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仙桥过智伯渠开始，人们的行进路线就已经被限定在以圣母殿为终点的轴线之上了，台基始终相连，地坪随着台阶不断升高，空间情绪也随之高涨

 

摄影/王旭华

虽成名胜，仍为古迹

晋祠太有名了。

李白留居太原数月，说“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欧阳修则用“我来览登为叹息，暂照白发临清泉。鸟啼人去庙门阖，还有山月来娟娟”来描写游人散尽的黄昏时刻。傅山在此隐居时，作“雾柳霾花老眼憎，云陶稳睡拔鸡鸣。晋祠三日无吟兴，只忆观澜智勇生”。

正是因为它太有名，离太原市区又这么近，所以梁思成本没想过去考察。“闻人名士由太原去游览的风气自古盛行。我们在探访古建的习惯中，多对‘名胜’怀疑：因为最是‘名胜’容易遭‘重修’的大毁坏，原有建筑故最难得保存。”

1934年8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应美国好友费正清邀请去汾阳消夏。“直至赴汾的公共汽车上了一个小小山坡，绕着晋祠的背后过去时，忽然间我们才惊异地抓住车窗，望着那一角正殿的侧影，爱不忍释。相信晋祠虽成‘名胜’却仍为‘古迹’无疑。那样魁伟的殿顶，雄大的斗拱，深远的出檐，到汽车过了对面山坡时，尚巍巍在望，非常醒目。”

一个月后他们从临汾回到太原，归途特意在晋祠短暂停留，调查后发现，那座拥有巨大殿顶的建筑叫做圣母殿，果然是典型的宋代木构，遵照《营造法式》的“副阶周匝”和减柱法，殿内极宽敞，屋架全靠墙外回廊上的木柱支撑。

如今进入晋祠，需要很长时间的“跋涉”才能抵达整个区域最深处的圣母殿。先从山门也就是晋祠博物馆的正门进入，然后笔直走，绕过明清时期的戏台——水镜台，登上跨过古老水渠智伯渠的石质会仙桥，穿过宋代金人台和明代对越坊，就可以看到以前被用作祭祀献祭的金代木构建筑——献殿。献殿再向前是鱼沼飞梁，这座石柱与木质斗拱结合而成的十字形桥面被架设在晋水源泉鱼沼之上，与它身后的圣母殿同为北宋建筑，也是晋祠的国宝建筑。

穿过明代对越坊，就可以看到以前被用作祭祀献祭的金代木质建筑献殿

 

不过这条中轴线只是晋祠内极小的一部分，环顾四周，除了圣母殿，还有求子的苗裔堂、拜东岳的东岳祠、供奉关公的关帝祠、拜水母娘娘的水母楼、供奉药王真君和黑龙王的三圣祠，以及唐开国功臣尉迟恭的别墅，明大臣王琼建的晋溪书院等。正如梁衡所描述的一样，“在这山下水旁，参天古木中林立着百余座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悠久的历史文物与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一体，这就是古晋名胜晋祠”。1982年，时任《光明日报》山西站记者梁衡写下那篇著名的散文《晋祠》，文章见报半年后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自此晋祠在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更高了。

与空间不大又规划严格的寺院不同，晋祠太特殊了，它更像一个大花园，将不同时期、不同信仰、不同功能的诸多祠庙建筑安置在一个空间内，这显然也让此前大量考察寺庙和宫殿建筑的梁思成很是兴奋，他当年这样写道：“一进了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过于初时的期望。无以名之，只得叫它做花园。其实晋祠布置又像庙观的院落，又像华丽的宫苑，全部兼有开敞堂皇的局面和曲折深邃的雅趣，大殿楼阁在古树婆娑池流映带之间，实像个放大的私家园亭。”

但由于当时营造学社的重点研究对象是唐宋时期的大型宫殿、佛寺等建筑，因此晋祠的调查报告只写了很短的一小段，发表在1935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梁思成、林徽因合著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之中。不过其中的只言片语，也是在近80年后才被后人解读。

2011年，晋祠博物馆邀请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周小棣教授的团队进行文物保护规划工作，对晋祠的这些古建筑做出价值评估。团队成员、时任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的申童仔细翻阅了梁思成当年的调查报告。在那篇短短的报告中，梁思成画了一张晋祠的平面图，取名“晋祠圣母庙图”。“现在很少有人提圣母庙这个概念，大家都说晋祠圣母殿，殿只是一座建筑，而庙是由一组建筑共同构成的，但同时圣母庙又只是晋祠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幅“晋祠圣母庙图”画的，正是晋祠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群，但令申童感到奇怪的是，平面图是从会仙桥和智伯渠开始画的，然后是金人台、对越坊、献殿、鱼沼飞梁以及圣母殿，中轴线最开始的水镜台并没有出现在图里。

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注意到这点，大家通常认为也许梁思成当年考察和画图的时候时间仓促，忽略了水镜台。但周小棣的团队在做文物保护规划工作时拿到了晋祠的精确地形图，并通过CAD制图软件测量出，水镜台与圣母庙建筑群组成的中轴线存在6度的偏差。也就是说，水镜台并不在中轴线上。

晋祠三个泉眼中最主要的源头难老泉

 

偏离的6度

演剧成为祭祀活动不可缺少的部分起源甚早，至明代，戏台差不多可以说是祠庙建筑的必备配置了。晋祠的水镜台，建于明中期，是晋中地区现存最早的戏台建筑。如今在水镜台正脊下依然能看到“万历元年六月吉”的字样，应该是在这时进行过建设或者重修。但在1731年的《雍正太原县志·晋祠图》中，却没有任何关于这座已有150多年历史建筑的记载。最早关于水镜台的文字记录，迟至晋祠建成300多年后的清末《晋祠志》方才出现。

水镜台被官方有意忽略，原因在于早年正统观念认为，祭祀活动意在宣扬神的功德，祈求保佑，而神崇高正直，不对物质生活有任何要求，因此不应享受娱乐色彩强烈的表演，“剧者，戏也，非敬也。台上演剧名曰敬神，实属侮神”。

但官方对戏台的有意回避并没有妨碍其在民间的发展，明清之际水镜台得以翻修、加盖乐棚，被研究者视为官方与民间博弈、妥协的结果。不过戏台通常体量大，多建于中轴线之外，若建在轴线之上，也会是“过路戏台”，即平时四敞大开，允许人们穿越，仅在演剧之时用挡板挡住背面，作背景板。可水镜台并非“过路戏台”，它背面没门、正面没台阶，不允许人们穿行。

本并不属于核心轴线的还有晋祠山门。根据1961年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晋祠原山门位置大概在中轴线向南十几米的地方，但1964年为了“对齐”轴线，将新山门笔直地建在了水镜台背后。“正是因为山门的位移，导致了后人对晋祠空间认知的诸多误读，尤其是对中轴线和水镜台的误读。”申童说道。

因此当梁思成1934年探访调查时，是从旧山门进入晋祠的：穿过花园般的前导空间，走到水镜台的侧面，然后向右转绕过水镜台到达会仙桥，并由此进入圣母殿的轴线。“也就是说，水镜台并未真正出现在祭祀的必经之路上，它虽看上去属于轴线建筑，但因为行进路径的转折，水镜台被排除在圣母庙空间之外。”申童进而认为，水镜台并非圣母庙的戏台，而是整个晋祠空间的戏台，即古人在举办祭祀苗裔神、东岳神、黑龙王、水母等庙会活动时，都会在水镜台上演剧。“这么多年后，我们才理解了梁思成为什么当初在那张平面图上没有画出水镜台。”

“如果说营造学社当时关注的是圣母殿和鱼沼飞梁等宋代建筑的话，那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晋祠，它值得更进一步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作为一个区域性的祠庙所承载的地区信仰和发展意义。”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沈旸对本刊说道，他研究祠庙多年，在他看来，中国的祠庙有别于一般认为的道教或佛教场所的最大区别，恐怕还是与当地人息息相关的生存命题。“晋祠是现存极为古老的祠庙，既没有被毁过，且在这1000多年来被不断地营建扩展，不断增加新神。”他用“生长”这个词来概括晋祠最重要的特点，而水镜台和新山门，就是中轴线“生长”出来的结果。“晋祠在传统中国的发展是国家、民众、文人、乡绅各方面影响的集合，伴随着各种权力和社会意识之间的摩擦、牵制、对抗、融合，最终形成了一种平衡，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一个缩影。晋祠的每个亭台楼阁都有意义，千余年的延续正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有趣的是，梁思成在1943年完稿的《中国建筑史》中，也曾关注过人对建筑的影响：“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单位构成之因素也。”

正是水镜台的设立，让晋祠的中轴线问题扑朔迷离

 

从叔虞祠到圣母殿

如今走在晋祠里，与严格的中轴线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水渠，纵横崎岖，毫不遵守对称规则，其他建筑似乎都让位于它们。实际上它们便是现在晋祠内最古老的设施，或者最重要的主角。晋水发源于晋祠背后的悬瓮山，三处泉眼顺着水渠流到下游，化作晋水。

西周时，年幼的周成王即位，一日与其弟叔虞在院中玩耍，随手拾起一片落地的桐叶，剪成玉圭形，说：“把这个圭给你，封你为唐国诸侯。”天子无戏言，于是其弟长大后便来到当时的唐国，即现在的山西做了诸侯，《史记》称“剪桐封弟”。唐叔虞其子继位后，因境内有晋水，改唐国为晋国。人们缅怀晋国始祖唐叔虞，便在这悬瓮山下修一所祠堂来祀奉他，称为叔虞祠，此地也就成了中国最早的祖先崇拜祠庙之一。自此人气与烟火气便始终左右着晋祠的命运。

到了春秋末期，晋国世卿智伯瑶为攻取赵襄子的晋阳城，曾在晋祠决晋水围灌旁边的晋阳城。这场著名的战役，直接导致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由此春秋五国变为战国七雄。后人利用这条“智伯水灌晋阳”的旧水道，加以修竣，成为灌溉农田的水渠，所以称为智伯渠。但在北宋时，晋阳城再遭晋水所淹。宋灭北汉后，宋太宗赵光义因五代十国大都在山西发迹，认为都城晋阳有王气，所以火烧晋阳城，再掘河引晋水灌城，晋阳彻底被毁。自此晋祠实现了它的身份转变，走下神坛，从曾经的皇家祠庙变成了民间所钟。

宋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弱化唐国故地的象征意义及政治地位，又对晋祠进行了“信仰改造”。如今规模宏大的圣母殿便是在宋仁宗天圣年间修建的，按照当时官方的说法，是为了“以祷雨应”。与此同时，叔虞祠被偏置一隅。到了金大定八年（1168），圣母殿前再增建献殿，至此如今的中轴线初步成型。圣母作为单纯的地方性祈雨水神，在宋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从此在晋祠这座拥有众多民间祠堂的建筑群中脱颖而出，成为绝对主角。

晋祠建筑至今保留着宋代完整的祈雨秩序，或者说正是宋代的祈雨秩序，让晋祠核心建筑群得以保留至今。从会仙桥过智伯渠开始，人们的行进路线就已经被限定在以圣母殿为终点的轴线之上了，台基始终相连，地坪随着台阶不断升高，空间情绪也随之高涨。大部分参加祈雨活动的人，只能达到献殿。祈祝者可以再向前，来到鱼沼飞梁，这里成了祈雨活动最理想的场所。按宋代“祈雨法”，活动一定在室外进行，要与天对话，也要与水源很近，而鱼沼便是泉眼，中部升高的十字形飞梁上的台面则像极了坛地的构造。那时基本没有“凡人”能够登上圣母殿，这也让殿前回廊廊柱上的八条木质盘龙得以保存至今，它们根据《营造法式》“缠龙柱”所做，是现存宋代此种做法的孤例。而圣母殿内大量使用的龙纹、水纹装饰，更证明了圣母的“水神”特征。

难老泉出水口

 

宋末，圣母殿的香火旺盛程度已经远超叔虞祠。入元，文学家元好问只能感慨：“然晋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实之紊久矣！”随着晋祠所流出的晋水逐渐灌溉周围36个村落，并衍生了磨坊业、造纸业等产业，象征水源与灌溉的圣母地位进一步扩大。

遵从儒家正统思想的士人官员们到了此时依然无法接受圣母信仰超过叔虞的局面，为此经过一番努力，直到清康熙初年，学者阎若璩终于根据《谢雨文》考证出圣母其实是叔虞之母邑姜，这样一来圣母空间地位高于其子，供奉香火盛于其子，就都可以解释了。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民众依然不买账。晋水水权分配作为游离于官方统治之外的民间自治行为，需要一个不受官方染指的祭祀体系，于是又出现了水母柳春英“柳氏坐瓮”的民间传说。明嘉靖年间，人们在圣母殿旁盖了一座水母楼，以巩固柳春英的地位，水母楼紧贴着难老泉，与泉自行组成一条与圣母庙核心轴线平行的轴线，有与圣母平起平坐之意。

而就在水母楼建好之后，水镜台在万历年间随之建成。“因此我们认为水镜台偏离的这6度，很可能是偏向了水母楼，以强调难老泉和水母楼组成的民间轴线。”沈旸说。

圣母殿是典型的宋代木构，遵照《营造法式》的“副阶周匝”

 

后来的命运

乡绅刘大鹏在咸丰七年（1857）出生于晋祠旁的赤桥村，他的一生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社会从清末至民初的现代化变革。自幼受传统思想的教化，终生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的他，面对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生活越来越清苦，他迷茫、落寞，且固守，这样的情绪催生他开始记录家乡美好的旧时光。

对他来说，乡村生活中的大部分美好，都发生在晋祠里。在他所写的《退想斋日记》里，是个充满生活化的晋祠，当地百姓人生一世，求雨、求财、求子，婚丧嫁娶，乃至判案，日常礼俗全都在晋祠里发生。祭圣母时，会有贯穿晋祠镇、周边各村乃至太原县城的抬搁巡游活动，祭水母时，各村为致祭演戏准备曲目。

每当晋祠的庙会即将开始，男女老幼从周围各村赶来，劳顿一年的民众，终于可以堂皇地暂时放下手中的活计，打点收拾赶来过这一年一度的“大时节”。此时晋祠附近的居民则家家准备饭食招待远来的亲朋好友。刘大鹏记得，有一年观看抬搁的民众因雨投宿，将晋祠周围的车马店尽行住满，他家竟也住了七八人。

不过与热闹的庙会相反的，是晋祠镇的逐渐落寞。自明代开始，太原一直受汾河水患之苦。水患之后，部分村落土地淤高，无法再受晋水之利。清末民初，山西全境遇上了百年难遇的饥荒。同时期，晋商的衰落也使晋祠周边受到影响，赤桥、纸坊这些以造纸为主业的村落难以维持，晋祠镇这样的商业市镇迅速衰退。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三日，余去晋祠赶会，大小商人皆叹不卖钱，较前数年远甚，可见闾阎贫穷之甚也。”几年后他又写道：“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今日晋祠赶会，气象萧条。会上人皆言，二十年前是何等热闹，今日仍是如此，则闾阎之困苦可知矣。”

梅兰芳曾夸赞圣母殿宋塑舞女像“一颦一笑，似诉生平”

 

于是刘大鹏将情感寄托于古迹之上。1902年，他开始收集资料并撰写《晋祠志》《晋水志》，对晋祠的建筑、历史及周边的民间祭祀仪式进行了详尽记录，至今仍是对晋祠历史记载最全面的书籍。1914年，刘大鹏开始组织维修晋祠，这是第一次从文物的角度，而不是以“灌溉”或者“灵应”的名义对晋祠进行维修。晋祠自此进入了现代。

1949年后，祠神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烧香活动被废止，晋祠内部的香炉、香案等被毁弃，各种民俗活动均被打压，充满巫术色彩的“祈雨”活动更是首当其冲。1972年，晋水管理机构成为太原市水利局的直属单位，当地人失去了管理晋水的权利，渠甲制度也在运行600多年之后走向了尽头。晋祠祭祀水母的仪式中断，晋祠周边与祭祀相关的集宴场所待凤轩、五云亭和同乐亭也均随之倾颓，原有的祀田都变成祠庙内的绿地。

与此同时，1964年，为了与轴线“对齐”，新山门被建在水镜台正后面，而旧山门在被弃用长达15年后，于1979年移至迁建而来的奉圣寺位置，成了晋祠新景点奉圣寺的山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沈旸表示，如今晋祠“新”山门的位置似乎“理所当然”，基于这种貌似“毫无争议”的现状，对晋祠的时空误读也就所谓“水到渠成”了。“晋祠山门及水镜台等其他建筑，其价值或许远不及圣母殿、鱼沼飞梁、献殿三大国宝，但作为晋祠发展的见证，每一座建筑都有其独特的建造意义，直接映射了晋祠由叔虞祠到圣母祠直至晋祠博物馆的过程。”沈旸说道。

1994年，随着晋祠三个泉眼中最后的源头难老泉断流，晋水彻底断流了。当地人将原因归于煤矿开采、70年代清徐县平泉自流井的开凿，以及附近村落打的深水井。人类学学者李红武曾遗憾地表示：“晋水断流了，不光是晋祠古镇的小事，而且是整个生活方式、意识的事。如果晋祠无法恢复的话，将来下一代人，也许他们觉得晋水根本与他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将来的人谈起晋水就会觉得离他们很遥远。”

如今晋祠内鱼沼飞梁、难老泉、智伯渠等水源都使用的是景观人工循环水。每到傍晚，游人散去，水渠里的水就会干涸，“晋水”也就跟着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