，你也无法评价。这种状态可能跟世界本质有关系。量子力学里，世界的本质是概率。了解我们对世界认知的边界的时候，你会特别绝望。我们太渺小了，你会觉得特别无聊。”
郭帆回忆起10多年前那场精神危机，持续了一年。他陷入了一个虚无的大坑，如何爬回正常轨道上来？他给自己的解答是：你要再跳回来，基于什么呢？基于人类这个群体的规则。
“哪怕我们在一起，哪怕我们彼此之间是假的，仅仅是一个游戏，也要做下去，因为这是你的生活。你一旦脱离开它，就没有意义了。你得回来，干你热爱的事，爱你热爱的人。”这或许解释了他身上那种悲观的乐观主义。
思考这些问题时，郭帆连导演都没当上，他只是觉得拍科幻片总要有所积累，就不停地看专业的科学书籍。
《流浪地球》上映后，伴随着赞誉，争议也随之而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罗小茗在给《探索与争鸣》杂志的一篇稿件中，认为“流浪地球”这种中国特色的危机表达本来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但特效、大片、资本、民族自豪感和主流话语一起跳出来，扰乱了视线，以至于人们根本来不及思考关于末日的真正命题。
“观众宽厚，所有错误都已看到，只是不说。”郭帆在朋友圈里写道。采访中，他说自己也想拍一部《2001太空漫游》或者《黑客帝国》那样的科幻片，去讨论更深层次的命题，但他也承认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和深度。
《流浪地球》只是一个开始。郭帆相信科幻片的力量，尤其是对于孩子，相信科幻片会让我们变得更美好。他反复强调，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放在了当下，沉迷于眼前需要处理的琐碎小事，是时候抬起头望望星空了。
《流浪地球》上映后，他也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 2019年2月18日，恰逢《终结者》系列的导演詹姆斯 · 卡梅隆来华宣传新片《阿丽塔》，片方邀请了郭帆参加首映。那是一个仿若《头号玩家》的结局般的时刻——与童年的自己相遇。郭帆仍穿着那身熟悉的衣服，对面坐着卡梅隆，他们在聊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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