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ia哲学社的成员普遍认为，哲学与现实问题脱不了干系，哲学不是束之高阁的知识，而是解释世界的方法论

 

第一次和“Philosophia哲学社”的成员见面，算上我，五个人。

碰面地点在北京西单老佛爷百货里的星巴克。我先到了几分钟，疫情期的咖啡馆，每个座位都是孤岛。见不适合采访，我就微信他们，想想别的去处。

消息刚发出去，他们人就到了。我几乎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因为在这个商场里，他们显得太过年轻。三个男生，一人一大杯饮料，和我联系的社长PZH走在前面，个子不高，也瘦弱，背一个大双肩包，头发长得快和口罩上沿连在一起了，这是刚回国隔离14天后的形象，他去年8月刚刚入读美国杜克大学。跟在后面的是Sein和CC，一个高，一个有点儿圆胖，脸上都还带着高中生式的腼腆和青春痘，眼神里的年轻藏不住。两人今年高三，大学的申请结果已经出了，告别了繁琐的申请文书和流程，总算是闲了下来。

唯一的女生小王来晚了几分钟。PZH嘲笑她口罩、手套全副武装，“家长，这是家长逼着戴的。”小王赶忙解释。

咖啡馆待不下，我们找了好大一圈儿，终于在离西单商业街不远的一个下沉广场上找到了能聊天的地方。

“是怎么把酷儿理论和西方的宗教哲学联系起来的？”

“但你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人类学’的概念。”

“对所有一上来就读尼采的人我都持怀疑态度。”

“批评饭圈滥用公权力当然可以，批评饭圈可以被轻易地用来做意识形态宣传也可以，但关键还是那个康德式问题，即这种联合是如何可能的。商品恋物癖难道不是一种饭圈吗？各种不同手机品牌的爱好者每天互撕，难道不是饭圈吗？我很讨厌把饭圈当作一种单独的现象去大加鞭笞……”

几个人很快就把话题引入了纯粹的“理论”探讨。小广场提供了一个空间，再加上他们的你来我往，一时间我想到了古希腊的城市广场。这满足了我一部分好奇心，但如此下去，采访会淹没在尼采、萨特、胡塞尔、齐泽克等名词里，无法进入我要的个人讲述。

我很快就知道，对话无法达成。于是决定与他们暂时告别，回头单约。临走时，PZH告诉我，因为还要与另外一家媒体见面，他们决定原地不动。几个人各自坐定，三个男孩掏出书来，我扫了一眼，分别是《哲学与自然之境》《福柯思想辞典》和《神圣的存在》。

能见到这群年轻人，要从一个月前的一次酒局说起。那天，一个在美国读哲学和心理学的朋友突然提起一个哲学公众号——“Philosophia哲学社”，说是一群高中生创立的哲学社团。“读了几篇文章，虽然能看出稚嫩之处，但竟然水平还不错，甚至比不少国内所谓哲学科普的公众号写得还要好一些。”

“哲学”“高中生”，这两个名词搭在一起引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心。第二天，我就点开了“Philosophia哲学社”的微信公众号，扫了几眼文章发现，有那么几篇竟然还看过，比如首发的斯拉沃热·齐泽克和乔丹·彼得森的辩论翻译，《齐泽克：监控与惩罚》。社长PZH解释写作其中有些文章的想法是，“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体系下的幸运儿罢了。我所享受到的优越条件和我这辈子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只是因为出生在了较为优渥的家庭里而已。所以我理应用自己的这种优越条件所产生的成果回馈社会，乃至带动大家一起改变”。

（插图 范薇）

 

一个高中生社团的哲学追求

PZH说，自己到杜克大学念书的这阵子并不自在，是“自我隔离的半年”。从小他就不是个合群的小孩，CC觉得他“有点社交恐惧，脾气比我和Sein还要差”。远在北卡罗来纳州时，PZH特别怀念北京的麦当劳，因为它“能机器点餐，不需要和人交流”。

“社交障碍”，这倒是符合我对哲学爱好者的想象。学哲学后，PZH可能更“自闭”了，因为他会花更多时间在“思考”本身上。“比如我去摸这个杯子，我可以意识到我摸着这个杯子。我还可以进一步反思，我为什么意识到我摸这个杯子。嘿，挺无聊的。”

之前，PZH是个“米粉”，和人讨论手机问题时，总要撕得很厉害。后来读了些鲍德里亚的“消费符号理论”，撕得就没那么热烈了。“争来争去，争的就是身份构建，其实没必要。”

即便总是在想问题，很多时候，他依然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喜欢时下流行的玩意。比如，采访期间，他点了杯喜茶，一会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价格和价值来分析，一会儿又把它视作“资产阶级精致生活的符号”，但这些他所热衷的意识构建的过程在“确实挺好喝”面前，都变得不重要了。

不久前，“Philosophia哲学社”进行了一次招新。用PZH的话来说，“招新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社里老龄化的问题”。

哲学社2017年成立，最初只是一所中学的校内社团。“但和我一批的人都上大学了，社团只能从‘高中生社团’变成‘高中生主导的社团’，需要招点儿新人，不然大家都太老了。”

除了解决“老龄化”问题，通过这次招新，Philosophia哲学社还想平衡一下男女比例，“至少解决一下讨论时女生参与度远不及男生的问题”。

招新的结果挺让大家意外，这么一个年轻的哲学社团，四五天的时间里，竟收到1200份申请。提交申请的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一、高二学生，一、二线城市的高中生居多。填完这份《Philosophia哲学社招新申请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曾尝试填写，一共15个问题，我大概答了快一个小时。

PZH拿出手机，一条条解释问题设置的目的和筛选标准。

回答“对于哲学的了解程度”和两个“可以体现自身哲学方面学术水平或思辨能力的补充材料”，可以大致了解申请者对哲学的认知，完成初步筛选。“只看过罗素那版《西方哲学史》的比较减分，把《苏菲的世界》写上的就直接过掉吧。”PZH说，大概一半人在这个问题上就被pass掉了。

“您如何看待女权主义？如何评价‘田园女权’这个指认？”也是必答题，虽然PZH把它视作“是否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道问题，但这更像是自称“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社长的个人标准。一切彻底否定和鄙夷“田园女权”的都不能入选，这规则相当专制，Yanagishita都持保留意见。“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和“如何看待‘人性本恶’这一说法”用来考察更为具体的哲学知识和思辨能力，“康德肯定是重要的，问题挺简单，但多数人用不着看到这一题就能确定留还是不留了”。

最终，招新的通过率极低，只有6%。

严格算，PZH是Philosophia哲学社的第二任社长。上一任社长建立了社团，但当时的哲学社和学校里的大多数社团一样，只有个名字，有个微信群，没有任何实质性活动，“扫个码就能入社”。后来，前任社长要毕业了，在群里找继任者，私信社长的只有PZH和Sein。就这样，Philosophia哲学社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您可以不用高估一个高二学生的水平，是真的很基础。”Sein说，直到他高二下学期，哲学社才变成类似今天的样子。CC的评价也相当不客气，“最初有公众号时，他们那些利维坦、霍姆斯的文章跟百度百科一样，可能整体上还不如百度百科，虽然后者常常有错误”。

在接手哲学社的最初一段时间里，PZH和Sein最常做的就是往哲学社群里甩文章，黑格尔的主要学术和思想是什么，柏拉图的主要观点，欧陆哲学的主要流派，存在主义是什么……文章都是从各种哲学公众号里找来的，扔在群里也激不起什么浪花。很少有人参与讨论，更不用说解答疑问。“哪像现在，什么都有人能一起研究。”Sein说。如今的哲学社，微信群有二三百人，除了中学生，还有后加入的大学生、学者，提出个哲学问题或社会热点，总有人能讨论。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中），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甩了一阵子公号文章后，PZH还是觉得要搞点线下活动。哲学社团，活动很难热闹起来，一开始还是从传统的读书会搞起的。“学校明德楼的第二会议室，讨论的是利维坦的一本书，也就去了不到十个人，但讨论氛围还可以。”PZH说，读书会搞了几次，但对于系统学习哲学来说，形式过于零散，于是，他和Sein就商量着给大家讲课。

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康德，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哲学社早期讲课的很多课件现在还挂在他们的公众号上。PZH翻出来给我看，《哲普及第四课总结/康德》是他讲的，内容很基础，都是些基础概念的总结和转述。连文稿带PPT，八九千字，要写上五六个小时。“连语气词、讲什么笑话都会写进去，特别细致。”PZH说。

“那节课讲得不错，但听众只有四个人。”CC告诉我。PZH却觉得，CC一定是记错了，“几十个人还是有的”。

即便是骄傲的PZH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哲学学术水平远不如现在”，但已经开始阅读一些基础的哲学书，“比Sein他们还是好一些”。

最重要的入门书当然是梳理性的《西方哲学史》，他强调不是更大众化的伯特兰·罗素版本，而是弗兰克·梯利那个版本。挪威哲学家奎纳尔·希尔贝克和尼尔斯·吉列尔的《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是另一本参考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在邓晓芒的《<纯粹理性批判>演讲录》的帮助下看完的，紧接着又看了康德的另一本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和直接吃下一本本原著相比，最初PZH啃了更多“二手资料”，比如重庆大学出版社的那套“思想和思想家导读丛书”。

哲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博士（右二）参与的哈佛大学研究生研讨会

 

为什么是哲学，而不是其他？

“像萨特和康德，你也说真的看不懂，但是什么力量驱动你一直看下去呢？从中得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疑惑？”我几乎向每个见面的哲学社成员都抛出了这个问题。

如果回溯最初的与哲学的关联，CC觉得，或许是看完《黑客帝国》之后，自发的一些思想小实验。小学时，他就和同学玩些思辨游戏，“比如，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机器人，只有你是真人，你如何证明这一点？”当时，CC用自己“朴素的小脑瓜”思考，得出这么个结论：“如果我不存在，我就没法进行这段思考，所以我是真人。”现在回头看，倒真有点儿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意思。

CC的爸爸是商人，他总觉得，爸爸从小就把他往经商那条路上培养，但在参加过商学院夏令营之后，他彻底放弃了这条路。“企业家的个人奋斗史，他们从不谈社会公正，也不会谈自己的成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很有问题。”CC说。

但显然，家里的“餐桌文化”对CC是影响深远的。小学三四年级起，他爸爸就习惯在餐桌上抛出一些话题。“像关于法学的讨论，一个入室抢劫的小偷，发现主人刚好心脏病发，偷走了东西，同时也报了警，被抓后该不该判他有罪。”具体的讨论细节，CC都记不清了，他只记得，自己从没赢过。“直到高一赢得了第一场胜利，那之后，我爸就再也没赢过我。”他开始会使用“论证滑坡”“因果倒置”一类的论证方式质疑父亲，这些工具在谈论社会形态和种族歧视等问题时相当有效。

在进入国际部之前，CC的成长挺主流的。念西城区的好学校，小升初靠着“打奥数比赛”进了重点中学的数学实验班。高一还进了学生会，被Sein认为“当不了主席，但却是副主席的有力竞争者”。

CC说，不是看起来这样的，“整个初中我都过得很痛苦”。

几乎是一进数学实验班，CC就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因为是实验班，学校提前开学，一进门学的就是数论。学校做了次摸底考试，班里平均分是30多分，“大佬”能考到80多分，CC铆足了劲儿，得了9分。不到10分的就要被淘汰，虽然后来他又考回去了，“但一直在十几二十分的生死线上挣扎”。

在智商和分数都赤裸裸地展现在试卷上的环境里，后进生CC总是遭受同学的嘲笑和捉弄，“有一阵子，每节课下课，我的书包都是被扔在楼道里的”。

“压力很大，在这种社会达尔文式的升学压力下，一旦掉了，未来是什么样？”CC找不到答案，但隐约觉得，世界和生活不该是这个样子。

伊曼努尔·康德被“Philosophia哲学社”社长PZH视作他最重要的哲学引路人之一

 

更沉重的打击来自学生会。CC一度是学生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作为学管部的一员，他处理过不少学校投诉。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电梯的使用问题，食堂伙食好不好，该不该增加包子的种类……“学校雾霾天该不该停课”这种，算得上是大事了。

“也做了数据，PPT提案，还和学校沟通过，大多不了了之。”CC说。事事不顺，但真正改变他的是PZH和朋友们的《纯粹学生会批判》文章发表后。因为不满大家面对质疑装作看不见，他在朋友圈批评了这鸵鸟式的态度，“一夜间，200多个微信好友，只剩下90个”。

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这打击太大了，“相当于把我的整个朋友圈都换掉了”。那个暑假，CC的情绪出现了很大问题，也是在那个假期，他开始拼命啃那些艰深的哲学著作。“一天看六七个小时，看不懂，就一遍遍看，看二手材料，再去看原著。”

和PZH的第二次见面约在几天之后，他把地点定在了金源新燕莎的星巴克。在高中入读国际部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海淀区，新闻和公众号里经常能看到的疯狂而高压的海淀黄庄教育，描述的就是他的生活。父母是江苏人，他至今也没有北京户口，回江苏高考会“死得很惨”，去国际部读书就成了家里很早做出的决定。

“在如此标准化的精英生产线上，如何抽出时间阅读和思考哲学？为什么是哲学而不是其他？”我问他。

“我数学不好，奥数学过但没坚持。喜欢英语，得过英语演讲比赛名次，小升初进的也是英语特长班。”PZH说，初二时，自己的托福就能考过110分。英语好这件事让PZH早早摆脱了“标化”（托福、SAT考试）的束缚，享有了一段相当具有自主性的高中时光。

“学哲学之前，我最想学的是设计。”PZH从书包里掏出苹果电脑，向我展示全套Philosophia哲学社的VI设计，各种Logo、二维码、文章字体都是标准化的，而这些设计都出自一天美术都没学过的PZH之手。

从两次接触，还有周边人的评价就能看出，PZH是那种渴望做核心和彰显个性的年轻人。Yanagishita也和我说过一个小插曲，疫情期间，北美留学生曾组织捐口罩，PZH和发起者是朋友，原本想要加入，但开始运转之后却发现自己“有点边缘”，没法进入核心圈子，索性就不做了，只帮忙发些信息和文章。学哲学，最初更像是某种个性的彰显和与父母的置气，坚持下来，多少得益于他一直以来在社团的核心地位。

“你最多去搞搞学校的什么辩论队，还学什么哲学？”父母曾质疑他。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

 

作为一个“好战分子”，PZH当然参加过辩论比赛，还是校队的。“那时候比较关注社会问题，我发现辩论队的辩题很多都涉及这些，比如死刑存废问题、买卖器官合法化问题、卖淫嫖娼问题……这些都是在辩论队时遇到过的辩题。”但这个挺能出风头的课余活动在PZH开始自学哲学后，被彻底放弃了。他说，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感受到了公共讨论中“无预设”逻辑的重要性。“辩论都是持方观点，不能质疑辩题，论辩双方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在实际社会问题里，两个‘持方’不一定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这种讨论里辩论比赛的思维方式就很危险了。”

用Sein的话来说，在积累哲学知识的同时，PZH是个“勇猛无畏的校园活动家”。PZH也承认，相比“我是谁”这样的文艺青年式哲思，他学习哲学的动力从一开始就是外向的，“探讨哲学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现实问题”。

高二那年发生了红墙的事儿。当时正逢学校校庆，学生会打算在学校里的一面红墙上绘制一套主题涂鸦。这事儿不大，但学生们的意见不小。“实在是画得太丑了。”那会儿，PZH正迷恋设计，对“丑”不能容忍，于是，他在当时设计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一面红墙》，从“审美”的角度“为自己所珍视之物抗争”，发动大家用手中的手机、相机，记录下红墙的影像，用和平的方式表达态度和观点。

与此同时，与学生会、学校的沟通也在进行，线上线下的联合操作下，学生会和以PZH为代表的反对派各退一步，“他们最后垫了一层东西画，没有破坏红墙本身”。

到了高三，PZH觉得“信号屏蔽器”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高三楼安装信号屏蔽器是学校的传统，多数人默默接受，因为这可以“提高时间利用效率”和“有效地减少每天考试留用手机作弊的现象”。一些同学持反对意见，觉得这侵犯了个人自由，甚至给生活带来不便，在校门外开共享单车时都会受到干扰。

PZH在设计工作室的微信公号上又发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PZH咨询了律师，援引了相关法律条款，最后提出，希望学校在高三同学的学习质量和合理的管理手段之间找到平衡点。

线下沟通与线上“说理”又一次同步进行，后来，信号屏蔽器还真被拆除了。

这个过程更接近于后来哲学社讨论实际问题的逻辑：有现实，有法律、政策，也有哲学的思辨方法，是“更理性的讨论”。

PZH觉得，这一次次校园里的讨论让他“呈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

20世纪下半期，法国解构主义代表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发起了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挑战，被视作最“叛逆”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后期的艺术、建筑和文学等人文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寻找答案：被浪漫化的召唤

哲学社渐渐活跃后，Sein和PZH一度有些分歧。在成为哲学青年之前，Sein是个小学四年级就看《红楼梦》，中学阶段常常泡在西单图书大厦文学书架旁的文艺青年。

改变发生在初二，那时他喜欢一个女孩，但求而不得，觉得挫败，想要追求一些“远离生活的东西，逃到里面去”。

“那时候读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尔维诺这些，是有距离，但还是生活，不足够远，哲学更远。”用他们的说法是，遇到哲学如同“受到召唤”。

这种浪漫化的召唤被PZH打击了。有一阵子，Sein觉得自己的哲学学习遇到瓶颈，书读了不少，但理解力和思辨能力进步缓慢。“你一点儿也不关心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吵架时，PZH批评Sein。

这是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分歧，PZH觉得，哲学要参与现实，要用来解决问题。而Sein更希望这是个纯学术的社团。因为这个，两人吵过好几次。

“而且，我也不是完全不关心现实。”Sein辩解，自己最关心现实的那一次，PZH不在。

这事儿还要从那篇文章《纯粹学生会批判》说起。PZH曾竞选学生会海报司，一口气做了几十个海报参与竞选，比其他所有人做的加起来还要多，但却因为傲慢的态度而失败了。很难说不耿耿于怀，所以，到了新的学生会竞选季，他和几个朋友就写了篇文章，批判学生会的选举制度。

学生代表了解候选人吗？竞选大会的过程真的透明公开吗？调剂造成的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如何解决？文章涉及选举制度、现场操作，甚至还用数据和表格显示了近几年学生会工作效率的每况愈下，结尾还提供了清晰的改革方案。

这件事竟然被校学生会认真对待了。负责老师邀请他们到现场提案，参与选举规则制定。在那之前，写文章的几个朋友先小范围讨论了一轮。Sein参与了，他们在学校教学楼里一个接近天台的地方聊怎么改革学生会的组织制度，但那天，批评Sein的PZH“在睡觉”。

我和Sein的见面约在鼓楼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傍晚前，他已经在那附近待了一下午，主要是在看书，看累了就出去转一圈。见面时，他手里正拿着一小开本的书在读，我凑上去看了一眼——《Four Plays By Aristophanes》，古希腊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的剧作，英文版。

在见Sein之前，哲学社的另一个成员小王告诉我，第一次那回他们和我见完面，Sein和后来约见的人吵起来了。我很好奇。

“也不是吵，只是不太认同他的节目理念。”Sein说。对方想找他们几个参与一个项目，让他们提一个问题，找他们想找的前辈学者回答，“类似于冰桶挑战”。

“你不喜欢这个形式？”我问Sein。

“我觉得，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直接去要一个答案，这是有问题的。年轻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方法去寻找和给出一些答案，而不是直接去听从权威。”Sein解释。

我没想到，和一个“00后”高中生的对话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开始的。“听我父母那一辈说，他们有尼采热、海德格尔热、萨特热……后来也读了些当时的文章，有些现在看来依然是好的，但很多都写得很浅。”Sein没打算恭维前辈，但也知道“当时碎片化的学术引进和今天成体系的学习、研究条件是没法相提并论的”。

对于父辈怀念80年代这件事，他持保留态度。“不是你批评政府、看不上当下就不保守了，我总觉得他们试图重现一个过去的黄金时代，然后躲进去，这是一种逃避。”

Sein对“80年代”的认知是被初中语文老师领进门的。有一阵子，老师组织同学每天在顶楼晨读《论语》，多数人读几天就不去了，Sein是唯一跟下整个学期的。很多时候，参加晨读的就只有他和老师两个人。“在老师的影响下读了鲁迅、郁达夫、老舍这些，还有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从这些切入，对八九十年代有些了解。”

“你要是知道这孩子小时候的状况，可能就知道他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了。”Sein的妈妈李女士对我说。Sein从小体弱多病，从幼儿园开始，正常的状态就是周一、周二上半天学，周三休息一天，周四、周五再上半天，要是生个病，一下子休息两周、一个月也是常有的事。上了小学后，状况稍好一些，但也是三天两头请假。“别的家长把经历都放在孩子的早期教育、学英语、学奥数上了，我们只能跟老虎盯着小动物似的，把所有精神头都用在怎么保护他别生病上。要不是这样，很难说我不会像其他家长一样，严格要求他，挤进那个残酷的竞争环境里。”李女士说。

因为摆脱了奥数和激烈的分数竞争，那些独自在家的空闲时间，Sein就用阅读来填充了。小孩子看书不挑，家里有什么就看什么。李女士虽然是工科生，但学的是建筑，和艺术、人文都沾点边儿，书看得不一定多，但喜欢买。那些包括《本草纲目》《红楼梦》在内的各种读物，就成了Sein最初阅读和思考的工具。

Sein的父母和PZH、CC的父母一样，不是北京“土著”，他们都是享受到城市和经济发展红利的“新北京人”。两人都是工科出身，在西安读完大学和研究生之后到了北京。“90年代，大学生还比较紧俏，很容易就留下来了，不能说多能干，就是赶上了经济发展的好时候。”李女士说，她和Sein爸爸都是按部就班长大，“他爹是‘60后’，我是‘70后’，家庭条件一般，没什么选择余地，只能选最便利、最实际、性价比最高的路径和专业”。

他们当然也希望Sein走得稳妥一点儿，接地气一点儿，就像国际班里的大多数孩子那样。国际部申请是另一套不同于国内高考的体系，但这些年也有了成熟的套路。多数人还是申请那些看起来前途更明朗的工科、经济学相关专业。即便是申请人文社科，选的也是社会学、东亚研究一类更容易录取和转专业的方向。眼前这届国际班里，申请哲学专业的只有Sein和CC。

“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我也想他少花点时间在兴趣爱好上，把托福、SAT成绩考高高的，申上个哈佛、耶鲁这样的牛校。但要是把他当别人家的孩子，在这个年纪，有这样的精神追求，是挺值得尊重和保护的。我们是俗人，但得允许有崇高目标的人存在，万一Sein就是呢？”李女士心里有点矛盾。

Sein和我说，小时候他总和父母吵，睡觉、喝水、吃饭引发的小矛盾也不少，但偶尔回头看，自己的家庭确实有点不一样。“我家从不过节，各种节日都不过，我也不需要串亲戚，社交恐惧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有一阵子Sein热衷于“酷儿理论”，关心性别议题，有天突然和李女士说，要穿女装和朋友去聚会，还想化妆。“我妈也没说什么，还说要教我化妆。”Sein回忆。

我把这个插曲讲给李女士。“刚一听肯定觉得很惊悚，但你千万不能大惊小怪，就把它当成一个孩子追求新思潮、追求个性。跳出这个做妈的角色，他化个妆是什么样我也挺好奇的啊！”

“别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这是李女士常年和Sein周旋后得出的经验。

（插图 范薇）

 

未来

“您知道知乎上有一个‘假装万能组’吗？”PZH问我。

“还真是没听过。”我说。

“没听过非常正常，是一个很小众的‘00后’小组。”

后来，我去知乎上查找了这个“假装万能组”。2017年，这个年轻的小组织在知乎上发表了“成立宣言”，要“尝试用多元的眼光看待面前这个自己不甚了解的世界，或许他们的观点会有些偏激，或许他们的看法会有些幼稚，可是他们知道河流一旦离开出生之地，就不能停息”。小组成员的活动都在线上，依照各自不同的兴趣和专长来写文章和回答问题，话题涉及音乐、文娱产业，还有艺术史、哲学史、政治哲学、经济学……

PZH说，加入这个“自己人”的小圈子还费了点心思，因为门槛是“集齐超过一千个赞”。给他带来最多“赞”的是回答了一个“关于‘00后’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和‘80后’‘90后’不一样，本质上来讲，代际差异没有那么大。因为出生的年代财富和阶层相对固化，所以成长环境和阶级的差异可能更大。”我给PZH和其他几个哲学社同学回忆了些“80后”“90后”的共同记忆后，CC说：“我们不会了，一个班里，大家的兴趣差别都会极大，可能完全没有交集。”

高二刚开始学习哲学的一段时间里，CC像一些有正义感，但没吃过什么苦的年轻人一样，觉得自己身上有某种“原罪”。“我家境还不错，至少可以选择出国，就算什么都不干，把房子租出去，也不至于饿死。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这是不是一种特权？”CC说，不光是他，PZH也有过类似的困惑。

如今，哲学社的微信群里有二三百人，除了“出圈”后加入的一些人，群成员大多来自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流的高中，多数人家境不错，因而没那么大压力和负担，也有更多时间来摸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哲学”如此小众，大家很容易就找到了彼此。

他们经常讨论类似的话题。我努力让自己回到18岁，想想那时候，自己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没有哲学，但有摇滚和文学，热情极高，甚至激进。在这样的年纪，总是想要找自我与世界碰撞的方式，甚至轻狂一点儿，想找到改变世界的方式。

Sein没有CC和PZH曾有过的困惑，不仅没有，他对眼前流行的“政治性抑郁”“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疑问也很警惕。“罪恶感、对社会的埋怨，它会拖垮你个人的发展历程。我可能倾向于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但如果你不焦躁，关注社会问题，至少可以知道它是怎么变糟的。”

正在巴黎政治大学读“大一”的Yanagishita是Philosophia哲学社公号的主要作者之一，在常驻作者的小群里，他也参与过这个话题的讨论。“虽然我比他们条件差一点儿，但也算是中产家庭的孩子，未来或许也算得上精英，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处于怎样的位置？”他更倾向于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观点，做个“有机知识分子”，为弱势者提供理论支持。“我们当然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但能做一点儿是一点儿。”

Yanagishita和小王一样，都是后加入哲学社的，属于Philosophia成为跨校社团和“社会化”之后的成员。Yanagishita高中在深圳读，他不像PZH他们对哲学理论那么痴迷，而是对政治和政策感兴趣，相比那些最新的哲学学术理论，他更关心“今天法国哪里又罢工了”。

在哲学社的小圈子里，他会和其他一些社员打趣，称以PZH为首的几位北京长大的朋友为“贵公子”。“贵公子”指的不是财富，而是对“接地气”的生活的认知。“有好几年的时间，我爸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2014年金融危机，包括眼前的疫情和复工，都对我家有非常大的影响，直到高二家里才真正有底气支持我出国读书。”Yanagishita觉得，PZH的生活就稳定很多。“我的立场和选择来源于生活，他更接近年轻人的兴趣和学术理想。”

哲学社里有个黑话，叫“含P值”。“就是点开Philosophia哲学社的公号，看有多少好友关注了。”Yanagishita说，自己大概有5%到10%的好友关注了哲学社公号，PZH的整个朋友圈怕是要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关注了。

“这很纯粹，但也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身边全都是与自己观点和立场相近的人，日积月累可能会存在一些认知偏见。”Yanagishita觉得，自己和哲学社里的朋友们都还相当年轻，立场和兴趣都在不断地变化中，“可能明年和今年都不一样”，因此，保持开放的态度是重要的。

小王也并不确定要把哲学作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至少现在，她对社会学更感兴趣。刚进哲学社时，她就发现，虽然群里的男女比例差别不大，但发言的男性占比很大，她觉得这是种“长期被压抑的表现”，很希望改变这状况。

在欧美，尤其是欧洲，哲学被视作培养年轻人思辨能力的重要学科，在正统教育中拥有悠久的历史

 

虽然一直强调自己“学术太差了”，但她对社会问题感兴趣，哲学社的讨论常常涉及她关心的社会议题，群里的哲学视角也能给她启发。“理论分析很重要，哲学对于提升思辨能力也很有帮助。”小王说。事实上，哲学社里的很多成员也和小王一样，并不一定把哲学作为专业选择的。

如果从功利和兴趣的角度讲，学哲学不一定是个没有性价比的选择。Sein说，在美国本科学哲学，研究生申请一个法学院，毕业后做律师，这是条挺赚钱的路。但他基本把这条路给断了。他将要念的那所文理学院是个学术很强的学校，GPA给得都很低，很难申请到好的法学院，“但申请PHD搞学术却比较容易申请到好学校”。

如果真像Sein设想的那样，他稳定地热爱哲学，热爱学术，这意味着，接下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都要在校园和成山的学术文献中度过。父母愿意支持他读书，但有个最低要求，“未来不能啃老”。

前几天，CC和Sein去遛弯儿，路线就在长安街附近，一走就是两个多小时，这可能是除了在长安街骑行之外，这些哲学青年为数不多的“体育活动”。

聊的依然是哲学，这次是自然和非自然的话题：“自然”的概念是天然的，还是人的意志圈定了“非自然”，然后把另外一些状态定义为“自然”？Sein说CC在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他们的话题总是围绕最近的读物展开，再蔓延到一些未知的地方。

在看《欢乐合唱团》那样的美剧时，CC也会感慨，那种荷尔蒙旺盛的、简单热闹的高中生活他没体验过。他没追过星，没在KTV狂欢过，很多这个年纪该有的快乐和烦恼，他也没太经历过。未来到了大学，怕是也没法享受美式派对的乐趣。Sein也一样，他试图融入过，但挤在一群享受音乐、美食的年轻人中间，他只想逃走。这是哲学青年的选择和代价？

“今天正好是我18岁生日。”采访中，CC漫不经心地提起，“法律上，我从一个未成年人，变成了一个成年人，这是一个瞬间变化。但我跟昨天真的有区别吗？可能没有。”

我一度想和CC的父母聊一聊，他直接地拒绝了我，甚至还说，这要求让他“不舒服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最渴望被当作成年人对待的年纪，当然不想被“请家长”。

在哲学的世界里，18岁的仪式感是人赋予的，但在现实生活中，18岁是有利可图的。那天早些时候，CC兴奋地掏出iPad，试一试游戏里的“未成年人保护”对已经18岁的他还在不在，“结果它竟然还在”。

“到底要保护我到多少岁？”眼前，这个问题似乎比“世界会好吗”还要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