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当代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

马可瓦尔多的人物原型是卡尔维诺1952年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时认识的一个仓库工人。有一次，这个工人因为吃了路边采的蘑菇，中毒进了医院。后来，卡尔维诺就把这件事写成了一个短小的故事，成了“马可瓦尔多”系列的开篇。

有一天，工人马可瓦尔多发现路边的花坛里有几簇蘑菇发了芽，这件事让他激动得一整天都心不在焉，这笔秘密的财富成了他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指望。晚上，他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妻子和孩子。“一个星期内我们就可以吃上蘑菇啦！”但他不肯告诉孩子们蘑菇在哪儿，因为消息一旦被不小心传出去，蘑菇就落在别人家的平底锅里了。周末，他带着全家去采蘑菇。就在这时，一个清洁工出现了。他说，“您也来采蘑菇？那就说明这儿的蘑菇可以吃啊。那边儿还有更大的蘑菇，我这就去通知我的亲戚！”说完他就走了。

还有更大的蘑菇？马可瓦尔多竟然不知道。一场从未希冀的收获就这样从他鼻子底下溜走了，崩溃的感情转变成一种慷慨的冲动，他冲着人群大吼：这儿有好多蘑菇，跟我来！每个人都有份！然后，当天晚上，这些一起采蘑菇的人就在医院的病房里相见了。这个故事很简单，但被卡尔维诺讲得非常有趣，也有点儿心酸。

为什么马可瓦尔多能发现蘑菇呢？按照作者的描述，他有一双不是很适合城市生活的眼睛：标志牌、红绿灯、橱窗、霓虹灯、宣传画，那些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吸引人注意力的东西，从来留不住马可瓦尔多的目光。然而，树枝上一片发黄的树叶，缠在瓦片上的一根羽毛，一只马背上的牛虻，一个桌上的蛀虫洞，一块人行道上被碾扁的无花果皮，却从来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它们是他思考的对象，通过它们，可以让人发现季节的变化，心里的欲望，自身存在的渺小。

卡尔维诺作品《马可瓦尔多》

在蘑菇中毒事件之后，卡尔维诺还讲了马可瓦尔多的很多故事，每个故事对应春夏秋冬中的一个季节，5个交替轮回之后，这20个故事成了一本书，就叫《马可瓦尔多》。当然，书里的其他故事和那个仓库工人的真实生活也许就没什么关系了，另外，那个工人的真名大概也不叫马可瓦尔多。这本书的中文译者马小漠告诉我，“马可瓦尔多”在意大利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名字，一点儿也不常用，这个名字源于中世纪。她认为，卡尔维诺这么用，应该是想突出：一个孩童般，甚至是有点原始的“中世纪”人物在当今这么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城市中的种种不适和天真表现。在这样的城市中，所有和自然的接触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有点魔幻，好像中世纪的“原始人”来到新世界探险。

马小漠翻译过许多卡尔维诺的小说。她认为马可瓦尔多的形象是最真实、最接地气的。他没有卡尔维诺笔下惯有的那种知识分子的酸腐气（比如《帕洛玛尔》），也没有那种刻意的标签化了的天马行空感（比如《宇宙奇趣集》），更没有“二战”游击队员系列的那种“使命感”（比如《最后来的是乌鸦》），它可能更接近他的童话系列。但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成年童话，用孩童的天真去对抗残酷无助的现实。忧伤的底色自始至终贯穿《马可瓦尔多》的故事。马可瓦尔多揣着对自然的渴望，在土头土脑的日常中不断探索微不足道的新发现，却在一个失去人性的工业化、商品化的现代城市社会中屡屡碰壁，但他从来不是一个悲观者，没有在天真地寄望于一个牧歌般的世界后迅速失望、颓废，变得旁观。

在经历了无数次锤击以后，他仍旧守候在那里。你几乎能想象得到，他在甚至是有些猥琐地瞥了一眼周围后，又蹑手蹑脚地去发掘这个长着金属脸庞的工业世界。在看清了世界的残酷后，还选择去拥抱它，去接纳它，去发现它的发光点。

她说，马可瓦尔多就像你的一个朋友，在电话的另一头儿抱怨：我知道偷公家的鸽子、顺医院的兔子不好啊，但是一窝娃娃饿得哇哇直叫我也没办法啊。他在现实社会的罅隙间苟且过活，跟几乎每一篇都出现的、代表了“体制、大环境”的巡警人设斗智斗勇。他有他的局限，他有他的渺小、不得已，正是这一冲突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真实感。

马可瓦尔多是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的小人物，但他的人设放在今天不仅没有任何违和感，还非常招人喜欢。马可瓦尔多大部分时间是在进行各种近乎于偏执的观察，总是能关注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马小漠认为，这在同时代的其他真正的“小人物”身上应该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卡尔维诺是借这个小人物的皮囊来观察他生活的城市，借他之口表达自己对于城市大规模入侵和消费主义的种种不适。“卡尔维诺披着各种角色的戏服，这回他演了个马可瓦尔多。”她说，每当卡尔维诺谈到自然时，他的措辞就是诗性的、空灵的，甚至是有点儿矫揉造作的，但是一回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他的语言就变得如散文一般乏味，而且颇为嘲讽。

如果要说马可瓦尔多有什么特殊，不如说特殊的是卡尔维诺。执教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小说家朱琺也认为，同一个马可瓦尔多，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一定会不一样，可能会是伤痕、是控诉，是劳资矛盾的载体，是阶级批判与社会运动分析中的个案，是报道中的例据，是时代剧中的龙套，但在卡尔维诺笔下，在这本书中，是四季流转起来、城市不独立于世界、当下不孤立于人类史的关键意象，轻盈而稳定。

《马可瓦尔多》在1963年就出版了，时隔半个多世纪，它的中文译本才刚刚出版。这是否意味着它在卡尔维诺作品中只被视为一部无足轻重的小品？并不是。有研究者认为，它是卡尔维诺写作生涯中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理由是，上世纪50年代是卡尔维诺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此前，以“游击队员系列”为代表的他的早期作品高度关注意大利的社会政治。50年代之后，他开始对现实政治产生怀疑并感到失望，因此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普通人的生活中。那时，西欧整体正在经历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意大利，出现了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经历着“经济奇迹”的都市人，生活条件似乎得到了一些改善，却因大规模的城市扩张产生了严重的不适感，从而试图逃离都市生活。马可瓦尔多的故事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同一时期，卡尔维诺还创作了我们熟知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和“意大利童话系列”。

有评论称，卡尔维诺在马可瓦尔多系列故事中对城市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为其后来的代表作《看不见的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纽约时报书评》在1984年1月刊登的《卡尔维诺的都市寓言》一文中还曾写道：“《看不见的城市》中那种被读者广为称道的叙事方式，在《马可瓦尔多》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前者更像一种记忆，后者则传达出了生活的一种感官上的、可触碰的质感。”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朱琺提到，在《马可瓦尔多》（1963）出版之后的第二年，卡尔维诺结婚了。婚后他移居巴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巴黎隐士”生活。在法国，卡尔维诺与雷蒙·格诺等乌力波（Oulipo）小说家过从甚密，成为他们组织中的一员；并与罗兰·巴特等法国思想界，尤其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交往。卡尔维诺的后期作品，包括《看不见的城市》（1972）、《命运交叉的城堡》（1973）、《寒冬夜行人》（1979）、《帕洛马尔》（1983）等等，都可以看出与上述两种思潮有着隐约的关联，它们或许会更给人以“卡尔维诺感”，或者说是“典型的卡尔维诺”。以既有小说传统为背景来看，其成功的探索也走出去更远。

他认为，对于大部分富有经验的文学读者来说，可能前期卡尔维诺是更肉感的；后期卡尔维诺是更骨感的；而在赴法前夕出版的《马可瓦尔多》里，可以看到一种骨肉匀称之感。并且，因为《马可瓦尔多》，我们也可以知道，结构化并非卡尔维诺在法国氛围中的盲从与赶时髦，而本来就在其天性之中；法国思想文艺资源与卡尔维诺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授受，而是彼此趋近与相互发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