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耕读

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位于湖南长沙的蜕园里诞生了一个男婴，正赶上中国农历的庚寅年，族谱上这一代子孙排到了“恪”字辈，于是，男婴取名为陈寅恪。那时，这个几代耕读，以考取功名为家族使命的大家庭还不知道，眼前这个男婴未来的命运虽与科举无关，但他的名字将载入学术史，成为比官至湖南巡抚的祖父陈宝箴更著名的人物。

生在乱世中的蜕园是陈寅恪的幸运。这间长沙最著名的私人园林出了名的人杰地灵，最早的主人要追溯到唐代。当时，散文家、进士刘蜕在这里修建房屋，设计庭院，取名蜕园。屋凭主贵，在刘蜕的加持下，蜕园一建成就是长沙最出名的私人府邸。刘蜕之后，蜕园数易其主，到了清同治十二年（1873），湘军名将周达武买下了这块好地，修葺年久失修的房屋、庭院，花了几年时间，将蜕园重新打造成一处面积超过80亩的精致园林。11年之后，走上仕途的江西怀远籍名人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租下了这处庭院，在那之后几年里，蜕园就成了旅居长沙的陈氏家族安顿家眷的地方。

如此梳理蜕园的历史，并非为显示陈寅恪是什么名门望族，只是对于一直在迁徙，寻找安家立命之处的客家人来说，挣得这处体面的大宅，陈氏家族付出了近百年的努力。

雍正末年，陈宝箴的曾祖陈鲲池从福建上杭迁到江西义宁州，也就是今天的修水县。在当时，迁徙的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没有地位的。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氏家族的研究者刘经富就是修水县本地人，他曾追溯陈氏家族迁徙的历程，多次实地走访。他告诉我，陈鲲池刚到修水县时所落脚的护仙塬是相当孤立、贫瘠的地方。“塬是尽头有岭挡住，两边被山夹住的狭长山垅，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当时客家移民被称为棚民，多数棚民都先在塬落脚。”刘经富说，正是因为这外在恶劣的生存条件，客家人又受到排挤，没有大家庭庇护，他们想身份合法化、拥有社会地位的最快方式就是参加科举。“因此，修水县的客家人尤为注重教育，耕读是陈家的传统就不为怪了。”在护仙塬生活期间，陈家的四个儿子克绳、克调、克藻、克修一直坚持到几十里外的怀远人教馆读书。

和大部分客家移民相比，陈氏家族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大，走得也更快。1792年，陈克绳——陈宝箴的祖父——完成了家族的第一次迁徙，陈家从护仙塬迁至竹塅。和“塬”相比，“塅”是更开阔，水草更丰茂的地方，也更适宜居住、读书。

直到今天，陈克绳主持修建的第一栋陈家大屋“凤竹堂”依然坐落在竹塅，那里已经成为陈宝箴、陈寅恪和整个陈氏家族的重要纪念地和研究地。刘经富认为，陈家大屋的落成对陈氏有重要意义：“这次搬迁和建造大屋不仅是建筑材料的进步、建筑规模的扩大，还附着着更深一层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有了大屋，门第的观念就有了载体，按伦理秩序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就有了坐标，按士绅标准举办各种仪式就有了场所。换句话说，大屋是底层社会蝶变成耕读人家的外在表现形态。”

陈宝箴领诸孙与曾孙合影于江西南昌。左起：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保箴、陈封可（陈衡恪子）、陈衡恪、陈隆恪（摄于1899年）

成为世家

有了大屋，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陈氏家族在修水县当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陈克绳和儿子陈伟琳几兄弟积极投身于当地各种事务，特别是书院的建设，逐渐成为被当地人拥戴的乡绅。

对历史和陈氏家族而言，陈克绳和陈伟琳最大的功绩是培养出了陈宝箴。陈家虽然一直坚持耕读，声望地位和财富上都有不错的积累，但家族科举运一直很差。几代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能中举，直到陈宝箴成为义宁州恩科的五个举人之一。“但严格来说，陈家的崛起靠的不只是科举，而是动荡时代中的偶发事件。”刘经富说，1851年之后，洪秀全带领太平军起义，各地都组织团练，很多当地有财力、有名望的乡绅都参与了团练，并因此改变了命运，其中有不少就此走上仕途，“陈宝箴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当时，陈宝箴参与父亲领导的团练，辅佐父亲。在修水县的八乡民团中，陈氏领导的团练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还在帮助清军收复州城的战役中立了功。如果说上一代是在为保家奋战，那陈宝箴的奋斗和他文武双全的能力就是在为他打开科举考试之外另一条晋升道路。

彻底改变陈宝箴命运的是他与好友易佩绅、罗亨奎共同组建的一支部队。《陈寅恪家史》里提到，“这支被称为‘果健营’的部队驻扎在湘西的来凤与龙山之间，配合湘军防御太平军的进攻。咸丰十一年陈宝箴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果健营的战斗力”。这支部队作风顽强，面对石达开领衔的强大兵力，他们誓死顽抗，最终击退了太平军。

正是这场战役让文武双全的陈宝箴得到了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赏识，这位湘军代表人物邀请陈宝箴加入幕府。虽然只在曾国藩阵营效力一段很短的时间，但这段履历和其间所结识的人脉为陈宝箴走上仕途铺好了路。

在陈宝箴的努力下，陈氏家族终于迎来了第二次迁徙。1872年，陈宝箴以候补知府的身份走上仕途，全家离开竹塅，迁往湖南长沙。这次搬迁也让陈氏家族从耕读之家转为官宦之家，成为真正的名门。

在陈宝箴的整个仕途生涯中，任湖南巡抚那几年是他最有作为，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正因如此，陈宝箴、陈三立和“恪”字辈兄弟的背景常常与湖南联系紧密，很多人错把陈氏视作湖南籍。

1895年，陈宝箴受荣禄举荐，成为湖南巡抚。那并不是一个好时机，当时的湖南衙门贪污腐败严重，民间旱灾导致老百姓生存都成了问题。陈宝箴到任之后，先是整治了官场贪腐问题，又平息了旱灾，一切相对稳定后，他就迅速投入到了曾国藩、张之洞所倡导的维新实务中。

各种维新事业逐渐展开，陈宝箴又生性豁达，善于交往，很快，包括徐仁铸、熊希龄、梁启超在内的一众人才都聚集到了湖南。

在这场西学为用的运动中，陈宝箴最大的贡献之一是筹办了时务学堂。这也与陈氏家族一向重视教育的家族发展方向有关，不管是在修水县，在长沙，还是后来移居南京，陈家在所到之地一定筹办家塾，有了一定财力和影响力后，就会资助办学或亲自办学，所到之处都能留下些教育的种子。

除了办新式学堂，陈宝箴也主持筹办了湘报馆，面向地方官员和民间的《时务报》《湘报》等报纸对科普各项“中体西用”实务，开启民智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陈宝箴为官期间，陈三立一直辅佐父亲，是当时著名的“公子”。虽然陈氏父子主张西学，主张开展各项维新实务，但他们一直都站在温和改良的立场上，对激进的维新变法保持警惕。这也是为什么和戊戌君子相比，陈氏父子更支持张之洞一派的原因。当然，从维护个人利益的角度，陈氏父子也必然更倾向于渐进的改良，事实也证明，维新变法失败后，陈宝箴、陈三立皆受到牵连，断送了仕途。

“虽然陈寅恪没有从政，但陈寅恪在学术上的立场与陈宝箴、陈三立在政治上的立场很相似，他们都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知识分子，是温和的改良派。”刘经富说，虽然领域不同，陈宝箴在政治领域，陈三立后期沉醉于诗文创作，陈寅恪在象牙塔中研究学术，但陈氏家族的思想和百年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发蒙

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根基：“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南皮分别代指曾国藩和张之洞，透过这句总结就能看出，咸丰、同治年间陈氏家族的家塾教育，以及变革年代的先进的思想主张对陈寅恪一生思想与学术的影响。

给了陈寅恪接触这些先进思想和坚实国学功底的是祖父陈宝箴。陈家一向注重教育，陈宝箴又聚拢了一众当时的学士名流。当时，陈三立膝下，包括陈衡恪、陈寅恪在内的五个儿子都极早地接受了教育。

陈家子弟早期的教育都在家塾中完成，或由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言传身教，或家族聘请名师专门负责。在《守望——陈寅恪往事》里，吴定宇提到了陈寅恪最早的受教育经历：光绪十九年癸巳至二十年甲午，陈寅恪只有四五岁，但已经在祖父所认知的湖北武汉进入私塾，一年后，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举家迁回长沙，陈宝箴和陈三立又请来当时湘潭的文化名人周大烈，专门教陈隆恪、陈寅恪、陈方恪等几兄弟读书识字。

从陈衡恪后来以书画闻名、陈寅恪成为史学大家的人生选择就能看出，陈家几个孩子的喜好和性格不尽相同。包括陈流求、陈小彭在内的陈氏后人曾回忆长辈讲述的童年轶事。陈寅恪从小就好静，喜好思考，每逢家里有喜庆事，孩子们都跑去凑热闹，往人多的地方钻，只有陈寅恪不见踪影。早年，陈家稍大的孩子和亲友子弟在家塾读书，陈寅恪很是羡慕，就常常在门外偷听，不仅如此，他见书就读，即便在夜里，也常常点盏小油灯，偷偷在被中读书。陈寅恪后来也曾向友人讲述这段童年往事：“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蜡，只用小油灯，藏之于被褥之中……缩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透过这段童年记忆也刚好能够看出，青年时期陈寅恪因胃病中断留学，中年失明，这些身体上的疾苦早在童年就埋下了恶因。

陈宝箴、陈三立两人虽早早投身“西学为用”浪潮，是曾国藩、张之洞主张的支持者，但因陈宝箴是进士出身，陈三立也饱读经典，还是“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陈氏兄弟在发蒙阶段的学习都以国学为主。正像陈寅恪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时期的同窗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书中提到的：“我们这一代的普通读书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这种字字必较的学习方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发蒙时期父亲陈三立的引导，在陈三立的教育下，陈寅恪走的是乾嘉学派中皖派的路子，以文字学为切入点，“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养成了“读书必先识字”的习惯。

西学

虽然陈宝箴、陈三立受的都是为功名而读书的旧式教育，但陈宝箴为政期间，二人都是维新派的拥护者，是最早接受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体系的那一批人。因此，陈寅恪和他的兄弟姐妹也早早接受了新式教育。

广东行政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广西义宁陈氏家族研究的学者张求会告诉我：“陈宝箴、陈三立注重子孙的教育，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延聘的塾师给予陈家子弟的教育，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开始发生变化，大概是甲午战败后，举国愤慨，西学更加备受关注，谭嗣同就曾在信里告诉朋友，他和陈三立都决定让家中子弟转学西学。随后的戊戌变法，变革传统的科举考试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昙花一现，并未取得实效。陈三立1900年从南昌迁居南京，客观上加快了促使子女接触新学、接受新式教育的速度。”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陈宝箴和陈三立彻底淡出官场，1901年，陈三立把家搬到了南京。到了南京后，陈三立又在新宅“散原精舍”内设立了家塾。这期间的家塾与之前的都不同，首先是教学方式上的不同，陈三立给塾师立了规矩：第一，“不施体罚”，第二，“不背书”。除此之外，陈家的三个女儿也开始和兄长一起进入家塾读书，即便在当时相对开放的南京，这也是件稀罕事。

那时，陈氏家塾的课程设计已经明显有了变动。传统的经史依然是最主要的教学内容，但同时，课程里还加入了历史、舆地、算学、格致、体操、音乐、图画等课程，可以说是中学、西学兼容并包。当时，陈三立聘用的老师都是一流名师，柳诒征、陶逊、王伯沆、周印昆、萧稚泉等人都曾在陈氏家塾教学。学生方面不仅有陈氏子弟，还有亲戚家的孩子，以及茅以升、茅以南兄弟，宗白华、周叔弢等人，当年在家塾读书的很多人都和陈寅恪兄弟一样出国留学或投身学术，成为后来国内学术界或实务方面的中流砥柱。“这些教育一方面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史功底，一方面培育、提高了自学能力，可以说，陈寅恪及其兄弟妹妹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堪称同年人中最优秀、最时尚的。”张求会说。

在家塾学习一段时间后，1902年，年仅12岁的陈寅恪第一次踏上了自己的留学生涯。他随长兄陈衡恪赴日本读书，其间因病回国，1904年又考取了官费生，在东京巢鸭弘文学院高中部就读。日本留学期间，陈寅恪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学习日语上，那是他所掌握的诸多外语中最先精通的语言。

在陈寅恪后来漫长的学习和研究生涯里，身体状况常常成为绊脚石。1905年，因患严重的脚气病，陈寅恪不得不再次从日本回国养病。那之后的几年，他进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读书。虽然回到国内，但陈寅恪显然已经跻身中国最顶尖的精英学子之列，当时，在复旦公学同班的21名同学里就有后来的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史学家徐子明等人。陈寅恪之后几十年的漂泊学术之路就此开始了。

（参考资料：《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陈寅恪家史》，张求会著，东方出版社；《守望——陈寅恪往事》，吴定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客家棚民到文化世家——陈寅恪家族简史》，刘经富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陆键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韩柳堂集》，陈寅恪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