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尽管遇难者最终身份还未确定，但越南河静省的一些家属们已经陷入无尽悲痛中（视觉中国供图）

 

记者/黄子懿

实习记者/李亚菲

“我就要到春天了”

“你的旅程怎么样了？”一位朋友在Facebook页面留言问裴氏蓉（Bùi Thị Nhung）。

“不太好。”裴氏蓉回复朋友说。这一天是10月21日，裴氏蓉正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她今年19岁，来自越南乂安省（Nghệ An）的燕青区（Yên Thành）。她脸部略圆，有些婴儿肥，染一头亚麻金色的头发，喜欢在涂口红化妆后拿手机自拍，还有一个英文名Anna。

自9月到达欧洲以来，她一直更新着自己的社交网络动态：在柏林，她驻足于啤酒花园外，嘴角上扬，露出白牙；在法国，她游荡在大街与古巷，感叹真是“美好的一天”；在布鲁塞尔，她在旧证券交易所的台阶上摆出Pose，展出笑颜。在他人眼里，裴氏蓉似乎就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游客。

裴氏蓉开朗爱笑，有近5000个Facebook好友，状态显示她保留着交友空间。她会为朋友煮越南的海鲜面，声称有人买就寄给他，她还常常喝奶茶，喜欢以奶茶为中心对着背景拍照。偶尔，她也吐露心事。10月21日，她在个人主页中发了一张自拍，写着：“成长意味着冷暖自知，必须将自己的悲伤隐藏在黑暗中，并保持微笑。”

正是这句话引起了朋友的注意和留言。朋友接着问：“你在哪里，春天在哪里？”裴氏蓉回复到：“我就要到春天了。”（sắp mùa xuân tôi.）在她的家乡越南，“春天”在俗语中有目的地之意。两天之后的一个夜晚，裴氏蓉钻进了一个冷藏集装箱内，从比利时的泽布吕赫（Zeebrugge）港口出发，在黑夜中穿越英吉利海峡，直奔英国。那里是她的“春天”。

然而春天不会再来了。10月22日晚上，这个冷藏集装箱到达英国埃塞克郡（Essex）的普尔弗利特（Purfleet）港口。半小时后，该集装箱被一辆卡车接走。卡车车头来自爱尔兰，司机是25岁的爱尔兰人莫里斯·罗宾逊（Maurice Robinson），他载着集装箱从港口出发，行驶半小时后，将车停在一处工业园内，一开门，就看见了满车尸身。

所有人都没了呼吸。据英媒报道，现场急救人员在集装箱内壁发现多个血掌印，似乎是人临死前猛力拍打求救的痕迹。39张亚洲面孔的人中，一些人衣着单薄，甚至全身赤裸，口有白沫。这载有39具尸体的半挂式“死亡卡车”，在第二天震惊了世界。有英国当地居民赶来，在警戒线外献上了鲜花，还有居民在内政部外点燃蜡烛，发起了守夜。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我的思念与所有失去生命和亲人的人在一起。”

警方表示，他们启动了埃塞克斯“有史以来最大的谋杀案调查”，涉事司机当场因涉嫌谋杀被捕，此后被指控39项过失杀人罪、1项协助人口贩卖罪及协助非法移民罪、2项洗钱罪等。11月1日，英国警方又指控另一名23岁的北爱尔兰司机埃蒙·哈里森（Eamon Harrison），罪名包括39项过失杀人罪等，该司机负责将那个致命的冷藏集装箱从其他地区运至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另有2人被逮捕，2人被通缉。

39名遇难者一度被警方认为是中国人。但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越南家庭开始向当地警方、媒体、在英越南社区报案：他们爱的家人可能在那个集装箱上，警方随后将调查重心转移至越南。11月1日，警方发布通报称：“我们相信遇难者是越南公民，正与越南政府保持联系。”警方已确认了部分遇难者身份，但证据收集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无法宣布遇难者的具体身份。

 

10月23日，英国埃塞克斯郡，警方将藏尸卡车从事发地移出。据悉，这轮偷渡一共100多人，分3辆卡车，出事车辆是其中最后一辆（视觉中国供图）

 

裴氏蓉似乎等不到她的“春天”了，她很有可能在那个冰冷的集装箱里。自从21日的帖子后，她再未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家人也不闻其音。事发几天后，尽管身份仍未确定，但在距离埃塞克斯郡约9400公里外的越南，遇难者的家人们已摆好祭坛，祭奠他们不幸梦断英伦的亲人。

据路透社报道，裴氏蓉的家人在一片悲痛中，为她设起灵堂，摆上鲜花、水果和遗像。遗像是彩色的，那是从她的Facebook主页上找的，拍摄于她离家前一个月。照片上，她依旧笑容满面，带着妆容和口红。遗像右上方远处，是她已故父亲的照片。母亲则瘫坐一旁，背对镜头，看不清神情。室外，几位女性亲属神情哀伤地看着手机里裴氏蓉的照片，木然无言。

整个村庄都被悲伤笼罩着，村里一共三人疑似遇难。在裴家几百米外，是26岁的退伍军人阮庭杜（Nguyễn Đình Tú）的家。阮庭杜比裴氏蓉年长，已成家，有父母和妻儿要赡养。表兄弟说，出于这种压力，他在三个月前离开越南前往欧洲打工，比裴氏蓉的出发时间更早。出事后，妻子哭得不能自已，住了医院。

按照村民的说法，村子很小，阮庭杜和裴氏蓉从小就认识，但并不熟络，没想到会在偷渡时遇到一起。“他们见面时，他会认出她的。”或许，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两个家庭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异国他乡产生交集，在自家土地上同悲共情。

阮庭杜的表兄哭得双眼通红。他将阮庭杜的照片转交给《每日邮报》记者，请求他们向当地警方确认，自己的兄弟是否在那个致命的集装箱里。他说，家里本有两个亲戚在英国打工能帮忙，但因身份“非法”，即使亲人遇难，也不敢出来认亲，“他们太害怕了”。而裴氏蓉的家人，已收到退款，这是他们确认她已离世的依据。

在灵堂的遗像前，每个祭拜者都要上香祭拜。这类似于中国“白事”的传统同样在越南流行，意在引导亡灵的回家之路。很多遇难者的亲人表示，希望亲人的遗体能早日回家。遇难者中，一位叫范氏茶眉（Phạm Thị Trà My）的女孩，在临死前给母亲发了短信，还写下了家庭地址，告诉别人要带她回家。短信经媒体曝光后，舆论和警方才开始关注遇难者可能是越南人。

“只要有一个确定是越南人，那剩下的可能会有很多越南人。”常驻越南的独立反人口贩卖的专家、美籍越侨武咪咪（Mimi Vu）对本刊记者说，越南人偷渡欧洲大陆和英国通常喜欢成群结队，在近年数量增长很快。“如果论及有组织的偷渡到欧洲大陆和英国的人数，在亚洲人口偷渡链条中，越南是首当其冲的，甚至中国在人数上也未必能接近越南。”武咪咪说。

2018年9月，武咪咪在格拉斯哥会见了当地官员和警察。对方告诉她，每当发现有新的偷渡案件时，他们都不会贸然询问国籍。首先是语言不通——整个地区只有两名合格的越南语翻译，“相反，他们会直接假设，这些人都是越南人”。

这是因为，正有无数越南人，为了一个万里之外的英伦梦，不计代价地前赴后继。

 

1978年，因越战流离失所的越南难民分批次到达欧洲（视觉中国供图）

 

越南人的英伦梦

“偷渡是唯一的出路。”裴氏蓉的叔叔说，裴的父亲几年前死于癌症，母亲身体也不好，无法尽心工作。裴氏蓉15岁初中毕业后即辍学，受限于家乡的经济条件，她和同龄人在此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几个月前，亲人们聚在一起筹集资金，将裴氏蓉送出国。

初步调查证实，偷渡者多来自越南乂安、河静（Hà Tĩnh）、广平（Quảng Bình），均为越南中北部省份。英国牛津布鲁金斯大学的资深讲师塔姆辛·巴博尔是越南研究专家，她对本刊记者表示，这些省份是越南很穷的省份，如今越南每年人均GDP约为2300美元，这些省份还不到1300美元，排名靠后。“大部分地区是农村，捕鱼为生。自然灾害很多，台风一来就什么都没了。”2017年，河静省遭受台风袭击，重创当地渔民生计。据越南媒体报道，仅今年1月至8月，就有41970人离开河静外出谋生。

“这些省份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个亲戚在欧洲打工，种大麻或者美甲。”2018年，塔姆辛·巴博尔专程到越南调研当地偷渡问题，当地的越南专家这样告诉她。据英国慈善组织“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透露，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他们接收了209名越南偷渡客，不仅较五年前激增248%，而且数量高于任何其他国家。武咪咪说，在过去几年，越南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偷渡英国的数量，在所有国家中都名列前三，“成年人数量仅次于阿尔巴尼亚，未成年人数量排第一”。

为何越南人热衷偷渡英伦？武咪咪对本刊记者解释，历史要追溯到20世纪下半叶持续20年的越南战争。越战是一场发生在北越和南越之间的战争，双方背靠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1975年，北越军队攻占南越首都西贡，南越近百万难民逃离，他们中约有13万迁徙到了美国——其中包括武咪咪的父亲。英国、法国都在越战后接收一定数量的南越难民，这成为欧洲最早的一批越南移民。

 

武咪咪是美籍“越南船民”后代，目前常驻越南从事反人口贩卖工作

 

此后过了一些年，已有大批越南居民逃离至英国。巴博尔说，这一批来英国的越南人与战争后去美国的不同，他们约有62%来自北越农村，即今日偷渡频发的区域，其中约77%是华裔，一共约2万人被英国正式接收，“在那之前，英国几乎没有过成规模的越南社区”。

越南临海，难民外逃多靠坐船渡海，在狂风与海浪中滚涌漂荡，生死难卜，只能赌命。70年代末的越南难民潮总数过百万，约有20万至40万名逃离者死于海上，“越南船民”甚至“船民”（Boat people）自此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他们先是从海上漂到东南亚各国，进而前往他国。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在当时接受了大量越南船民，一些人通过英国政府项目，接连来到英国。

武咪咪说，到了80年代，战后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的越南，向当时尚属于苏联的东欧输送了大量劳工。苏联解体后，东欧进入动荡时期，一部分劳工在当地留了下来，形成社区乃至犯罪集团，另一部分则跋山涉水，偷渡到经济发达的英国投奔亲戚。靠着血缘与宗亲维系，他们在1990年吸引了大量新生代越南移民。“那时候输送的劳工，很多来自今日偷渡频发的省份。所以今日的悲剧，是一个可以追溯到30年前的传统。”

“越南人偷渡是跟中国不一样的。中国有走水路漂洋过海去世界各地的，但越南很少，我们更多选择陆路去欧洲。这样更安全，越南人在东欧也有据点。”武咪咪说，东欧自那时起成了常用路线。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7年的估计，每年从越南偷渡到欧洲的人数有约18000人，到美国的仅有1000多人。

一个典型路线是，从越南河内出发，先到中国进而转至俄罗斯，再经陆路到东欧诸国，最后到法国横跨英吉利海峡。英国反奴隶独立专员办公室201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法国、俄罗斯、中国排名越南人偷渡英伦途经地前三位，分居链条两头，中间多为东欧与西欧诸国。

与此同时，偷渡线路分不同等级“舱位”，即越南语中的“dịch vụ”（服务）。偷渡者可以选择不同程度的服务，一般等级即是上述经东欧的陆路，要翻山越岭走夜路，危险系数高，价钱在1万美元至1.5万美元间；VIP服务则可买机票直飞欧洲，价钱在3万至5万美元之间，“但无论是哪种服务，在到达英国前的最后一站，你都要在边境钻进那个集装箱。”武咪咪说。

那位临死前给母亲发短信的26岁女孩范氏茶眉，就购买了一个3万英镑的VIP套餐。范氏茶眉的爸爸在接受外媒采访说，当时“蛇头”说“一路上都很安全”，“VIP票”都是飞机和坐车。10月初，范氏茶眉从家里出发，经中国直抵法国。10月19日，她首次尝试进入英国，被边检人员发现；10月23日，她再次尝试，钻进了那个致命的集装箱里。

“如果知道当时是这样的一条路，我说什么也不会让她去的。”哀伤的范父在镜头前双目无神地述说着。他面对的不仅是女儿的离世，还有沉重的债务。他和爱人每月收入仅约400美元，3万英镑的“VIP票”偷渡费用，相当于他们100个月的收入。为凑足这笔债务，他们抵押了老家房产。

事发后，有知情人士对BBC透露，范家条件并不宽裕，范氏茶眉在前往英国前，曾在日本打过工。回家后，她用积蓄给家人买了一辆车，就计划前往英国谋生。在阴冷黑暗的集装箱里，范氏茶眉感到呼吸困难，濒死之感袭来。她耗尽最后力气给妈妈发了短信：“对不起，妈妈。我没有成功。爸爸妈妈，我爱你们。我快不行了，我没法呼吸了。”

“这是非常‘越南’的举动。”武咪咪说，家庭文化也是越南人偷渡的重要动力。越南文化与中国相似，“家庭为孩子牺牲，孩子也为家庭牺牲”。以范家为例，家人举债送女儿出国，女儿出国还债并养家，成了一种传统。短信一开头，范氏茶眉首先是跟父母道歉。她还给弟弟发了短信，交代弟弟要好好赡养父母。

在越南攻读越南文学博士的美国人贾帕尔·塔特尔（Jaipal Tuttle）对本刊记者表示，越南的家庭文化是一种混合佛教、儒家与祖先崇拜的文化，女孩要为家庭牺牲更多。“越南古典文学里有一个比喻，家庭就是一棵树，女儿是树叶，男孩是树枝。树叶掉了没事，只要树枝在，树就不会死，家族的名字就不会消亡。”在武咪咪看来，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这次事件的遇难者中是男性居多——据通报，39人中，仅有8名女性，剩下31名则全是男性。“这是因为去英国和欧洲大陆不仅是一种牺牲，更是一种特权（Privilege）。”

根据武咪咪的调查，在所有越南非法移民中，约80%去到中国及东南亚等地，其中约80%是女性，她们要么成为当地的“越南新娘”，要么从事性交易工作。只有偷渡到欧洲大陆和英国是男性居多。其一是因为路途遥远，要选择家族中最强的人，女孩偷渡的价位甚至更高；其二则因英国挣得更多。当前，英国的人均GDP约4万美元/年，是越南的17倍。

这些越南移民在外还债、赚钱，并支持家庭。家乡的房子、车子，很多靠在外打拼汇款得来，形成越南一种“汇款文化”（Remittance culture）。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越南的汇款额度排全球第9位，达到160亿美元（自2017年来增加20亿美元），占其GDP约7%。

这些文化不仅根植在裴氏蓉这样的辍学少女中，也存于受过教育的大学生中。2018年，巴博尔在越南调研时甚至遇到一个在英国留过学的官方智库研究者。他告诉她，当年在英留学期间，他一度尝试过中断学业，跟着同胞们去种大麻。“真的吗？你作为一个留过学的大学生也这样想？”塔姆辛有点不敢相信。对方表示肯定，“我想要回报父母，他们为我付出太多了”。在武咪咪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她采访过100多位越南偷渡者，很多人自己在欧洲过得并不幸福。她说，以范氏茶眉为例，即使成功到英国工作，也面临着至少三重财务压力：打工还偷渡债的压力、自己生活的压力、汇款赡养家庭的压力。“对他们来讲，这物质上的、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

 

一位70年代从越南移民海外的侨民在温室里种植农作物（IC photo供图）

 

黑色的梦

“我只想过一个平静的生活。”在离开越南几周后，裴氏蓉在一张照片中写道。当时，她站在绿色田野中微笑。9月，她又发了一张照片，背景是两个孩子在日落时放风筝。她写道：“伴着成长，我发现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平静。当我长大后，我想回到那自由生活的童年。”

裴氏蓉的朋友曾对媒体表示，裴在出发前曾憧憬过一份在英国美甲的工作，那是大多数越南女孩落脚英国的栖身之地，而男性则一般会去种植大麻。英国内政部2018年发布的报告揭示，2009年至2016年间，约70%的越南偷渡者都从事着这两大产业。一些研究者认为，他们的月收入在1000〜3000英镑不等。

“美甲与大麻种植都是2000年之后才在英国兴起的越南产业。”塔姆辛·巴博尔说，在2000年前，多来自北越的第一代移民不会英语，也没有什么技能，只能在华人餐馆、纺织厂里打苦工。2000年后，有一定能力的人有了积蓄后才走出社区，开始创业，这才有了美甲与大麻产业。在伦敦，美甲店主要集中在哈克尼、刘易舍姆等地区。

非法种植的大麻吸引了最多的男偷渡客，通常隐于大城市市郊。巴博尔说，在这次事件前，英国人已对越南偷渡客有一种“道德恐慌”（moral panic），因为近年来媒体频繁曝出过越南人偷渡到英、非法种植大麻、剥削未成年人等事件，包括美甲店的负面新闻，“这让越南人在英国有了一种‘污名化形象’（stigmatizing images）。一提到越南，人们就容易把他们跟犯罪联系起来”。巴博尔接触的越南移民，比其他亚裔更加隐忍甚至“隐形”。哪怕是身份合法，他们也为身份认同挣扎。很多新生代越南人喜欢潮流打扮，染发文身，“似乎是要刻意摆脱自己的越南身份”。他们中很多人告诉巴博尔，自己在找工作时会假装成华裔。

这种越裔的“耻感形象”，也是武咪咪从事反人口贩卖研究工作的最大动力。身为美籍越裔的她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英语和法语流利，为自己的越南女性身份自豪。由于工作原因，她经常要到世界各地出差。很多次，当她向别人介绍自己来自越南时，别人都会很吃惊：“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越南人呐！”然后问她很多越南非法移民、性工作者的问题。“太尴尬了，我不想我们以这种方式闻名于世。”

六年前，武咪咪加入一家由17位曾经的“越南船民”组建的反人口贩卖基金会，常驻越南。任职期间她多次去到法国加莱（Calais），一个地处法国北角的港口城市。由于邻近英国，这里常常成为中东、越南等地的偷渡客去往英国前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站。

加莱东南部有一个“越南城”（Vietnam City）。约2009年前后，加莱逐渐聚集起流动的越南偷渡客，人不停地来，也不停地走，规模控制在约75〜150人左右。他们多拥挤在森林的厂房与仓库内，条件简陋，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解决。房间入口写着告示，警告室内的人不要声张。

武咪咪与多个越南偷渡客交谈，将记录发表在越南媒体Zing.vn上。他们中有的人刚刚到此，有的人已经滞留了几个月甚至徘徊数年。100多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想要就此罢手、驻足在法国，目的地都是英国，“每个人都觉得，只有去英国才能挣更多钱”。而去英国，由于海峡天堑和严苛的移民政策，也意味着更多危险与不安。

偷渡者们一般入夜后出发。集装箱里、箱顶都是藏身之处，有人甚至钻进卡车底盘，断腿、折手者无数。一家在此免费提供体检的德国NGO（非政府组织）说：“过来体检的女性，不少遭遇过强奸。”

外人进入，很难分清谁是偷渡客，谁是“蛇头”。由于担心被“蛇头”盯上，武咪咪与每个人都只能说上几分钟。“出发之前，你是否会想到旅途会是这样的？”武咪咪将这个问题抛给每个人，女孩们一听就哭。她们有的人在丛林中一待就是几个月，还有人因为没钱被“蛇头”扣押到东欧工厂打工还债。由于怕父母担心，几乎100%的人不会将遭遇告诉家里。

这种信息不对称，不仅体现在路程上，也体现在对英伦生活的憧憬中，那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信息误报（misinformation）。武咪咪说，偷渡客对自己能得到的工资和生活成本知之甚少。比如伦敦的一碗越南粉（phở），在偷渡客们的脑海里价格是2〜3英镑，但实际上却要8〜10英镑，遑论他们能得到的报酬并没有允诺的那么多，甚至不排除“被奴役”（enslaved）的风险。

来自官方、慈善机构、媒体的信息，都不同程度地记录了一些偷渡客来英后的悲惨案例。由于没有证件，他们隐形地生活，每天长时间工作在狭小的指甲沙龙或者酷热的屋顶——为了避人耳目，大麻一般种在室内，但生长又需要光照，所以一般是在室内楼顶开多盏大灯——炎热无比，人易生疮。在冬天，警察会乘直升机巡逻，排查没有积雪的屋顶，突击这些非法种植场。

英国慈善机构“救世军”记载了一个代号为“B”的案例。27岁的B和姐姐从越南偷渡来英，首先进入俄罗斯，路上护照被没收，送到服装厂无薪工作，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被男工人多次强奸。两年后，她们被集装箱送到英国，B与姐姐走散，被带到某个楼顶种大麻，之后被警察发现。她被安置后三个月，又接到了“蛇头”的威胁电话。出于害怕，她回去了，再次落入黑手，做了性工作者，直至被二次拯救。

“很多人不觉得自己是被剥削和‘被奴役’的。”长期研究越南偷渡问题的法国巴黎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尼古拉斯·莱内斯（Nicolas Lainez）对本刊记者表示，很多越南偷渡者觉得只要能挣到钱，并不在乎工作条件和环境，这与欧洲的大众舆论与想象不同，因此这种突击搜查与慈善救助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莱内斯解释，西方媒体喜欢将人口偷渡（Human smuggling）笼统称为“人口贩卖”（Human trafficking），但实际上二者定义有所不同，主要依据在于是否有强迫（coercion）发生。偷渡是自愿，贩卖是强迫。然而很多时候，越南偷渡问题呈现出二者的一种混合：很多人自愿出发后，在过程中或在目的地被强迫劳作。此外，“蛇头”们还会分段计价，甚至坐地起价，要求偷渡者付清一定额度的款项后，才带着去往下一个目的地。

近年来，随着欧洲移民问题频发，英国加大执法打击力度。2018年，法国关闭加莱营地，曾经的越南城自此消失。武咪咪不知该据点没了之后，偷渡者们又会走什么样的路线，“反正路线都是千变万化”。她发现，目前已有了新开辟的美洲旅游线：通常以小规模旅游团的方式出行，带着偷渡客到南美洲和中北美的加勒比海国家“假旅游”，回程经法国或西班牙转机。一到机场，“蛇头”就让撕掉护照，教他们声称自己未满18岁，无法遣返地“黑”在欧洲。去年，有35%滞留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的独行青少年是越南人，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此外，“蛇头”也开始频繁利用Facebook小组、主页等方式，给年轻人描绘去海外工作的美好未来。

“这就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产业链，是全球化最差的一面。”武咪咪说，这是世上仅次于毒品的第二大高利犯罪行业。越南政府早前对这类问题已有行动，但主要针对被贩卖至中国和东南亚的越南女性。随着偷渡欧洲问题频发，政府开始注重这方面的防治打击与教育，去年与英国签署了合作协议。截止11月4日，越南警方已在当地逮捕10人。

不过在武咪咪看来，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平衡发展。“越南发展很快，但发展也很不平衡。”她说：“如果我们不给这些人良好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不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偷渡就会一直存在。”2018年，越南GDP增长率为7.1%，为12年来最高，但据乐施会报告，越南的贫富差距同样巨大。

巴博尔亦认为，正是这种快速发展遗落下的不平衡，让越来越多的越南人感受到了落差，导致近年来偷渡数量激增，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通过网络和媒介，见过了美好的世界，甚至自己也去过好的地方，而他们的家乡却依然那么落后，所以改变的意愿也更强烈了。”

或许，裴氏蓉正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她的Facebook页面上，关注着上百个五花八门的资讯小组和公共主页，有服装商家、各类商场和保健美容所等等。她此前从未出过国，却也关注着一个日本的越南留学生群组。

10月20日，事发前三天，她异常想家，写道：“妈妈，夜晚很冷，记得穿保暖的衣服。小时候我生病了，妈妈半夜醒来,每隔一小时给我喂粥。如今我长大了，找到了离家的路。那片土地很远，妈妈你不要挂念。”

更早的时候，她还在柏林写下：“在家里，我以为要去的欧洲是粉色的。但事实上，欧洲是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