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与焦虑

哈罗德·布鲁姆阅读速度快，记性特别好，他说他一小时可以读400页，而且过目不忘，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弥尔顿的《失乐园》、威廉·布莱克的全部作品、希伯来语的《圣经》。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他可以讲授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和塞万提斯，即兴大量引述原作并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

1984年，布鲁姆开始为切尔西出版社编辑500多部现代评论文集，高峰时期他每个月要写15篇导论，相当于每两天就得交一篇。所有作品都必须重读，然后迅速形成自己的观点。

他的成名作是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文学创作：文学名著的历史是一场俄狄浦斯式的斗争，前辈诗人会对后来者形成巨大的压力，年轻的艺术家要摆脱前辈的影响，对他们的作品加以重写，采取各种防御措施，避免自己的想象力被前人的诗句淹没。在“影响的焦虑”困扰之下想方设法地战胜自己的前辈：华兹华斯努力消灭弥尔顿，济慈又要消灭华兹华斯，雪莱要消灭莎士比亚，只有莎士比亚逃脱了影响的焦虑的掌控，他没有弗洛伊德式的先驱，对他的智力和成就别人只有赞叹的份儿。最优秀的作家是那些成功地抑制了前辈对自己的影响的人。

这一理论为布鲁姆对文学天才的信念提供了学术框架，也为他的文学评论观提供了基础：文学评论就像文学侦探，要去揭示隐蔽的灵感和压迫。这也使他陷入了文学评论界的辩论，以德里达和耶鲁解构学派为首的学者们认为，要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背景下分析文学文本。这种理路的一个结果就是，坚持认为以往的文学经典束手束脚，缺少相关性，而那些边缘性的文化产品如漫画、说唱音乐的歌词，跟弥尔顿和莎士比亚一样值得加以研究。

布鲁姆称他的对手是“憎恨学派”，包括最时髦的女性主义者、拉康学说的信徒、整个符号学阵营、最时髦的伪马克思主义者、既无新意又和历史无关的所谓新历史主义者、完全忽视文学价值的第三代解构主义者，其渗透面却很广，而且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他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说：“今天，不仅是英语世界，乃至在法国、意大利，你都很难碰到一位批评家、学者或是其他人，发自肺腑地追求审美价值，享受纯粹的阅读之乐，欣赏诗歌与故事本身。阅读已经变成一种非常奇怪的活动，变得极具倾向性。现在高校的文学批评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做法我都不赞同，他们摒弃想象的价值，回避审美。只有我一直问书好吗？比哪本好？比哪本差？有什么意义？意义和好坏之间有关系吗？而且不只是好坏，还要问好在哪里、坏在哪里？”

他说西方文学批评的始作俑者是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当他把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并行比较的时候（这对前者极为不利），批评的艺术便诞生了。又或者，一切都始于朗吉努斯：他审视柏拉图对荷马的焦虑，以此来消除自己面对柏拉图时的焦虑。可见，这是文学批评一直在做的事；我认为，如果文学批评还多少有些用处的话，这就是它必须回归的地方。文学批评必须回答好坏、怎么样、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必须回答文学和生活的相关性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它是一种意思；我们那样，它又是另一种意思。我很惊讶，当代批评家里竟然没有人还在讨论伟大文学的感染力问题。”

寻找有深度的乐趣

布鲁姆在1994年出版了《西方正典》，在书中研究了26位经典作家，包括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歌德、惠特曼、托尔斯泰、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之后又出了两部续集：2000年出版《如何读，为什么读》，2002年出版了《天才：一百位典范性的有创造力的头脑》。《西方正典》的附录列举了大约850位能够传世的作家。不仅有柏拉图、莎士比亚、普鲁斯特，也有一些冷门的，如196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南斯拉夫）。他为大作家们评定了座次，比如“梭罗深受爱默生的影响，但完全无法和后者相提并论。爱默生就是神”。

他反对肤浅的读物，他说：“有些非常好的作家只提供简单的快乐。比如两位完全同时代的作家——哈罗德·布洛基和约翰·厄普代克。厄普代克是个气魄很大的小作家，文笔优美，风格鲜明。他的小说我读过很多，其中最喜欢《东镇女巫》。但在我看来，这书多半都沉溺在简单的快乐当中。快乐倒是真的快乐，但对智力却不构成挑战。”

他在《如何读，为什么读》的前言中说：“读书是为了增强自我。善于读书是孤独可以提供给你的最大乐趣之一，它是各种乐趣之中最具治疗作用的。想象性的文学能减轻寂寞感。深读那些如今备受咒骂的传统正典作品的最强烈、最真实的动机，是寻找一种有难度的乐趣。”

2000年，他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哈利·波特系列的3500万读者会错吗？会的。罗琳的文字风格是使用大量陈词滥调，对读者的阅读能力没有任何要求。随便挑一页，比如第四页，就能数出7个陈词滥调。为什么要阅读，如果你读的东西不能丰富你的头脑、心灵或者人格？”

布鲁姆不赞同那些援引道德权威来为西方正典辩护的人。他说：“阅读的乐趣是自私的，而不是社会的。社会上有一种传统的希望，希望个人想象力的增长也许能刺激人们关心别人，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即使是赞同他关于西方正典的看法的人，对他也有一些异议，认为他对西方文学的评价有很多古怪的说法、没有根据的断言、主观的摇摆不定。比如他很欣赏浮士德的自慰高潮，说惠特曼的性欲倾向是自慰式的，以致牛津大学研究员彼得·康拉德说，布鲁姆是一个“沉溺于自我的、用一只手读书的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