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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被错置的人生

作者:admin 2020-05-16 我要评论

当蒋艳丽决定割肝挽救肝癌晚期的儿子时,却意外发现28年前生产时,自己与另一户人家抱错了孩子。 如今,错误已经解开,但两个孩子被错置的28年人生无法重来,两...

当蒋艳丽决定“割肝”挽救肝癌晚期的儿子时,却意外发现28年前生产时,自己与另一户人家“抱错了孩子”。 如今,错误已经解开,但两个孩子被错置的28年人生无法重来,两家人付出的28年情感也无法对换。

 

(插图 老牛)

 

实习记者/吴淑斌

“绝无可能”的血型

看到大大的两个字母“AB”赫然印在儿子阿斌的血型检测报告上,蒋艳丽心里充满疑惑。

“我是A型血,我爱人也是A型血,两个A型血哪来的AB型孩子?”蒋艳丽告诉本刊,自己的第一反应是“可能上海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有误差或者是搞错了”。

如果不是为了“割肝救子”,她可能永远不会想起为阿斌检测血型。

28岁的阿斌是蒋艳丽的独子。2月17日,阿斌还在景德镇市的岳父家探亲时,背部突发剧烈疼痛。做了简单的CT检查,医生催促阿斌到大城市就诊。陪着儿子在江西省人民医院进行第二次检查后,蒋艳丽得到了“肝癌晚期”的初诊结果。

蒋艳丽说,阿斌在幼儿园入园体检时就查出了乙肝,她和家人当时都感到吃惊:“我们两人身体健康,儿子自小被保护得很好,并不怎么接触外人,为何会携带乙肝病毒?”全家人愈发倾注心血,悉心照料阿斌。“千防万防、对他千宠百爱,最后居然是肝癌晚期的结果。”

好不容易等到3月中旬疫情在国内放缓,上海的医院恢复了接诊,一家人第一时间赶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坐在肿瘤科诊室门口等待,蒋艳丽不断听到身边有人提到“肝移植”“排异反应”“肝脏指标”等词。当肿瘤科叶医生告诉她,可能考虑进行肝移植时,蒋艳丽马上提出,自己可以“割肝救子”。

这原本是蒋艳丽全部的希望,来上海之前,蒋艳丽常常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但一想到要把自己的肝给儿子,她还是强迫自己和丈夫每天吃营养品,并让丈夫戒了烟酒。

“肝移植就用我的肝,我身体很健康,肝的质量肯定是非常好的,而且母体没有排斥反应吧?”蒋艳丽有些急切。叶医生安抚蒋艳丽,先别伤害自己,肝源是可以找到的,夫妻俩可以先做全面检查。很快,蒋艳丽拿到了那份令她感到疑惑的AB血型检测报告,“这不符合科学”。

“如果不做手术、不抽血、不进行换血输血,没有人会想到验血型的。以前我们发现阿斌身体里有乙肝病毒,也只是做肝功能、转氨酶、乙肝两对半等检查。需要做手术时,才会做血型配对。”蒋艳丽向记者解释。

回到老家九江,蒋艳丽夫妇瞒着儿子,再次检测三人的血型,结果依旧。蒋艳丽有些蒙了,虽然心里想着“绝不可能”,但她最终还是听从了亲戚的建议,在江西省某个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亲子鉴定。DNA分析结果显示,不支持蒋艳丽是阿斌的生物学母亲。

“上面写着我不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怎么可能?”电话里,蒋艳丽忍不住哭了起来,反复告诉记者,自己无法相信这种电视剧里的情节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好像在做梦。我本来想着,用我或我爱人的肝救儿子。现在我的肝没有办法救我的儿子了,希望没有了,全部都是绝望。”

咨询多位专家后,困扰一家人多年的谜底也揭开了——阿斌的乙肝病毒来自母婴垂直传播。

蒋艳丽想起陪着阿斌求医过程中那些被自己忽视的细节。从景德镇到南昌再到上海,每一位接诊的医生都多次和她确认过,夫妇二人是否有乙肝。她印象最深的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樊院长,这位老教授小心地询问她:“你有乙肝吗?”蒋艳丽回答说没有。“那你的丈夫有乙肝吗?”再次听到否定回答后,樊院长的脸色一下子全变了,自言自语,“怎么会这样?”

蒋艳丽觉得自己太粗心了,面对多位医生怀疑的目光、遗传的判断,自己全然没放在心上。“哺育了28年的儿子不是我的亲生儿子,那我的亲生儿子在哪里呢?”

曲折的寻子之路

阿斌的出生证、独生子女证等资料,蒋艳丽都小心保存着。出生证明上记录着,1992年6月15日,蒋艳丽在河南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现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生产。

4月上旬,蒋艳丽的丈夫陈飞明来到河南大学淮河医院,请医院帮忙寻找失散的孩子。“我的一个孩子在病床上躺着,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亲生儿子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查找完当年的资料后,医院却拒绝向陈飞明透露信息。

陈飞明只好向河南当地公安部门寻求帮助。采集了一家三口的血样,借助联网大数据进行DNA比对之后,公安部门发现其子阿斌的基因与河南省兰考县郭氏家族村的基因相似。陈飞明马上租了辆车,到兰考县去寻找“郭氏家族”。

正值清明节,江西九江有“做清明”的习俗,踏青的同时也祭祀祖先。清明节当天早上6点,独自在家的蒋艳丽抱着一线希望,捧着一大束清明花,走过一个又一个墓碑,在庐山上待了两个小时。“我只有请求老祖宗保佑我了,保佑我的孩子身体好起来,再保佑我的亲生儿子能赶紧找到。”她反复叩拜、絮叨了两个小时。

在河南的陈飞明循着一处处线索去找,又一个个排除了。他别无办法,只能再次来到淮河医院。“比对结果都出来了,你们就帮忙找找郭氏家族吧!”这一次,医院与陈飞明共享了资料。记录显示,当年与阿斌同期出生的还有另外三个男婴,“其中果然有一户郭姓人家!一家人已经移居到了河南驻马店”。

这一发现让陈飞明再次燃起了希望。他联系上了男主人郭学民,告诉对方“有点事情需要面谈”,随后从开封开了三四个小时的车来到驻马店。到了当地,他却打不通郭学民的电话了。

接到来自江西的陌生电话,郭学民的第一反应是遇到了电话诈骗。“他问我是不是郭学民,我说是啊。问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说,一直说有事要来驻马店找我谈。”郭学民告诉本刊记者。

挂掉电话后,郭学民向老家的村支书求证来电者的身份。村支书告诉他,确实有人打电话询问他的电话、家庭情况、孩子年龄等问题,但自己并不十分清楚对方是谁。“我一想,这肯定是电话诈骗!他(陈飞明)说是村支书让他来找我的,但是村支书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随后将电话关机了。

陈飞明只好拨打了郭学民的爱人何汶的电话,支支吾吾地询问对方:“1992年6月你是不是在淮河医院住院啊?我们两家人的孩子有可能抱错了。”

何汶在3月因心脏不适住院检查,却意外诊断出肝癌,目前正在住院治疗。郭学民对本刊说,他得知此事后有些生气,“那怎么可能?我们和郭明一起生活了快30年,邻居们都说他和我长得很像,连走路的外八都像我,右腿迈得可开了!”郭学民告诉妻子,这一定是电话诈骗,不用理会,并把妻子的手机也关机了。

陈飞明的线索又断了,“他们整个就像人间蒸发了”。

夫妇俩拨打了驻马店的110求助,“我的孩子丢了”。幸运的是,郭学民的儿子郭明正好也在公安系统工作。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陈飞明联系上了郭明,并说服他进行采血鉴定。

4天后,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对比结果是99.9%,我和爱人是郭明的生物学父亲和生物学母亲!”蒋艳丽忍不住第一时间给郭明打了电话,随即,她买了第二天的高铁票去了驻马店。在高铁站,第一次见到了自己28年未曾谋面的亲生儿子,抱着高大的郭明,蒋艳丽痛哭不止。

找到亲生儿子后,蒋艳丽夫妇也需要请郭学民夫妇配合采血,鉴定与阿斌的亲子关系。郭明觉得有些为难。何汶正在肝癌治疗中,他怕母亲受不了打击。瞒着何汶,郭明私下告诉父亲郭学民前因后果。

“不能相信,完全不相信,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电话中,郭学明连续重复了几次“不可能、不相信”。他很痛苦,“真的不知所措。他们把我的孩子认走了,那我的亲生儿子在哪呢?”

为了采血与阿斌进行比对,郭学民不得不把事情告诉妻子。“如果那天你接到的诈骗电话说的都是真的,你会怎么想?”郭学民故作轻松地问妻子。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郭学民和何汶被证实是阿斌的生物学父母。蒋艳丽很快接到了郭学民的电话,他向蒋艳丽道歉:“怠慢了你们。现在正是我们家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害怕失去孩子。”4月30日下午,郭明开车带着一家人从驻马店赶到了九江,郭学民和何汶也终于见到了亲生儿子阿斌。

一切尘埃落定,延续了28年的“错误”最终被揭开。

无法对换的情感

两份亲子鉴定报告出来后,只剩阿斌一个人蒙在鼓里。阿斌还在治疗中,蒋艳丽担心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她把儿媳妇和阿斌的岳父聚到家中,说明缘由。

半夜12点多,儿媳妇给蒋艳丽发来微信:“妈,你们千万不要放弃阿斌。我们的孩子才两岁多,太可怜了。你们千万不要把我们丢掉了,不要不管我们了。”

蒋艳丽告诉记者,收到微信后,自己再也睡不着了。“我也哭了。我怎么可能会放弃?我告诉爱人,可以瞒着儿子一辈子,一辈子都不告诉他。”

阿斌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蒋艳丽与郭明相认的视频,才得知自己28年来“离奇的身世”。阿斌告诉本刊记者,他一开始同样感到手足无措,“感觉自己的天塌了。自己从小到大的父母,不是自己的生父生母,这种感觉确实难以言表”。但见到蒋艳丽时,他却意料之外地平静,甚至开起玩笑,“你们还挺会隐瞒的呀”。

在蒋艳丽眼里,阿斌“万千宠爱于一身”。她告诉本刊,阿斌是个聪明、优秀的孩子,对生活充满热情,为人处世上也丝毫不需要自己操心。“小升初时,很多人是托关系上的重点初中,我们拿着他的两个证书,一个是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小学组二等奖,一个是江西省计算机比赛一等奖,很容易就找到了学校。”

在阿斌的职业选择上,她与儿子曾经有过分歧。考虑到阿斌的身体不好,蒋艳丽“强迫”他学医,希望他未来成为医生,懂得养生保健。蒋艳丽甚至希望儿子能够选择一名医生作为配偶,照顾他,也帮自己“监督他”。

阿斌曾觉得母亲的性格“有点强势”,大学毕业后,他不希望“被母亲安排”,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一名医生,而是选择开游戏代练公司,在上海打工,在宁波创业做电商等。他觉得,这是与母亲的“斗争”。直到两年前自己成为了父亲,他才感悟到,这是母亲的爱。“他们永远是我的父母,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报答他们。”

对于亲生儿子郭明,蒋艳丽又感到深深的亏欠。在高铁站见面时,郭明告诉蒋艳丽:“妈妈,你不要伤心,这些年我过得很好。”

“我知道他是安慰我的。”蒋艳丽告诉记者,其实自己早就知道,郭明还有个智力障碍的姐姐,父母二人下岗后,曾推着板车去卖盒饭,孩子也跟着到处奔波。“我跟爱人都在部队医院工作,能接触到部队的领导。如果亲生儿子在我们身边,他的身体这么好,完全可以去当兵,当个军医,或者到部队深造,都是可以的,一片光明。可惜这一切都弥补不了,28年不能重来。”

但郭学民觉得,儿子郭明这些年过得还算顺利。“我下岗后,虽然日子也比较艰苦,但我们从没有怠慢过孩子。他是个善良、听话、老实的孩子,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有打骂过他。”拿到亲子鉴定结果后,郭明与父亲长谈了一次。他不断安慰郭学民,让他放宽心。“生活不会发生太多的改变,你永远是我的爸爸。”

两家人已经无法判断,当年在医院,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郭学民曾经在驻马店当兵,随后在驻马店转业退役、结婚。他的第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大脑缺氧,出现了智力障碍。1992年,妻子即将产下二胎。考虑到医疗条件问题,他带着妻子来到开封市的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做剖腹产。

蒋艳丽是江西九江人。怀孕时,丈夫陈飞明正好在部队工作,工作繁忙。父母、哥哥姐姐都居住在河南,全家人便把年龄最小的蒋艳丽接到开封,共同照料。她还记得,1992年6月15日上午,她感觉到一阵疼痛,判断自己马上要临盆了,赶紧从家里出来往附近的淮河医院跑。“我记得好清楚,我从5楼跑下来,跑去医院。爸爸妈妈在后面跑着追我,喊我:‘你慢点!你慢点!’”蒋艳丽告诉记者。

6月15日下午5点,蒋艳丽开始生产。由于婴儿的个头较大,蒋艳丽筋疲力尽,中途还有亲戚给灌了体能饮料。最终,只听见产房里有人跟她说:“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有7斤呢,多可爱。”她转头看了一眼后,孩子被抱到了婴儿室。

郭学民也记得,自己的妻子和蒋艳丽并不在同一个产房,唯一的联系是“生产时间接近”。6月16日上午9点多,何汶剖腹产生下孩子,累昏了过去,孩子也被抱到了婴儿室。14天后,夫妻俩抱着孩子出院,回到了驻马店。

至此,两家人的命运悄然缠绕在一起。

针对“28年前抱错孩子”一事,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回复本刊记者,目前已抽调医政、护理、档案等多个科室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专项调查组,调查此事。

郭学民如今觉得,这也不全是一件坏事。他告诉记者:“以后彼此多了个孩子,孩子也多了一对父母。”

但蒋艳丽对这个错误无法释怀。一家人为阿斌的治疗已经花费了50万元,下一步准备变卖房产。阿斌的生母何汶带有乙肝病毒,蒋艳丽认为,在剖腹产后,医院应该给婴儿打阻断针,并在24小时内打加强针。“这个针肯定没打或者错打到郭明身上了,否则为什么阿斌27岁就得了这么严重的不治之症?如果打了阻断针,到70岁都能很健康。”

“谁来为我们这28年的人生负责?谁来为阿斌的病负责?”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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