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的佛光寺东大殿

 

摄影 /王旭华

不同以往的行程

1937年5月，梁思成、林徽因与结束河南调查后赶来的刘敦桢在西安会合。他们原本想在结束西安的工作后，西行至兰州，再赴他们心仪已久的敦煌。但因时局紧张，国民政府为防止间谍活动，在陕甘一带处处设卡。他们因没有军事部门的通行证而未能成行，成为梁思成终生遗憾。

不过，梁思成、林徽因刚从西安返北平，便立刻与营造学社的另外两位成员莫宗江、纪玉堂一起赶赴山西，打算继续考察。

从1932年蓟县独乐寺调查开始，营造学社每年都派出两三个工作组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尤其是1936年以后，随着时局日益动荡，梁思成、刘敦桢也感到时间紧迫，他们马不停蹄地连续外出调查，想赶在日本入侵华北、中原地区前，将这里的古建筑全部调查完毕。因此到了1937年时，梁思成他们已经完成了三次山西、两次陕西、四次河南、两次山东、两次正定的考察，在全国上百个县测绘和摄影了数十座宋辽金时期的木构殿、堂、楼、塔。

但到那时为止，他们发现的最早木结构建筑仍是初期调查的蓟县独乐寺、应县木塔等宋辽时期建筑。

而这次从行程上就不同以往。

莫宗江后来曾回忆说，通常情况下，学社成员在出发考察前会做详细的行程计划，在北平图书馆里找到要去省的地方志、县志，将里面记载的古庙全抄在本子上，然后到了当地一个一个地找。我们从记载中看到，1933年他们一趟就走了大同、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和浑源悬空寺四个地方，1934年也是顺着太原晋祠、汾阳、赵城上下广胜寺一条线考察的。

但在1937年6月底，他们的目的地似乎极为明确。先抵达太原，经省政府办理旅行手续，26日往北出城，前往五台山。梁思成后来是这样描述的：“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陇。田陇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式甚是壮伟，旅途十分僻静，风景很幽丽。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正是在佛光寺，他们第一次发现了中国唐代木构建筑。

如今从太原出发去五台县城，依旧是按照五代以来入五台山的路线，经古城忻州和定襄，只不过现在太原与大同之间早已通了高速，开车到五台县城只需一个半小时。

12月份的山西北部很冷，树和草都已成了黄色，在冬季阳光的照射下，雾霾覆盖着整个山谷。出了五台县城我们驶入县道，经过崎岖的梯田山路，再开半小时，就到了豆村——如今它成了运煤卡车的中转站，除了几家小旅馆和餐馆外，只有飞扬的尘土。从豆村再往北开几公里，离开县道，就驶入佛光山。佛光寺便处在佛光山麓一个无人的小山坳里，坐东面西，三面环山，只有寺门所冲的西面是片平缓谷底，往远望，便是连绵峰峦。

与游客众多的五台山中心景区台怀镇不同，地处五台核心之外的佛光寺游客寥寥。我在佛光寺住了两天，每天游客十几人，他们在佛光寺的平均停留时间差不多20分钟。这里离太原三个小时车程，离台怀镇一个多小时车程，因此并不在五台山旅游大巴路线上，甚至连停车场都没有，只有出租车司机会极力推荐台怀镇的散客来这里看看，因为往返车费贵。

实际上自宋金之交起，这里便是如此寂寥。宋末诗人姚孝锡曾在《题佛光寺》中写：“孤鸟带烟来远树，断云收雨下斜阳。人间未卜蜗牛舍，远目横秋益自伤。”1937年，梁思成也看到了寂寥之景：“左右萧条，寂寞自如。唐代一时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不过正因此寂寥，梁思成他们才找到了唐代建筑。而对那些热闹的地方，后来梁思成写道：“台怀是五台山的中心，附近寺刹林立，香火极盛。殿塔佛像都勤经修建。其中许多金碧辉煌，用来炫耀香客的寺院，都是近代的贵官富贾所布施重修的。千余年来所谓文殊菩萨道场的地方，竟然很少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

不过这一路我一直都在想，如此偏僻的佛光寺，梁思成他们当年是怎么从太原过来一下就找到了呢？

相比于五台山台怀镇旺盛的香火（上图），台外的佛光寺冷清很多

 

“国内殿宇必有唐构”

“80多年后重新看，如果去山西调研，我们会怎么安排路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刘畅跟我们分析，“我会先按三个线索调研，第一个是连接山西与中原的太行八陉古道，沿途的古村落、古建筑；第二个是连接山西与大唐陕西的路；第三个才是山西境内的支线，比如去吕梁、去陕北的小径。”

梁思成1944年曾在调查报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中提到他如何得知佛光寺的所在。梁思成说，他偶然从伯希和的《敦煌图录》中看到了一幅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绘于五代时期）的照片，发现其中画有一座叫大佛光寺的庙宇。“寺当时即得描影于数千里沙漠之外，其为唐代五台名刹，于此亦可征矣。”梁思成写道。于是他们按图索骥，最终找到了佛光寺。

但这段记述在今天看来还需要其他历史资料来作补充。之前我有次采访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他曾用两年时间专门研究过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他告诉我此图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地图，而是介于地图与绘画之间，融入了诸多叙事、历史，五台山的五台和十大寺庙则被绘画者以中轴对称的形式均匀地安排在画中。也就是说，实际的地理位置关系并非如此，也不具备地图的精准性。

另外从历史资料看，在梁思成他们之前，已经有日本学者到访并记述过佛光寺。

1922年，日本僧人学者小野玄妙前往五台山考察，路过佛光寺，就曾被东大殿中央佛坛上的30余尊佛教塑像吸引。他为这些塑像拍了照片，回国后发表了数篇文章，佛光寺就此进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只不过小野玄妙是佛学家，对古建筑并不敏感。

1925年，日本建筑学者关野贞与日本佛教史学者常盘大定着手合著《支那佛教史迹》一书。两人志趣相同，都屡次到中国考察，积累了很多古建筑照片与记录。因此他们商定，汇集两人考察所得，编一部有关中国佛教遗迹的图片集。在那本书中，他们收录了小野玄妙拍摄佛光寺的6张老照片，常盘大定还托太原美丽兴照相馆的人去现场补拍了3张新照片。

但他们两人都没有真正去过佛光寺，而且这9张照片皆以佛像、经幢为主要内容，建筑物只是作为局部的背景或远景存在，他们通过照片确认了殿前经幢为唐大中十一年（857）原物。“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它却是隋唐之后一大名刹，特别是大殿内三尊佛像是五台山中唯一杰作。”这是关野贞对佛光寺建筑发表的唯一评论。

关野贞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引入西学之后脱颖而出的第一代建筑史家。这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一直以现场调查的方式研究古建筑，从日本奈良到朝鲜再到中国。1906至1918年间，他三次到访中国。对关野贞来说，中国古建筑是与日本对比的绝佳资料。但他在对中国进行了20多年的考察之后，认为中国境内已没有唐代木构，中国人要想研究唐朝建筑，只能去日本奈良。“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1000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30多所1000至1300年的建筑物。”他这样记述。

唐代塑像被梁思成称为佛光寺四绝之一

 

1995年，年近八旬的学社成员莫宗江接受采访时，曾从他的理解来解读关野贞60多年前的这句话：“日本自己的建筑发展史，前头没有。所以，很明显的是，日本留下了几个最早的唐朝建筑，这些建筑是日本当时派的遣唐使带回的中国工匠干的，所以是地道的唐朝建筑。特别是鉴真大师去盖的那个唐招提寺，完全是中国式的。日本留下了这些东西，我讲建筑史的时候没办法，讲到唐朝，我还得引用日本的这个。”

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时，日本建筑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都是学社成员。“营造学社是非常开放的。”专门研究中日建筑学交流史的天津大学教授徐苏斌对本刊说，“当时还有好多欧美的学者在里头，但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就慢慢退出了。”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建筑学者逐渐停止了在中国境内的调查，中日建筑学者间的关系也从学术交流转为了一场民族之间的学术竞赛，关野贞说中国已没有唐代木构的那句话则变成了一把武器。“民族主义本身是个中性的概念，在一个时期、一个事件上，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中，正是因为有日本作为‘他者’的存在，才使得中华民族这个概念逐渐变得如此强烈。”徐苏斌说。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梁思成一直抱着“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30年代在全国范围进行大量考察，并与关野贞在有关独乐寺的调查上直接“交锋”。

关野贞和常盘大定所著的《支那佛教史迹》在1928年被引进到北平北海图书馆，对学界影响极大。梁思成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写于1944年，营造学社考察佛光寺7年后，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刻，这篇调查报告中只字未提关野贞。但在1937年，法国汉学大家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为《东方杂志》撰文，首次将学社刚刚调查过的佛光寺介绍给西方读者时，他提到过梁思成寻访佛光寺是受了日本学者有关佛光寺塑像的报道以及伯希和《敦煌石窟》的启发。

不过关野贞由于不知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内蕴之“文法”，当时只通过题记、碑刻、文献记载，以考古学编年的办法为建筑断代，错过了真正发现佛光寺的机会，只留下一句“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而梁思成他们则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调查古建筑6年之久后，终于找到了中国境内留存的这座唐代木构建筑。“因此现在我们说佛光寺的价值，不仅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它的社会文化价值也很高。”刘畅说。实际上在我这次为这篇稿子进行的大量采访中，专家们说到佛光寺，都会说到它振奋民族精神的意义。

1937年梁思成率队考察时拍摄的佛光寺全景

 

斗拱雄大、广檐翼出

第一眼看到佛光寺东大殿的时候，确实像关野贞当年说的那样，有种“伽蓝并不雄伟”的感受。

佛光寺的古建筑分布在由西向东逐层抬高的三进台地上。刚进院子，由于被古松挡着，在下层台地看不到上层台地的东大殿。但一进院子左侧的金代文殊殿已经震撼了我，因此对接下来将要看到的东大殿增加了许多幻想。当爬上台阶，真正第一眼看到东大殿时，却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雄壮，而是给人一种胖胖墩墩的憨厚、朴实感。

可当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佛光寺管理所主任范永伟把梯子靠墙架好，我扶着梯子摇摇晃晃地朝屋檐斗拱的方向往上爬的时候，才意识到这座古寺到底有多高。我发现，正是因为屋檐的巨大，让同样巨大的斗拱失去了参照比例，加之平缓的屋顶消除了通常会出现的压迫感，使东大殿在视觉上削弱了建筑的宏大感。

“斗拱雄大、广檐翼出”，正是梁思成当年第一眼看到佛光寺东大殿的感受。

1937年6月30日，在黄昏中抵达佛光寺的梁思成，一到殿前，就看到了几年来已经熟悉的七辅作大斗拱，此前他们看到的独乐寺观音阁、应县木塔等辽构建筑都是这样的形制。但这一回的斗拱，比前几次要更大。“殿斗拱雄大，屋顶坡度缓和，广檐翼出，全部庞大豪迈之象，与敦煌壁画净土变相中殿宇极为相似，一望而知为唐末五代时物也。”梁思成记述。

佛光寺管理所主任范永伟扶着梯子朝屋檐斗拱方向往上爬，当年梁思成他们就是从这里爬入殿顶

 

第二天，考察工作正式开始。为了取得确凿的证据，他们决定爬上殿顶，因为通常殿宇建造年代多写在脊槫上。范永伟告诉我，梁思成、林徽因当年很可能就是从我现在爬梯子的地方爬入殿顶。

东大殿建筑平面属于《营造法式》中的“金箱斗底槽”，建筑立面有上下两层结构体系，分别是明栿和草栿。平闇相当于现在人们说的天花板，平闇之下是人们在殿内抬头能直接看到的梁架结构明栿，而草栿则在平闇之上，相当于隐藏在阁楼里的梁架，而他们寻找的脊槫就在草栿上。

范永伟熟练地推开东大殿东北角屋檐下铺的三块木制椽子，露出一个半米大的洞，纵身一跃，爬进了殿顶里，我紧随其后。殿顶内没有任何光线进来，在巨大的黑暗中，手电筒的光柱成了我们唯一的狭小视线，这时我才发现，但凡我们稍微一动，就会扬起周围无数的古老尘土。在黑暗中我翻过草栿梁，穿过几个狭小空间，直到被范永伟带到大“叉手”下。这里是梁架核心结构之一，“叉手”下的四椽栿，极其粗壮，是整个建筑里最厚的木材，但由于隐藏在殿顶内，做工并不精细，显得浑厚有力。

跟在我身后的摄影师举起相机，闪光灯照亮了整个空间。当年梁思成也在同样的位置举起过相机，亮起过闪光灯。“蝙蝠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梁思成记述。脊槫已被千百成群的蝙蝠盘踞，无法驱除，因此也看不清上面有无题字。但梁架上古制“叉手”的做法，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实物，属国内孤例，使他们惊喜得如获至宝。

之后几日，他们就住在文殊殿旁边的明代建筑香风花雨楼里，测绘工作陆续展开。林徽因用铅锤、皮尺测量，莫宗江绘图，梁思成除了测绘，还负责拍照，如今保留下来的佛光寺考察照片，基本都出于梁思成之手。“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梁思成写道。

后来的故事广为传播。林徽因凭着一双远视眼发现梁架下的题记，过程颇具传奇性。但如今大部分的演义，都是从梁思成1944年所写调查报告中的那几百字内容里衍生而来。唯一对这段历史做出真正补充的，是1995年时任新华社记者王军对莫宗江的采访。

年近八旬的莫宗江在采访中回忆说，当时他们在佛光寺进行了连续几天的测绘，从院内的经幢到后山的墓塔，但大家就是不敢下结论说东大殿肯定是唐代建筑。待全部测量完毕，林徽因忽然对梁思成说梁底下好像有字，梁思成拿着望远镜追看。东大殿早年重修的时候，当地人因为没有钱补画彩画，就用土朱将梁架全刷了一遍。林徽因看到的梁，是大殿明栿下的虹梁，字迹从梁底面土朱淡的地方隐约露出来。实际上题记出现在这个位置，也是情理之中，4年前，他们去大同华严寺，900年前的辽代题记就是书写在这个位置。但东大殿内梁架极高，谁也看不清字，只有远视眼的林徽因看清了四道梁下题记的最末六个字：“女弟子宁公遇”。他们又详细检查殿前经幢上的姓名，果然，幢上除官职外也有女弟子宁公遇，她被称为“佛殿主”。

上、下图：林徽因当年找到出资建殿的施主宁公遇的塑像，与其合影

 

随后他们爬上架子，用沾湿的纱包涂刷梁底。土朱一遇水，被覆盖的墨迹就显出来了，水干之后，墨色又淡去，就这样用了三天时间读出了四道梁下的全部题字。如题记记述，宁公遇是出资建殿的施主，而受她好处的功德主是两位宦官，即梁下写的“功得主故右军中慰王”和“功得主河东监军使元”二人。他们与经幢上的佛殿主人名相互印证，确认佛光寺东大殿建成于唐大中十一年（857)。

这便是国内发现首座唐代建筑的历史性时刻。大家都很开心，傍晚林徽因提出，把带来的所有罐头拿到大殿前的空地上吃，铺上席子、毯子，就像野餐似的，显然这是与佛光寺最后的告别晚餐了，他们就这样在大殿前的空地上一边吃一边欣赏。那是每天欣赏坐东朝西的佛光寺东大殿最好的时刻，至今依旧如此。斜阳将黄昏全部投射在大殿正立面上，为本就带有土红色的门板、柱子和巨大斗拱再添一层暖色，殿前千年古松的影子映在门板上，与大殿相互衬托雄伟。那一天是1937年7月5日。

战乱中再谈佛光寺

梁思成他们是在7天后才知道“卢沟桥事变”的。

当时他们离开佛光寺，又往台怀镇诸寺考察，越过北台去沙河镇，直到进了代县，有了报纸、通了电报，才知道了一点外面的新闻，此时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已经5日。

梁思成的长孙梁鉴向我回忆说，那些年梁思成、林徽因经常去外地考察古建筑，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有时就由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庄带着。1937年夏天，梁思庄带着梁再冰、梁从诫到北戴河避暑，结果赶上了“卢沟桥事变”。邮路不通，消息阻隔，焦急的林徽因给两个孩子写了封信。“当时我姑姑梁再冰8岁，我父亲梁从诫5岁，林徽因写给他们的信往往是图文并茂的，写几句，就会为他们画一张画。我父亲小，她写给我父亲的信有的甚至是连环画。”梁鉴说。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林徽因在信中一点一点把这次外出去五台山考察的路途经过做了介绍，又叮嘱两个孩子在大姑家要听话，“游水如果能学会了，这趟海边的避暑就更有意思了”。接着对当前发生的战事说了原因，鼓励不要害怕，要坚强。“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要顶有决心才好。”

信后附了一张林徽因手绘的地图，太原、五台山、代县、大同、张家口，用一个个小箭头标出她和梁思成的行程轨迹，并用不同颜色的笔将山西省涂成绿色，河北省涂成红色，山东省是黄色的，渤海则是蓝色的，被细腻温柔地画上了水波。林徽因还特意画出了万里长城，此时这条从山海关经张家口，沿着山西省北沿通向陕西的长城已不只具有地理位置的作用，而是她潜移默化地向两个几岁大的孩子解释什么是抗日战争。“我父亲后来说，林徽因、梁思成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孩子，而是当作朋友，那时我们家的教育方式是这样的。”梁鉴说。

当时北平形势危殆，从太原回北平的津浦、平汉两路已不通车，梁思成、林徽因很着急。好在平绥铁路没有断，他们慌慌张张地绕到大同，由平绥铁路回北平。路上他们向北平发了一份电报，7月9日，《北平晨报》第五版的头条文章《营造学社调查组发见唐代建筑寺院，梁思成由五台佛光寺报告，测绘故宫赶制模型即开始》，即是关于中国首次发现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报道。

“卢沟桥事变”也成了营造学社事业的转折点。学社南迁云南昆明，后又搬到四川李庄，考察的地区和对象都与以前不再相同。雅安的汉阙和彭山的崖墓，又接着让他们发现汉朝。学社诸多寄存于天津麦加利银行的手稿惨遭水淹，被重抄后带到李庄。无论学社成员，还是研究成果，都在经历逃难和辗转。

山西沦陷7年之后，多病缠身的梁思成才在李庄动笔撰写佛光寺调查报告。“我正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豆村正是敌寇进攻台怀的据点。当时我们对这名刹之存亡，对这唐代木建孤例的命运之惴惧忧惶，曾经十分沉重。”梁思成写道。1944年，因战时停刊7年之久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行了复刊号第七卷第一期，铅印本变成了艰苦环境下的油印本，其中刊载了梁思成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文中说：“这不但是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贵的一件东西。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几座殿塔，几乎全是国内建筑的孤例：佛殿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座唐构，乃更在殿内蕴藏着唐代原有的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一处，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

漫长的岁月在佛光寺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此时的梁思成同时在写《中国建筑史》，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已有相当积累，中国建筑史的叙述框架事实上也已基本搭建完成。在他看来，佛光寺再次证明了他通过独乐寺提出的《营造法式》“以材为祖”理论，“以材栔为度量之制，辽宋已符，其为唐代所遗旧制必可无疑”。在佛光寺调查报告中，他还为《营造法式》所规定的度量单位“分”创造了一个新文字“分°”，并详细列出了所有斗拱相对的分°，以此来分析《营造法式》所规定的各结构间的比例关系。

“之后的60多年里，无论傅熹年、柴则俊、陈明达、罗哲文，后人们撰写的佛光寺研究文章全都使用的是梁思成当年测量的数据。”国研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总工程师张荣告诉我。2005年，山西省文物局邀请清华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合作对佛光寺进行保护规划，他负责其中的测绘工作。“如果用传统的皮尺测量，精度只能到厘米，而那次我们使用了3D激光扫描仪和全站仪，将测绘精度提升到了毫米级。”由此很多问题得到了进一步解释。

按照《营造法式》的“以材为祖”，材之广（高）为15分°，其厚（宽）为10分°，这一高宽比例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构件强度，而材的厚度又是整座建筑的基本模数。但在此前按厘米测量的结果中，10分°摇摆于20和21厘米之间。因此张荣的团队花了很长时间，重新测量了佛光寺东大殿99件第一跳华拱的材厚，并最终确认10分°为210毫米，也就是说，1分°为21毫米。

“这证明了两件事情。”张荣说，“第一，21毫米是佛光寺一个基本的尺度，说明当时建造时所用的尺子就是21毫米一格，材宽10分°，高15分°，它的开间是240分°，进深是210分°，这都是有明确比例关系的。另外，当时唐尺是300毫米，210毫米刚好是7寸。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规定，材分八等，宋代使用的最高等级一等材是6寸，而佛光寺东大殿用的是特等材7寸，这也就证明唐代最高等级材制是大于宋式的，印证了林徽因他们曾经认为大木构件从唐宋至明清趋向小型化的演变过程。”

“佛的住宅”

如今从佛光寺向太原方向开车一小时，就能在一处田陇山坳里看到另一座唐代木构建筑——南禅寺。梁思成、林徽因他们当年错过了它。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才被发现，并被证实建于唐建中三年（782），比佛光寺要早上75年，成了如今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

后来人们还陆续发现了唐代建筑芮城广仁王庙，介于唐末和五代之间的平顺天台庵，以及只能被称为“半座唐代建筑”的正定开元寺钟楼。不过后面这几座唐代建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小。“像南禅寺、广仁王庙这类都是民间自发建造的建筑，而佛光寺是我国现存唯一唐代高等级殿堂式建筑。所谓殿堂式建筑，就是官式建筑，也就是说由官方提供资金建造的。”张荣说，“《营造法式》里记载的建筑类型也都是官式建筑。都说‘辽八座’，我国有八座辽代官式建筑，而唐代官式建筑就佛光寺这么一座，并且非常完整，对研究《营造法式》很有帮助。”

然而为何在山坳中建造一座当时最高等级的殿堂式建筑？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学者任思捷认为与五台山在唐代政治上的地位有关。自隋朝和唐初开始，汉化佛教就希望脱离印度的完全控制，五台山由此被逐渐打造成汉化佛教的圣山。尤其到了武则天在位时，大力推广《华严经》，这是为她能够自称佛王、女主天下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大乘经典。佛光寺正是在唐初打造五台圣山的宏大计划之中，顺势发展起来的显赫佛寺。

虽然现存的东大殿是经历了唐武宗“会昌毁佛”之后修建的，但依然能从空间营造上看到印度佛教与汉化佛教的交汇影响。除了皇室资助背景才有的宫殿木构特征之外，殿内佛坛则是印度传入、北朝盛行的石窟传统基岩佛坛。当年梁思成就已经注意到东大殿之基“本凿岩辟出”，是在东大殿背后的山上挖出一个平台，东大殿木构建筑和佛坛就这样直接建造在山石地基上。而基于《营造法式》如此工整的比例关系，任思捷认为，东大殿在开山筑基之时就已经确定好了建筑结构、佛坛像设等所有蓝本，因此建成之后殿内空间布置便难再改动。

这一点后来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者王南证实。他将2005年张荣所做的测绘数据做了大量对比研究，发现佛光寺东大殿明间面阔等于明间主佛像净高的倍，并以此为整体空间设计的“原点”，大殿总高又为明间

面阔的2倍，而大殿台基总宽为大殿总高的2倍，内槽（容纳佛殿主要塑像的核心空间）总面阔为总进深的2倍，大殿木构架通面阔为木构架总高的2倍。

实际上是正方形和圆形之间最基本的比例关系之一，正方形的边长与其外接圆直径之比即为1∶，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运用最广泛的构图比例。而王南发现的这4个则构成了佛光寺东大殿的基本构图，使建筑空间与塑像陈设之间达到了完美的比例关系，更说明此建筑是为佛像“量身定做”的。这进一步印证了梁思成的观点。早在1932年，梁思成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中就说过：“我们平时一开口就说‘供佛’，供是供奉、是伺候，我们的佛是‘住’在佛殿里，要人‘供’的。佛殿并不是预备多数人听讲之用，而是给佛住的，所以佛殿是佛的住宅。”

王南还发现，更耐人寻味的是，《营造法式》图版中的第一幅“图样”是“圆方方圆图”，即一幅为

代表/2的圆和其内接正方形，另一幅为代表的正方形和其内切圆。这组图不仅是《营造法式》全书第一幅插图，也是“总例”中的唯一插图，重要性非同一般。《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所引的“圆方方圆图”来自《周髀算经》，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与追求天、地、人和谐的文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