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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字天书到敦煌大词典

作者:admin 2019-10-24 我要评论

2019年9月,侯黎明在敦煌岩彩研究中心。他既是敦煌研究院艺术委员会主任,也是敦煌岩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图/禤灿雄 从1944年...

2019年9月,侯黎明在敦煌岩彩研究中心。他既是敦煌研究院艺术委员会主任,也是敦煌岩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图/禤灿雄
 
从1944年到现在,敦煌研究院把一部无字天书变成一本可解读的敦煌大词典。从最早的“北凉三窟”到元代洞窟,只要是代表性作品,基本上都临摹过,总共2300多件。
 
 
自1985年调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侯黎明已在莫高窟工作了34年。研究院在远离敦煌市区的沙漠里,他管上班叫上山。
 
通往山上的戈壁公路一片荒凉,旅游旺季也是如此。柔美的鸣沙山和粗犷的三危山一阴一阳,一边一个,云是老熟人,风声也是敦煌本地口音。
 
735个洞窟像735道目光,盯着张骞、张议潮,盯着王圆箓、斯坦因,盯着张大千、常书鸿,也注视着侯黎明和他的同事们。
 
路长且望不到头,侯黎明有时会忘了自己还坐在驾驶座,双手撒把拧瓶盖喝水或干这干那。
 
车速很慢,他也不着急:“我们才来的时候,段文杰院长有一句话:好好生活,吃好喝好,十年以后再说,你就好好去临摹。确确实实,十年以后一下子就悟了。”
 
 
莫高窟第220窟南壁唐代乐舞图,娄婕、侯黎明、吴荣鉴临。
 
《新周刊》:在对莫高窟的研究中,临摹居于什么地位?
 
侯黎明:所谓敦煌的“发现”,实际上是两次。一次是藏经洞,一次是洞窟壁画。藏经洞的发现,当时在国内是一些高端知识分子才知道的事。而石窟壁画的发现,实际上得益于张大千两次到敦煌临摹。
 
1943年、1944年,他分别在兰州和重庆举办了敦煌壁画摹本展,轰动一时。那是民族危亡的时刻,发现敦煌,极大地刺激了民族自信心。
 
敦煌研究院自成立以来,一直在研究、总结临摹的目的、风格和技法,形成了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三种壁画临摹体系。
 
临摹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深入的学术研究,通过它可以保存壁画文物副本、学习和传承中国画本体规律、研究中国美术发展史。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至今,75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临摹品已经对外展出100多次,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16个国家展出,成为全世界观众欣赏敦煌艺术最便捷的途径。
 
《新周刊》:莫高窟曾受到哪些外来文化的影响?
 
侯黎明:莫高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有两个时期非常重要,一是魏晋时期,一是唐代。魏晋时期佛教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国,随后出现了云冈那样巨大的佛像,并向全国推广。
 
唐代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转折期。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西域文化进入中国。唐代以前,中国的宫殿都很小,因为周礼讲究质朴。但是唐代开始就不一样了,西安的博物馆有大量源自西域文化影响的金银器。图案的繁复与波斯有着深入关系,而唐锦的大型图案则源自粟特文化。
 
唐代以前的造像全是神,而且是外来的,跟民众没关系。从唐代开始一步步中国化世俗化,变成半人半神,有点像后来的文艺复兴。《簪花仕女图》《捣练图》里的人物都有菩萨的感觉。
 
到了宋代,雕刻的菩萨就完全写实了,就是一个邻家少妇,神性没有了。
 
 
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图/禤灿雄
 
《新周刊》:为什么说敦煌是中华文明的铁证?
 
侯黎明:千年敦煌留下了多少图像!文字是可以改的,但是图像篡改不了。
 
比如第156窟是张议潮夫妇的家庙,其中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描绘了一个有上百人的仪仗队,等于是一个从唐代穿越到现代的纪录片,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
 
再比如莫高窟表现商旅片段的壁画很多,从魏晋时期就有,这对现在研究和理解丝绸之路直接提供了图像资料。
 
张骞出使被记录下来,因为他是个官人,其实在他之前早就有商队往来了,而直接体现这些商业活动的实证,就在敦煌壁画里。
 
《新周刊》:莫高窟的洞窟之间是否存在比较与竞争?
 
侯黎明:原则上没有,因为它们不是同时开的。但是唐代有一个说法,叫“年有新样”。意思是每年都到长安去,看今年流行瘦一点的菩萨还是胖一点的菩萨,就取这个样子来做。既是赶时髦,也要跟中央政府保持一致。
 
《新周刊》:莫高窟的735个窟有5万多平方米壁画,现在临摹了多少?
 
侯黎明:古人画了千年,我们不知道还要画多少年。你到洞窟里去看看,上上下下都是花的,想找你见过的名画在哪?太困难了。
 
所以我们临摹的时候,经常是只画代表性画面,旁边的就不画了,这叫独幅画。
 
从最早的“北凉三窟”到元代洞窟,只要是代表性作品,我们基本上都临摹过,总共2300多件。到现在还在不断发掘新的代表作,因为各个时代的审美都不一样。
 
整窟复制,我们做了15个。最早是1957年,为了去日本东京西武美术馆展览,我们复制了第一个整窟。
 
1989年日本援建陈列中心,为展示之用,我们按时代复制了7个最具代表性的洞窟,包括北凉的第275窟,西魏的第285窟,隋代的第419窟、第276窟,唐代的第217窟、第29窟(榆林窟),元代的第3窟。
 
这些窟里的东西都是在纸上临摹,再裱起来,可以拆卸,外出展览时一卷就轻松出去了。
 
每一个窟的复制,都需要二十几个人花费四年以上的时间。虽然现在也可以数码打印,但印刷品和临摹品还是有很大区别,数码是平面的,缺少质感,而用矿物颜料临摹的是有层次、有人味儿的作品。
 
 
敦煌研究院自成立以来,一直在研究、总结临摹的目的、风格和技法,形成了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三种壁画临摹体系。图/禤灿雄
 
《新周刊》:在洞窟里画与在纸上画有什么区别?
 
侯黎明:对于壁画来说,制作地仗(即墙面)的那个工匠很关键。
 
中日合拍电影《敦煌》时,我们为剧组复制第17窟。地仗做好后,我们按照古人的画法,先由一个人勾线,其他人再上色。结果勾线的人一勾,把自己吓了一跳:我怎么能勾得这么好?
 
原来地仗有吸附能力,即使你水平不是很高,都能画得很高级。墙上画两遍,颜色就很厚重了。
 
到纸上你试试?两遍之后颜色依然很薄。所以宋以后才发展了三矾九染的工笔重彩技术,纸背还要托、衬。《捣练图》的唐代原画,不一定有宋人画的这么好看。
 
《新周刊》:临摹壁画的目的是什么?目前来看都达到了吗?
 
侯黎明:一是要办展览,传播敦煌的艺术;二是进行研究,掌握古人的用线、敷彩技术;最后是通过艺术风格问题来解决洞窟壁画的断代问题。
 
我们的六字方针是:临摹、研究、创作。临摹是基础,是一个学习过程。刚来的时候谁都看不懂壁画,张大千连自己画的是什么菩萨都不知道。
 
从1944年到现在,敦煌研究院把一部无字天书变成一本可解读的敦煌大词典。但是美术史对于莫高窟并没有太多解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要不要把敦煌这一段放入中国美术史都存在争议,它一直被看作宗教遗迹。实际上,莫高窟促成了中国美术从不写实到写实的转变,这是可以看到的。
 
《新周刊》:莫高窟的美学价值何在?请举例说说。
 
侯黎明:比方说元代第3窟的线,既均匀又长,我们叫高古游丝。它既不像早期用鼠须画的硬线条,也不像唐代以后用羊毫笔画的有粗细变化的兰叶描。
 
第3窟完全彰显了线的艺术,一看就是大艺术家画的。他用线画出了肉和皮肤的感觉,恣意而为,自信满满,而且没有错误,太厉害了!
 
这些都是我们从临摹中体会到的,只有画过你才知道它用线表现不同质感的高度,喜怒哀乐都能从画面中感觉到。
 
还有第254窟南壁上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这张画无论艺术表现还是内容彰显都是完美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多一笔少一笔都不行。
 
这张画用了西域的凹凸画法,同题材作品在第428窟还有一张中式画法的,以长卷的形式从右边一直读过来,也是巅峰之作。
 
 
临摹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深入的学术研究,通过它可以保存壁画文物副本、学习和传承中国画本体规律、研究中国美术发展史。图/禤灿雄
 
《新周刊》:第428窟的“舍身饲虎”,董希文临过四遍?
 
侯黎明:我刚来敦煌研究院,临的第一张画就是董希文临摹的第428窟“舍身饲虎”。
 
刚开始不理解,觉得他临的跟原画不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是一笔画成的,只取那个势。假如要画成一模一样的,就得哆哆嗦嗦地描,他不想那样画。
 
所以董先生是很会学习的一个人。这张画他画了四次:一张是复原临摹,三张是现状临摹。敦煌研究院保存着他的复原临摹原作和一张现状临摹原作,另外两张,一张在中央美院,一张在他自己手里。
 
后来他试过用北魏风格来画,《哈萨克牧女》这张画现在收藏在中国美术馆。我第一次见到时非常激动,很遗憾他在这个方向上的尝试没有继续下去。抗战后回到北京,他就开始画写实主义了。
 
《新周刊》:如今多数壁画已斑驳,莫高窟最初的色彩是什么样的?
 
侯黎明:张大千在敦煌临摹的时候,先把纸用图钉按在墙上,让子侄、徒弟用铅笔描一遍,然后自己拿毛笔画一遍,所以线和形都是很准确的。
 
至于颜色,第二次到敦煌时,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几名画僧,他们按照画唐卡的经验,把颜色画得很火,而且变化也多。
 
实际上唐代的颜色并不多,而且壁画跟其他绘画种类不同,颜色一多,花里胡哨的就没法看了,必须有一个主色调。
 
中国人玩色彩讲究主次和承让,红花要有绿叶配,而且红不能太红,绿也不能太绿,这是有修养的色彩。而民间的颜色就是红到极限,也绿到极限,没有主次了。
 
张大千,《敦煌壁画·仕女》,50cmx65cm。
 
《新周刊》: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张大千在敦煌的作为?一直以来都流传着两极化的评价。
 
侯黎明:张大千在敦煌闹出很多故事,但他是真的完完全全拜服在莫高窟脚下,当徒弟,当学生,一笔一画地慢慢琢磨。
 
莫高窟实际上对他影响很大,莫高窟中唐代的青绿山水,促成了他晚年的泼墨泼彩,他离开敦煌后创作了一批唐代侍女,然后一改清末改琦式的大头小脚艺术风格,形成了健康大气的大千式的侍女。
 
1941年第二次来敦煌的时候,张大千得罪了一个人,就是当时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
 
来敦煌之前,为了打通关系,张大千给沿途官员送过一些字画。谷正伦嫌小,让秘书找张大千换张大的,张大千不从,两人因此结了梁子。谷正伦拍电报警告张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
 
1948年,甘肃省参议会立案控告张大千“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受此事影响,张大千一直滞留海外,直到1978年才到了台湾。
 
张大千到底有没有破坏壁画?我个人觉得没有。比方说他好奇地剥开第130窟的门楣,剥出了《都督夫人礼佛图》。
 
这幅画是唐代供养人画像中规模最大的一幅,后来段院长根据残破的图,一点点对出全貌。这幅失而复得的名品,比《簪花仕女图》重要。
 
《新周刊》:作为平山郁夫的学生,你从他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侯黎明:首先是规矩。东京艺术大学规矩最多,老远看见老师就要鞠躬,吃饭也得跪着吃。老师们也的确修养极高,有人格魅力。
 
学期末所有人的作品都拿出来请平山郁夫先生看,他会跟你讲:这张画水多了,那张画胶多了。不说艺术,不说思想,只说技术。
 
平山郁夫工作室主要以临摹东方壁画为主,研究生毕业必须有一张东方壁画的临摹品。这张画没画完或画得不好,你就毕不了业。
 
事实证明,从临摹出发的学生,最后创作也是最好的。临摹这一课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新周刊》:现在美术所的画家大多是学什么出身的?
 
侯黎明:规矩是老先生定下来的,他们希望美术所多进学油画的人。原因是其他专业色彩训练不够,而油画训练主要是色彩训练。
 
《新周刊》:除了临摹,莫高窟的壁画如何修复?
 
侯黎明:不要人为干预就是最大的保护了。
 
 
2019年9月9日,敦煌,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里,复制的第217窟。图/禤灿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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