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里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说，目前在世界政治中，反动精神是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遍布于英国和美国中部，其代表包括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和美国的右派。但是，关于革命的理论著作很多，关于反动的书却寥寥无几。文学方面也是如此，“当代革命者的心灵世界始终是伟大文学的主题，然而反动者却尚未找到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康拉德。”

他指出，“反动”一词最早在18世纪进入欧洲政治思想的词汇表，是孟德斯鸠从牛顿的科学论著中借鉴而来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用力学词汇把政治生活描绘为一系列永无休止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革命是这些政治行动的一种，但罕见而无法预知。反动本来只是一个分析性的词语，但到了雅各宾党人统治的时期，任何抵抗时代潮流前进，或对于抵达历史终点没有表现出足够热情的人均被标识为反动。

他在书中没有提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只是因为这本书写于这些现象出现之前，他也因此探讨得更加深入，剖析了反动潮流表面之下的心灵，而不只是猜测其起因。他把反动者的心灵称为“搁浅的心灵”。他解释说：“对历史和时间最常见的比喻是河流。时间流逝，历史有各种潮流等等。有些人认为，时间裹挟着我们前行，我们能做的只有被动地感受这一旅程。但还有一些人认为，时间的河流也许会流向一个遍布着浅滩和岩石的航道，我们乘坐的船只会搁浅或被撞碎。这就是反动分子心中的历史图景。他们认为时间中发生了灾难事件，历史偏离了航向，社会破碎了，他们搁浅了。当其他人眼中的时光之河一如既往地流动时，反动者看到的却是残骸被水流冲走。当前以及未来变得无法忍受，必须激进地恢复或挽回失去的东西。”

马克·里拉作品《搁浅的心灵》

马克·里拉说，随着他年岁渐长，他对纯粹的政治理论不那么感兴趣了，更加专注于政治心理学。过去二者并无区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蒙田、霍布斯、卢梭、托克维尔都是心理学大师，明白政治是原则和人类的激情相互影响的领域。在研究反动时，他提到了对毁灭的担忧和对以往的怀旧之情。“自法国大革命以降，怀旧如阴云般盘踞在欧洲上空而从未飘散。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大屠杀的公之于世、核武器的使用以及随后的扩散，接踵而至的灾难等待解释。包括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在内的一群思想家开始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给出的解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类说辞受到了欧洲与美国右派人士的追捧并日渐增长。‘左’倾阵营里也有类似的说辞，包括预言世界末日的资深生态学家、反对全球化的人士和反对增长的活动家。”

马克·里拉说，反动者的首要特征是激进。“反动者并不是保守主义者。反动者像革命者一样激进。反动者认为，本来人们和谐相处，臣服于传统和神灵。随后，外来入侵的思想在作家、记者、教授等知识分子的宣扬下，对这种和谐形成了挑战，很快错误的观念降临整个社会，使它心甘情愿甚至不无欢喜地趋向毁灭。”

反动源自不断的革命，“当今世界发生着不间断的社会性与技术性变革，无论在哪里享受现代生活，从心理上讲都像是在经历一场没完没了的革命。每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都会留下一片崭新的伊甸园，这继而成为另一些人怀旧的对象。我们这个时代的反动者发现，怀旧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动力，它的力量甚至强过希望。希望可以破灭，而怀旧却无懈可击。”

马克·里拉认为，西方反动思想的代表人物包括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列奥·施特劳斯，在法国有思想家巴迪欧、专栏作家泽穆尔、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他考察了德国哲学家在美国的影响：“在20世纪，欧洲的历史书写演变为一种废墟文学。德国人擅长创作废墟文学。由于自身的特殊原因，美国很少能培养出危机历史学，然而，当逃离希特勒的德国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抵达美国时，他们引进了关于时代危机的恢弘而黑暗的思想，在美国引起了共鸣。”

列奥·施特劳斯本来是卡西尔的弟子，其思想却跟海德格尔比较类似，他在弗莱堡和马堡大学听过海德格尔的讲座。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描绘了一幅古老而经典的哲学传统的图景，描述这一传统如何在现代消失，并将这一故事变成了关于西方思想衰落的神话。在他那里，历史悲观主义转化为思想上的怀旧，随后又催生政治行动。他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写书，度过了安静而谦卑的一生，从未参与政治。但是在他1973年去世后的几十年中，他创立的学派中有一大批学生成为美国的高官。“他的门徒学会了在海内外捍卫自由民主使其不受威胁的重要性。他们还受到鼓励，认为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就滑向虚无主义的境地。这条路由芝加哥的讨论课教室通向了华盛顿由政客、媒体和基金会组成的右翼团体，在过去的50年内塑造了美国政治。”

反动者对过去抱着坚定的信念，就像堂吉诃德，等待基督复临，“他的征途自始就注定失败，因为时间一去不返，无可驾驭，而他却试图违抗时间的本质。骑士文学剥夺了他的诙谐，这本是头脑清醒者的盔甲。诙谐使人能够调侃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而不侵犯其中任何一方。堂吉诃德却始终抱有错觉，认为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差距仅仅源于一场历史上的劫难，而没有认识到它其实扎根于生活本身。”反动者很难被说服，他们“觉得自己搁浅在当下，却拥有神意的担保，认为在时间中丢失的一切也一定能在时间中找回。曾经存在过的就必须存在、就能够存在。唯一所需的就是信仰与意志……革命者能看到他人所看不到的未来并为此而感到激奋，反动者看到的是无比辉煌的过去，并同样为此感到激奋。他们认为自己捍卫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尼赞·雷伯维希评论说：“马克·里拉在攻击沃格林、巴迪欧等人的同时，好像错过了他自己——他也对自由主义当道的过去充满怀旧之情。但他让人们注意到了从伤心的图景转向末日神话会导致错误的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