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学生们坐在德绍包豪斯学校的阳台上

设计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是什么将好设计与坏设计区别开来？

是为大众的好质量买得起而设计，还是为小众精英的好品位高审美而设计？两者能否兼得？

在如今的中国，设计已经成了潮流，成了标签，但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作为一个记者，我有幸坐在前排，见证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的“黄金时代”，各路明星建筑轮番登场，以摧枯拉朽之势构筑出一个个“乌托邦”城市。但在热潮逐渐退却之时，我也见证了人们在风格各异的地标建筑前的迷茫：应该追求“奇奇怪怪”的曲面造型感，还是传统官式大屋顶的威严，或者简洁几何构造的理性与开放？它们彼此之间如何对话，如何选择？

在一个个家庭里，也出现了类似的困惑：欧式、美式、新中式、日式、北欧风层出不穷，哪一种可以代表“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心目中的现代主义，一把密斯椅，一盏悬臂灯，似乎成了好生活与好品位必不可少的标签。

然而，现代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尽管中国有了很多现代建筑，但现代主义历程在中国是缺失的，这造成家居、建筑与城市设计上的断裂。另一方面，更趋个性、欲望与机会的后现代主义，又在不断冲刷着现代主义朴素与理性的价值观。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困惑的来源。

今年9月，我去向现代主义根源之一的包豪斯寻求答案。1919年，包豪斯学校在德国诞生，历经魏玛、德绍、柏林三址，于1933年关闭，2019年正值它的百年纪念。我循着包豪斯迁徙之路，从魏玛开始，这里是18～19世纪德国的文化精神中心，也是魏玛共和国的诞生地，孕育了包豪斯新生的种子，保留着第一间包豪斯学校。之后，我来到曾经的“德国硅谷”德绍，如今工业荣光已经黯淡，但在这里的7年是包豪斯最为蓬勃的时期，有真正意义上的包豪斯学校，还有承载“为大众而设计”理想的社会住宅区。最后一站是柏林，这里是包豪斯的落幕之地，同时也是它的精神之火燎原之地。

包豪斯存在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是一所学校，一种风格，更是一种思想，如彗星般划过百年的历史时空。尽管现代主义在20世纪初就开始萌芽，也在欧洲各地都有响应，但包豪斯却惊人地把一系列设计理念都打包到一个体系里，比如“白盒子”房屋、无衬线字体、钢管家具、玻璃摩天楼等。它代表了为大众而设计的理想，提供了实用、经济而清晰的设计原则，与包豪斯相关联的现代主义重塑了世界。

重走包豪斯之路，是去追寻现代主义运动的诞生、发展以及流变。同时，令我们反思当下，全球化和数字化已经导致了建筑和设计的多样性，也将为未来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100年后的今天，或许包豪斯的更大意义并不在于给出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它如同一个盛放20世纪20年代以来各种“设计改变社会”想法的“黑盒子”，只有将新问题源源不断地放进去，包豪斯的遗产才有价值。

“今天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居住，我们追求什么样的社区形态？”这是包豪斯在1924年斯图加特展览时的宣言。这个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而包豪斯的解答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从一把椅子，到一栋房子，再到一个城市。

让我印象最深的包豪斯象征就是由一把钢管椅引发的。那是1927年包豪斯的一张著名照片：一个戴金属面具的女人摆出洒脱自信的姿势，坐在一张皮面钢管扶手椅上。她右肘倚在扶手上，双腿交叉，穿着条纹无袖裙和绑带中跟皮鞋，露出健康光洁的胳膊和小腿。那张面具朝向侧前方，遮盖了真实的表情，却更成功地激发起观者的好奇心——面具的背后是谁？为什么坐在这张椅子上？

在柏林参观“原型包豪斯”（Original Bauhaus）特展时，这张照片是展厅里的标志性展品之一。照片上的每个细节都有寓意——面具由教授戏剧的包豪斯大师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设计，连衣裙布料出自纺织作坊的莉丝·贝尔（Lis Beyer）之手，而那把钢管椅，则是由负责家具作坊的包豪斯“青年大师”马塞尔·布劳埃（Marcel Breuer）设计的。这张照片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包豪斯的实验精神，就是包豪斯首批大师之一的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所倡导的“游戏、欢宴、工作”（Play Party Work）——“游戏变成欢宴，欢宴变成了工作，而工作又成为游戏”。而这把钢管椅背后，不仅开启了一种新风格，更意味着标准化、经济性，是包豪斯“为大众而设计”的一个标志。这张照片旁边，还放置了仿制的椅子和面具，供观展者戏仿。当我也戴上面具，坐在椅子上，我已经很难分辨，是被设计本身的美观和功能所吸引，还是着迷于化身为现代设计史的一部分。

一把椅子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记者徐菁菁循着好奇心，深入研究了20世纪椅子的发展史。她说，椅子绝非仅仅满足某种功能的产品，而关乎人的权力、身份与情感。悦涵则梳理了包豪斯引发的那些经典设计的来龙去脉，从家具、灯具、餐具、字体，再到建筑。

我们关于包豪斯和现代主义设计的故事，就从一把椅子开始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