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李燎(图片来源：空白空间提供)

 

不一样的老家

李燎的老家在湖北省洪湖市，家后面就是长江，从家走到江堤不过五分钟。2月19日，天格外蓝，因为“封城”，已经在家憋了好几日的他，拿起半块肥皂，翻过外面的院墙，径直走到江边，就着江水开始用肥皂洗手，大概花费四五十分钟，才终于把这块肥皂洗完。这是李燎在疫情期间创作的新录像作品《洗手》（暂定名），全部过程由他的妻子拍摄记录下来。

近几年，李燎的兴趣集中在职场权利上，创作了诸如《剩余价值》《每天八件事》这样一些探讨现代企业管理对人的异化和公私界限模糊等问题的作品。但这次，他说自己完全被疫情的背景叙事吸引住了。“大量这种日常，完全覆盖了我的其他想象。洗手跟这一段时间的日常息息相关，每天我们要洗手，有时候一天洗七八次也很正常。所有事情的逻辑因为疫情变得完全不同，空间、城市生态都因此变得和平时完全不一样。”

李燎平时生活、工作在深圳。1月3日，妻子工作的服装企业要派她去武汉巡店，疫情那时还并未受到重视，但李燎在12月关注过武汉出现奇怪肺炎的新闻，反复叮嘱妻子要记得戴口罩。三天后，妻子回来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最开始的那点恐慌便随着时间逐渐淡却。李燎已经两年没有回老家了，今年买了1月21日的车票，就在钟南山宣布病毒人传人后第二天，抱着一丝侥幸，李燎最终还是带着老婆孩子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洪湖“封城”后，机动车不让走，马路上的行人也很少。李燎突然发现，那些出门去超市买东西的人，即便如此也还是习惯性地走在人行道上。意识到这一点后，他自顾自地跑到了双黄线上，这原本是机动车车道，但这回根本没人管他。

《洗手》（暂定名），2020，李燎(图片来源：空白空间提供)

 

“这是平时你能碰到的为数不多的场景，在当下来说就像是秩序里的真空状态。平时肯定不能这样，是违法的、不合规的事情，但在这种真空状态之下，没人质疑你。”李燎认为这有点像比利时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ys）的《龙卷风》，艺术家曾花费10年时间去追逐龙卷风这种灾难性事件并试图进入到风暴中。

所以李燎创作了另一件作品《顶竹竿》（暂定名）。就像那些儿时曾在街上杂耍的艺人一般，李燎拿了条长竹竿，上面顶了个装东西的红色编织袋，用一只手托起，摇摇晃晃地走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大马路上，努力地保持某种平衡。

“这种‘末世景象’下玩一个飘忽不定、寻找平衡的把戏，和我当时的心境很接近。这次疫情所展现出来的图景必然对原本的世界观会有所撼动，很多牢不可破的规范突然松动，犹如《三体》里的科学家面临不可接受的宇宙观。这种戏弄、平衡、失衡、摇摆，以及特定情境下的正常，都变得非常合适。”李燎如此解释。

待在家里大部分时间是无趣的，但这也是李燎成年后难得和父母长时间近距离相处的一段时光。自2001年到武汉上大学以后，李燎就甚少回家，几乎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回洪湖。“所以我们跟上一代的关系，有点类似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可是这次，回去一个月，挺夸张。其实在生理状态上你确确实实地回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比如家中昏暗的灯光。李燎说父母习惯了这种灯光，即使换灯泡，也会买瓦数小的。虽然儿时就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偶尔回来也不会太过在意，但这次“封城”，他突然发觉长时间地在密闭空间中和父母相处，自己产生了某种对照明的渴望：光源不足的空间，长时间缺乏交流的至亲，原本以为会有很多话，大部分时间却相顾无言。“你会发现这种感觉很奇怪。大部分时间甚至午餐时我们几乎都无话可说，只有晚餐时候，才会一起说点儿话。”

尽管“封城”后种种有关疫情的消息不断，李燎仍经常去江边玩，在江堤上散步，往超市跑。他说自己经常被微信群里的亲戚朋友骂，觉得他不为家人着想。但他时常思考，病毒给人一记闷棍的同时，也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免疫力有多高，都有可能被感染。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表现出过度惊慌，有些人却像野草般随性且皮实。李燎将这戏称为“乡镇生死观”。

家乡是李燎熟悉的场景，却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他并不希望把与疫情有关的经历直接运用到作品中。“我更倾向于疫情发生后再做，比如我被困在湖北的这个乡镇，跟平时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空间跟气场，它作为作品生发出的一个主因时显得特别迷人。”李燎说。

李燎在洪湖江边玩手机(图片来源：空白空间提供)

 

创作中充满未知和不确定

武汉是与李燎青春期息息相关的重要地点，也是李燎开始创作的地方，他的许多作品都与武汉有关。在《一记武汉》（2010）中，李燎站在武汉光谷步行街的入口，闭着眼睛等待网上募集来的志愿者给自己一记耳光，然后离开。《春风》（2011）里，李燎让一个在武汉写字楼里工作的人，在上班时把自己锁在楼下，直到下班后才给他解开。《瘦身计划》（2011）时，李燎尝试用350元，包括300元饮食、交通、沐浴和50元通信费，在武汉生活一个月，这是他10年前上大学时在武汉的每月生活费数额。

这些创作中都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李燎是一位观念艺术家，喜欢采取行为的方式去表现，在他看来，这就是那股子莽撞劲儿造成的。但他同时强调自己并不是在做偶发艺术，触发事件后任由其自由发展，而是在最开始就先计算出了后面各种发展的可能性，明确了作品的发展方向。

也是靠着这股莽撞又得当的性格，他略显得意地告诉我，自己成了2月中旬那批顺利离开湖北、成功回到深圳返工的人。因为妻子着急复工，李燎每天都在各种本地求助群和论坛里关注当地政策信息。洪湖属于荆州市管辖，2月19日，荆州出台了一个新政策，说从2月21日早上8点开始，社区可以办理复工人员返程所需的健康证明。要去社区办证明，首先得从巷子口出去，因为“封城”，李燎家门口被人用一块蓝色三角板给封死了，还有专人看管。李燎给社区居委会打过好几次电话，每次居委会都说你只要能出来，我就给你办。而巷子口看管的人却告诉他，只要社区的人过来接你，我就让你出去。李燎调侃道，这仿佛是中国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完全死循环。

他决定不走巷子口，直接从院墙翻了出去，沿着江堤，走到社区。就这样，李燎和妻子顺利地拿到了证明，在网上申报了通行证。

李燎根本没车，侥幸办到通行证，但接下来要怎么回深圳，他一点儿都没想过，只是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巧的是，几日前他曾在贴吧上为离城复工的事联系过的一个哥们儿，这时候给他发来消息：“你们能走了吗？我的通行证已经办好了。”这个哥们儿有车。

再后来，一切比想象中顺利许多，他们在凌晨抵达深圳。测完体温后，一家人直奔隔离酒店，集中隔离。

《一记武汉》，2010，李燎(图片来源：空白空间提供)

 

《消费》，2012，李燎(图片来源：空白空间提供)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2016，李燎(图片来源：空白空间提供)

 

回忆起从回家到返程的这一个多月，李燎觉得这和他做《消费》那件作品时的心态非常接近。2012年10月9日，李燎剃了头发，换了手机，谎报了学历，隐藏身份进入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成为了一名流水线工人。他在工厂内工作生活了45天，用自己保证生活之余的工资购买了一部自己部门生产的产品（iPad mini Wi-Fi 16GB）后，在11月23日离职出厂。

“这两次经历时间长短差不多，我的心态也差不多。”李燎感慨说，在富士康的时候，其实他没办法和同事完全共情，因为他知道自己在里面待多久，作品一旦完成，就可以出来。当时工厂里有个带他的小师傅，15岁出来工作，已经工作了5年，李燎一直劝他流水线上学不到任何技能性的东西，不如去社会上学点儿别的。但李燎也明白，“如果我是长时间待在这里，肯定不会这么轻松”。

这件作品最后入选了著名的纽约新美术馆三年展。通过展出他在工厂中身穿的工厂制服、佩戴的工作证、劳动合同和iPad，《消费》重新审视了廉价的流水线劳动力与高昂的大众消费间的不均等现象。“它实际上体现了社会的一种循环关系，”李燎评价道，“我无非把一个大循环关系中的许多其他链条剪掉，只剩下生产和消费环节，就像贪吃蛇在吃自己的尾巴。我对工人很感兴趣，只有身体力行，才能真正承载住这类作品，不然（这些作品）达不到那种力量感。”

我问他，有没有一件作品，在创作的时候曾让你感觉无法掌控呢？“真正感觉没办法控制的，是我最近在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中产阶级的作品。这真是有点儿难办，我打内心里不是一个中产，这是我不可控的。这件作品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我每天都去健身、学英语，想着该如何跟别人打交道，变成一个装模作样的中产阶级。但我朋友还是说，你健完身之后怎么感觉像是营养不良的民工，不像是一个很健康的中产。我觉得这也挺好，如果一个事情你做好设定，就能做成，这是设计，不是艺术。艺术应该像唐吉诃德，你冲着一个想要的东西去努力，然后旁边看着花样百出，这才有趣。”李燎说。

李燎的作品基本都源自生活，也在生活中进行表达。他认为每个人都能看到生活中的荒诞之处。有的人会突然感悟一下，然后就走开了。但他没办法走开，因为这刚好处于艺术创作的职业范畴之内，他生活在这里面，他要在这里进行创作。“有时候这很矛盾，一方面希望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多一点儿，一方面又会希望自己的生活安稳一点儿。”李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