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要从唐诗获得滋养，必须回到现场，知道他们在唐代是怎么干的。”

诗人西川（黄宇 摄）

跟着唐诗去旅行

2018年，西川参与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的拍摄。节目中，他要沿着杜甫在“安史之乱”后的活动轨迹走一遍，带领大家走入诗人的世界。从陇南到成都，再到夔州，出三峡后进入一个叫晚洲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留下诗篇，杜甫晚年的这段生命旅程，也是他创作最为丰盈的时期。

“我特别想看当他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一个什么感觉。当年他在什么地方待过，他的角度，他的视野，他看见了什么。”西川坦言自己年轻时更喜欢李白，但像很多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喜欢杜甫。上世纪90年代初，他还写了一首致敬这位诗圣的新诗《杜甫》。只是，以前都是通过文本阅读杜甫，走在旅途中，能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杜甫吗？

一千多年过去了，不要说诗圣的踪迹，就算是长安古城，也早已灰飞烟灭，成为无数人梦回唐朝的乡愁。纪录片的文字统筹师永涛，是一位资深的唐史爱好者。十几年前，正是因为在《旧唐书》中发现对长安最终结局寥寥28字的记载，“（朱）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薨号哭，月余不息”，引发他探求那段历史的热情。

江山形胜，大貌依在。陇南山间的小地坝村，据说杜甫曾在那留宿一夜，西川喝了一碗当地传统的炒茶，在村支书张学忠的陪同下，看到了木皮岭，以及当年杜甫经过的渡口。让他惊讶的是，那个农民随口就背出了《白沙渡》中的句子：“水清石礧礧，沙白滩漫漫。”

入蜀古道上，还能看到一些修在水边的唐朝栈道遗迹。山路崎岖，山岭连绵，走到一个叫青泥岭的地方，西川突然明白了李白《蜀道难》中“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的“青泥”，并非烂泥巴，正是指青泥岭。杜甫在《同谷七歌》中写到吃橡栗的片段：“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同行的当地人把橡栗指给他看，西川忍不住尝了一口，发现苦涩难咽。

759年冬天，47岁的杜甫拖家带口，就沿着这条路往成都而去。他的身后，是仍在战乱中的长安。杜甫在山岭中走了足足半年时间，一边走，一边还写了24首纪行诗，像记日记一样描述自己的旅途感受。

“我这次走了一趟，就觉得杜甫不写这个他写什么。他一路颠沛流离，诗里面有时候提到，但多数情况下，尤其是他的名篇，我们老觉得他是一个人，但他是十几个人，拖家带口。”让西川感慨的是，杜甫在艰辛的旅途中迸发出的创造力，“经历什么写什么，看见什么写什么。‘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个转折点，杜甫也是唐诗的一个转折点。他这种‘即事名篇’的工作方式以前没有，以前的人都是以想象、趣味、情怀、修养来写作，直接处理历史、处理当下，是从杜甫开始。”

在四川夔州（奉节）的两年，杜甫的创作井喷一样地爆发了，写下的400多首诗歌中，就有《秋兴八首》《登高》等名篇。登上三峡的最高峰赤甲山，脚下是滚滚的长江，山间云气缭绕，做现地研究的台湾学者简锦松告诉西川，他脚下所踩的地方就是传说中楚王与神女幽会的楚王台。一下子，整个文学史仿佛都浮现在了眼前。向来写新诗的西川，突然有了写古诗的冲动，在奉节开往宜昌的船上，他写了一首《登巫山最高峰》：“冲身破雾最高台，神女襄王安在哉！江入夔门山鬼看，云迷巫岭宋玉哀。断崖猿虎无声迹，秀木雷尘过影宅。蜀楚魂才应不远，飘天灵雨下吾怀。”

导演李文举在纪录片中选了“盛唐六子”中的五位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孟浩然、岑参，分别以江湖、仙山、长安、故人、边塞，作为叙述他们旅程的关键词。跳出文本的束缚，触摸唐诗的现场，在他看来，不是以景色去图解唐诗，而是尽量去体会诗人在那一刻的感受和想法。用西川的话说：“杜甫这样的诗人，在普通人的认知中，已经完全被符号化了，但我走这么一圈，杜甫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然而，符号化、经典化似乎是一切诗人乃至历史的必然命运。我们如何能够奢望踏上异日的山川，便真的以为风月同天？西川的乐观，似乎在告诉我们，要理解诗人在那个时刻的感受，至少该了解诗歌之外的诗人，如果足够幸运，他留给我们的材料足够丰富。

与忧国忧民的固有形象不同，杜甫是一个既狂且迂的人，“一个讨人嫌的臭老头子”。在成都时，杜甫喝醉了酒，可以跳到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床上，指着对方的鼻子骂：“严挺子乃有此子！”晚年的杜甫多病，西川统计了一下，至少有糖尿病、肺病，“右臂偏枯半耳聋”，但潦倒不堪的他，依然是个“官迷”，经常拿出五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佩戴的鱼符袋把玩，一副洋洋自得的可笑模样。

在成都浣花溪畔，杜甫茅屋上的茅草不时被大风吹去，但千万不要以今天的眼光，去想象杜甫的穷困。“杜甫在奉节时候多穷啊，但你读杜甫全集，会发现他那会还有三个仆人！杜甫再穷，也是士子。用大众文化的眼光去看唐代的士子文化，那全变成故事了。”西川说。

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剧照

回到历史的现场

作为一个新诗写作者，西川是从当下诗歌的问题入手，进入唐诗的再阅读。他最难接受的是，很多人以古诗（在不少人眼里，约等于唐诗）的伟大传统，来攻击新诗。“咱们不谈新诗，谈点古诗，古诗也不是你们理解的写法。”

在两年前出版的《唐诗的读法》中，西川写到自己的好奇：写诗已成为唐朝文人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唐朝人怎么一赴宴就要写诗？一送别就要写诗？一游览就要写诗？一高升或一贬官就要写诗？他们哪儿来的那么多灵感？一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灵感！或者说，唐人写诗的技术性秘密究竟是什么？

西川在日本学问僧空海法师的《文镜秘府论》中发现了端倪，里面讲道：“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研究初唐诗歌时，发现唐代宫廷盛行应制诗比赛，得胜者往往能得到一匹锦的奖赏，失败者则被要求饮一定数量的酒作为惩罚。朝臣们为了避免出丑，已经掌握了“三部式”的写作结构：头两句介绍事件、中间写对句、结尾表达旨意。“在宫廷诗中，对偶句是诗体的兴趣中心。‘对属能’是迅速作诗的首要必备条件，一旦掌握了这一技巧，朝臣们就能很快写出中间部分，把精力用来写出精巧的结尾。”

与“三部式”的写作模板相比，随身卷子显得更加实用。西川还发现一本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增补诗学金粉》。他在Discovery拍的纪录片中，展示了古诗类似于排句游戏的一套玩法。“这本书里面把夏天怎么写、秋天怎么写，把那些词全给你列出来。比如上面是两个字的，夏夜、昨夜、宵夜、夜色、午夜，下面是三个字的，比如月满池，你就可以说‘夏夜月满池’，你不会写诗，也能编出来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川发现，唐诗从题材到意蕴都是一种类型化写作，与传统绘画以及寺院佛造像、戏曲等的类型化特点基本相通。

即使如此，也不必对灿若星辰的唐诗感到失望，毕竟对于天才来说，完全不需要这些乏味的参考书。西川的提醒在于，我们应该从一个更为综合、整体的视野看待唐诗写作，那样便既不会夸大，也不该自卑。“《全唐诗》里面2300多诗人，五万多首诗，分散在唐代300年里，一年能摊多少诗人？如果20年算一代人，大概同时期只活跃160个诗人。这160个诗人里面写得好的很少。王安石编了一本《唐诗选》，里面一共70多人。到元人编的《唐才子传》，收录诗人不到280人。再到清人编的《唐诗三百首》，也就70多个诗人。”可见，即使在那个写诗已成为士人生活方式的时代，诗人也并没有想象得多，写得好的更是屈指可数。

唐诗的写作，与今天的诗歌写作全然不同，与科举制度的密切关系，使其成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尽管有唐一代，作为门阀政治产物的恩荫系统与科举系统并存，但后者仍是普通士子们的主流晋升之途。学者傅璇琮认为，进士科在8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格局。与进士科考试配合的是“行卷制度”，考试前，士子们要向公卿硕儒递上诗赋，以增加录取的机会。

类型化的写作，降低了门槛；制度化的选拔，则推动了诗歌的繁荣。不仅如此，唐朝的士子们还享有某些特权。师永涛发现，“唐代户籍管理严格，禁止人们没有原因长期离开户口所在地，这种行为称为‘逃亡’‘浮浪’，是违法行为，但是负笈从师出门求学或弃孺求仕却是例外”。或许正因如此，唐朝的诗人们才有了那么多的远行与壮游，也有了那么多旅途中的诗篇。

自我，或者当代性

或许我们还可以发问：读懂唐诗，或者感受唐人的感受，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拍摄《跟着唐诗去旅行》前，李文举拍过《丝路》《森林之歌》等一系列纪录片，去了很多地方，见到很多山水，但他发现自己在面对这些美景时，往往缺乏描述的语言，那时他就想如果李白写过这里，至少我们还能念几句诗，不会仅仅发出“太漂亮了”的感叹之声。反过来，他也很想去看看那些反复出现在诗句中的地方。

然而，进入拍摄后，李文举发现真正打动人的还是那种千载而下万古如一的情感共振。李文举告诉我，不会喝酒的六神磊磊，跟随李白的脚步攀爬完戴天山、太白山、庐山、匡山后，在李白墓前陪他喝了一瓶酒，那时他想到的是杜甫想念李白的诗篇：“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回到唐朝写作现场，西川更多感受到共享创造力的激情。“对他们来说，诗歌是一种修养；对我来讲，诗歌当然要提供修养，但更是一种语言的创造力，你得在语言里面能够折腾。怎么折腾？当然是和你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

“刚才江河（注：诗人欧阳江河）还给我说：拉美作家全是在场的。我说我知道，中国作家不在场，是全世界最封闭的一群作家。”面对我的追问，西川的回答是“所谓在场，就是大家都在冒泡，而且贡献出来的东西全是世界意义的”。

自然，唐朝那会儿还没有世界文学的概念。虽然处身一种类型化的写作，但那个时代的天才们，也在不断更新着自己看待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在成都，西川遇到了一群好玩的人，他们因为杜甫的一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在成都遥望雪山”的微信群。他们通过各种分析，研究西岭的具体所指，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能够看到西岭，并拍摄自己观察到的西岭图片，互相分享。似乎可以说，杜甫在诗歌中所发明的一种观看方式，也为今天人们观看世界提供了某种参考。

西川很少将古诗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写作资源，在他眼里，可以分享的只是那种面对各自时代的创造力：“对于想从唐诗中获得修养的普通读者来说，读点符号性的作品就可以了。这个我没有要求。如果你是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写诗的、画画的、写小说的、做摇滚乐的，要从唐诗获得滋养，必须回到现场，知道他们在唐代是怎么干的。”

尽管有了兴致，西川也会写写古体诗，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新诗与古诗的截然不同。新诗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天然具有一种国际性。“新诗中的现代性，是一个写作意识、写作观念的问题。究竟怎么写？古人吃个饭，送个别，都可以写诗；但现在你不需要送别了，天天飞来飞去，也就是说送别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你必须充分认识到你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