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

文/李秀莉

第六次搬迁

那天下午见到张立宪时，已经是《来自读库的求助》发出后的一个多月。新的仓库选址已基本确定，剩下一大堆细节工作要落实。张立宪告诉我，搬迁决定太突然，来不及重新建一个，现成的仓库需要考虑消防验收、租期长短、卸货平台的高度等细碎繁琐的问题。此前本已看好的一家，在顾问介入核算时发现消防改造成本过高，不得不放弃，重新寻找。

眼前这位《读库》14年的主理人刚过完50岁生日不久，一张自嘲长得像“社论”的脸上已有几道不加掩饰的皱纹，古人口中所谓知天命的年纪了，麻烦却一点没少。

11月4日，《读库》在网上发布《来自读库的求助》一文，称因不可抗拒的因素，目前位于北京郊区的《读库》库房面临搬迁。为顺利完成腾挪转移并筹得一笔搬迁资金，希望读者将自己的书房变成《读库》的库房。这是张立宪面临的第六次库房搬迁。2006年刚创立《读库》时，家就是仓库，后来有了正式的库房，几次易址，从三环外一路到六环外。这一次，长途跋涉离开北京。

文章发出后，经姚晨、路金波、陈晓卿等人转发，很快点燃网络。当日，《读库》公众号的阅读量50多万，微博阅读量2000多万，后台留言2000多条。有读者打来电话，向张立宪表达借钱之意，相熟的朋友直接转账给他。还有人拿出全部的私房钱，告诉张立宪“随时调用”。一些公益机构找上门，提出若有现成的公益活动，愿意先为《读库》提供资金再由《读库》慢慢供书。关于库房的线索如“雪花般飞来，网店的订单雪崩式增长”。当天的营业额是平时的四五十倍。

即使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过于汹涌的支持者还是超出张立宪的预期，当天中午12点多，张立宪只好补发一篇说明，调侃这次的库房搬迁难度系数“仅列第六”，请大家按需购买。并拒绝接受直接捐款和借款。这样的热情张立宪经历过不止一次。2008年，四川地震，《读库》发起捐助，一时间几十万元善款在没有任何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张立宪的个人账户，甚至惊动警方上门调查。2012年北京“7·21”大水淹没《读库》的一个仓库，读者和朋友也像这次一样，主动发来问候。

很难分得清人们的热情支持是因为《读库》品牌还是张立宪个人的魅力，或许这样说更准确：因为张立宪主持下的《读库》。张立宪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外号“老六”。博客、论坛盛行的那些年，老六凭借“六股文”——一种独创的碎片式文体吸引一大批文艺青年追随者。老六参演过电影，早年间还担任西祠胡同“饭局通知”的版主，这个平台聚集了大批北京媒体工作者和文艺知识分子，包括我们熟知的陈晓卿、柴静、刘建宏、史航等，早些年不少人就顺着这批人的微博、博客找到《读库》成为读者。每年的《读库》年会，人们依然习惯称呼张立宪为六哥，今年的年会，一位读者称经历过曾是“六哥的迷妹”的阶段。也有年轻的读者，开始喊六叔。

《读库》图书

“体制的胜利”

2005年9月5日晚间，张立宪坐在石家庄到北京的大巴上。中途起雾，到达北京已是晚上11点多。他没有找地方吃饭，而是直接躺到床上，夜不能寐。那一夜，一个问题始终折磨着他：自己究竟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自1997年和太太来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后，张立宪换过几家单位，报社、杂志社、网站、电视台等各个工种各种形态的媒体都经历过。虽然每一份工作都做得很快乐，但回首过往，他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被动接起别人投来的橄榄枝。彼时的张立宪已经36岁，在结束最后一份工作时，他暗下决心从此以后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工作。经过几天的思考，答案逐渐清晰，“做一本符合自己理想的书，一本有阅读价值和保留价值的书”。后来，他形容这几天的自己“就像落第后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一种迷狂状态”。

《读库》的蓝图在这几天确定下来。在张立宪的构想里，它应该是一套两个月出一本的丛书，一年正好六本，内容定位在5000字到5万字之间的中篇读本，非学术、非虚构。采用MOOK（介于书与杂志之间）的形式。这样的出版形态，《读库》既不是开先例者，也不是终结者。在此之前已有《经济学家茶座》《历史学家茶座》，在此之后，韩寒的《独唱团》、安妮宝贝的《大方》、单向街的《单读》等也都属此列。

样刊之后，2006年初，第一期《读库》正式上线，在这期杂志中，《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是由作家东东枪操作半年，和郭德纲对谈十几个小时，采遍他周围人物后写就的成果。操作这个选题时，郭德纲的相声还只限于小范围流传。待到文章刊出，此人已经红到发紫，东东枪的文章珍贵地呈现了他出名前的一些采访状态。

第一期《读库》印制1.2万本。

“从一开始《读库》就没有窘迫。”张立宪告诉我，虽然有时资金出现断流，缺口也很少超过10万元，找朋友借点钱即可挨过去。后来意识到自己是在经商，所以找朋友借钱时，他会明确告诉对方支付利息。最初的两年，张立宪一边去网站打工，一边将挣来的钱贴补《读库》开支。

刚开始，张立宪还是希望做传统的分销模式，让大家乐意去书店、当当网、卓越网买。第一期《读库》出来后，更大比例的销售在其他渠道完成。然而很快传统销售模式的弊端出现，渠道商会压货款，导致书卖出去，钱收不回来。张立宪还为此打过官司。再加上电商打折造成价格混乱，最后卖不了的书退回来造成较大损耗，张立宪萌生了退出传统图书渠道的想法。

“再加上这时候网购的习惯已经开始兴起。”张立宪观察，2005年年底《读库》开始试刊时，虽然大部分的订单都来自邮局汇款或网银，有淘宝账户的人很少，支付宝、微信也都还没有，但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城市的快递员开始增多。“一开始我拎着这些印刷品邮包去邮局发货，慢慢地有快递公司直接找上门来，要为我代发。这个月的代发邮费可能只有3000块，到下个月高峰时段一天就是3000块钱。所以我当时的判断就是，未来城市的大街小巷跑的都是快递员。”

2008年，张立宪开通淘宝店铺和支付宝账户。那是2月的某一天，他一边上传宝贝就一边有人在下单了。“客流很自然地在网店聚拢，我就知道这个趋势已经存在。”此后，《读库》开始尝试双轨制，一部分书籍绕开渠道商直接卖给读者。2012年，张立宪拿《读库》出版的一本小诗集做直销试验。诗集出自一位不知名年轻诗人之手，两年过去，共卖掉1.2万本。销量超过传统渠道上的同等同类书籍。又用几年时间，张立宪收回所有的供货渠道，选择把书直接卖给读者。“那时候《读库》也比较小，产品也少，对它的销售预期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比较好转身、好调头，业务模块比较好建立。”张立宪说。

张立宪称这种转变为“体制的胜利”。他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和一家出版社的几位同行碰头，张立宪送给他们一本《读库》自己做的书《我的一生》，一位编辑很喜欢，问社长他们正在做的一本书能不能也用这种方式。社长说做不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说《我的一生》封面需要三接头的圆脊布面精装，单说那个书盒，它的物理成本是五块钱。在传统的图书定价体系中，我们就按六折往外发货，如果成本增加五元，定价就会被放大到十块到十五块，就因为这个书盒，就要让书的定价涨出一二十块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弱了许多。但是在我们的直销平台上，五块钱就是五块钱，我就提高五块钱的定价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本书的定价是56元，还包括物流费用。”张立宪说，大家都是同行，那位社长一眼看出这个问题的关窍在哪里。那一刻他的内心感到一丝小得意。“我们现在活得还不错，这个不错不是靠我多么能熬夜，也不是靠我多聪明，比别人更会编稿子，靠的正是我们现在建立起来的这种业务模块、生态环境，所谓体制的胜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关键。”

《读库》至今没有融过资，只有张立宪和太太两个人在负责，挣来的钱不需要向谁汇报，也没有分红的压力。早年间，张立宪包揽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等几乎所有环节。后来队伍逐渐壮大，增加到60多人，《读库》不再是一个人的面貌。这时候张立宪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是，《读库》怎么去老六化？言外之意，没有张立宪的《读库》能不能办下去？采访时，我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张立宪表现得很坦然，“如果说《读库》呈现的是张立宪的编辑理念和审美、张立宪对文章的理解，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我也需要为这样的一个品牌负责”。但他也清楚，代表《读库》被人夸的同时，“被人骂也是我的责任”。至于退休以后的事情，“也许同事们还会接着做，但可能就是按照他们的面貌来做，我也没有能力掌控它”。

求助信发出一周后，鼓楼西剧场的《读库》年会，白岩松问张立宪这么多年是否还是当初创业者的心态。张立宪是这样回复的：“对我来说，《读库》这十几年来，确是每时每刻都在创业，不断检讨、警醒、反思，非常勤奋地要求自己。但一点都不苦，反倒是一个很享乐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头我得到了太多太多，也找到了我自己。就像我现在还攒着2000多条留言没舍得看，拥有这么多财富的有几个人呢？”

“要让书更像书”

张立宪生于1968年，经历过典型的“六八式”成长，是所谓“生于60年代，在80年代经历青春，在90年代讨生活，在本世纪负责任”的一代。那些青春飞扬、嗜书如命的岁月被张立宪写在自己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一书中。他犹记得，认字是从一本叫《民兵训练手册》的读物开始，第一页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上小学时，父亲会在新带回来的连环画上为他标注不认识的字的拼音。

1987年，他踏入大学校门，第一件事就是制订雄心勃勃的成才计划——通读《鲁迅全集》（后来由于计划过于艰巨，并没有执行下去）。毕业后回石家庄工作，饭后和朋友们一人一大桶可乐，悠闲快乐地聚众读书。90年代，中华书局20册一套的《资治通鉴》是58.2元，精装的《剑桥中国史》100多元，《中国人史纲》两本一套8.45元，两本《伊加利亚旅行记》3元。涨工资后最开心的事就是可以去书店把它们全抱回来。1997年他和太太一起去北京漂泊，住过地下室、合租屋、朋友办公室，那段时间，张立宪时常感到自己像玩具风筝在空中飘来飘去。2000年，将老家所有的书装在60个超级大纸箱里运来北京的家时，张立宪感到“书来了，家才家”。

对书的态度是伴随着时代氛围变化的。过去除了读书也没有别的更多的事情可做，所以“只要有一张纸上印着字，每个字恨不得要去看很多遍”。到今天，读书已变成“林林总总的文化消费方式中的一种”。张立宪觉得，不应再把书说得那么神圣化、仪式化，甚至排他化。经常有读者问张立宪能不能提供《读库》书中的某些照片的电子版，因为很喜欢，想把它们打印出来挂在墙上。电子版无法提供，何不把那一页裁下来？很多读者说不舍得，“我说你看一本书也才几十块钱，你就买一个画框，画框的钱都比这本书要贵。况且剩下的书还在。但大家就没有这个概念”。

张立宪试图传递这个概念，先从外观上降低阅读的仪式感。2016年，《读库》改版，删繁就简。版面变小、厚度增加、纸张变轻，去掉琐碎的腰封、塑封（后来为降低运输中的损耗，塑封又加上了）、外封乃至勒口，剔除书里附带的书签、卡片等，做了10年的藏书票直接印在里面。“简”不等于偷懒，张立宪对细节有着近乎苛刻的标准，比如，印刷用纸分纹路，书页装订起来，顺纹，书就很容易摊开，否则就容易往回弹，跟读者的手较劲。张立宪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所有的纸张都按顺纹纸的标准去找。

近几年，张立宪开始探索文库本形式，这是一种小开本、平装、价格略低于单行本的图书装帧形式，内容包罗万象，在日本颇为流行，承担过“大众教育”“学艺普及”的历史重任。徐辰的《教养之托付：日本文库本渊源》一书对这类书籍在日本的发展历程有过详细记述。中国的文库本还没有明确的标准，为找到适合人的手感，也适合中文印在上面的文库本（有的外版小开本只适合英文或者竖排的日文），只能一本本去试，在几毫米之间作调整。张立宪拿给我看一本已做好的文库本，只有手掌那么大，摊开来纸张纹路顺畅，手感轻盈。

书做得小，内容也“小”。按主持人白岩松的说法，《读库》“不是上来就宏大，但它可以把很多的小非常扎扎实实地展现出来”。《读库》编选的文章，有社交障碍的夫妻如何带着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去乡下生活；有做漆器的工艺美术大师如何把一件器物做得“漂亮”；有讲述GPS的前世今生；还有人类如何与各种传染病搏斗几百年的故事。张立宪对“小”有自己的理解。“我们看《盗梦空间》这部电影。一个造梦师很容易造出一个城市来，也很容易造出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但我想他很难造出这条大街上的一栋大楼里的一套房子里的一间卧室里的一个抽屉里的一封情书。我们就来关注这封情书，看清这封情书上的每一个字。”张立宪在一次《读库》的年会上说。

这一年，张立宪的周末时间经常是带着孩子逛商场，商场有很多书店，张立宪边看边分析，什么书好卖、什么书已经出得太多、什么书是稀缺的。一圈圈转下来，他的思路逐渐清晰，权谋术、征服史、成功学这类讲述“全世界各个国家历史上那些不体面的人是怎么做的”书已经卖得足够多，这些是《读库》不要做的。要做什么呢？今年春天在一次长长的旅途中，他把自己的想法用手机记录下来，排在前三的词是：奠基、建设、重生。他希望将那些“不以消灭人、征服人为快乐的故事”讲述出来，将有关奠基、建设、重生主题的书以文库本的形式做出来。

有些已经在做。不久前，《读库》推出一套“医学大神”系列文库本，90多万字，14本，讲述14位为人类医学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去年，《读库》推出一套有关建筑史的书，作者说要写20年。“只要死神没有追上我，《读库》还活着，就做下去。”张立宪说。有些开始于更早之前。2006年，《读库》刚成立不久，张立宪就开始张罗京剧名家张火丁的摄影集。2010年，第一本摄影集《青衣张火丁》问世，此后至今，近10年，拍摄仍在继续。

前些日子，张立宪的父亲去世，朋友们一起为父亲守灵，聊天时翻出一本小册子，里面记录了村子里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关系，是父亲生前编写的。张立宪清楚，小册子没有出版价值，出了村子没人感兴趣。即使一些人当时用手机拍下关于自己家庭的部分，他们也会转身遗忘，不会再看那些照片。“父亲没有机会成为出版人，而我有机会从事这个行业，做出版。”张立宪原来想的是，“如何把书做得像一本书”。这两年，尤其看到父亲的小册子之后，理念变了，“要让书更像书”，“所谓的艰涩、所谓的冷僻，也不再顾虑，就这么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