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重庆城区里一位老人在晒太阳。如今，涪陵已经看不到这样的老房子，因地形所限，这里的城市更迭时，很少能保留下老城风貌

同龄知识分子

李雪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过江东的老校区了，沿着乌江大桥驶入东滨大道后，视野变得开阔，对岸的高楼一下铺展在眼前，重重叠叠，鳞次栉比，在蓝天白云之下，划出一道错落的天际线。李雪顺一边开车，一边指给我们看，那里就是涪陵县城。同行的摄影同事赞美地感叹，“这里根本就是重庆啊”，李雪顺笑着纠正他，“岂止是重庆！我们当地人都说，这里是曼哈顿”，语气既像认真的捍卫，又像开玩笑的戏谑。

摄影师提出想看看老涪陵的样子，李雪顺想了半天，抱歉地说，实在找不到了。他带我们去的涪陵师专老校址，也就是现在的长江师范学院江东校区，地图上还能准确找到这个地名，但实际上，因为规模扩大，原校址地形受限，长江师范学院早在2013年就搬迁完成。

老校区的大部分，已经完成土地流转，建起了新的高档住宅小区，原来的校园大门，变成了小区大门。家属楼属于教师私产，尚保留着，从家属楼的入口，顺着蜿蜒小路，还能进入原来的校址，教学楼、图书馆和行政楼尚未拆除，包裹在四周的建筑工地和荒草树木里，格外荒寂。1996年，27岁的美国小伙子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见到的那个破败城区早已踪影全无，这里不多的遗迹之一。

也正是在这里，作为志愿者，彼得·海斯勒取了个中文名字何伟，完成了两年的英语教学，随后回到美国，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了非虚构著作《River Town》，盘踞美国各大畅销书榜多年。何伟来到涪陵那一年，李雪顺也是27岁，连生日的月份都相同。当时李雪顺大学毕业4年，也在涪陵师专教英语，是整个英语系年轻老师中口语最好的。即便如此，他跟何伟的关系并不密切，在《江城》中只以学校外办临时主任的形象出现过一次，场景是他通知何伟及同行的志愿者亚当，“学校决定给你们安上直通校外的住宅电话，这样你们就可以打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学校决定，给亚当买一台洗衣机”。何伟形容，因为新担任的行政职务，李雪顺显得忧心忡忡。

1998年何伟离开涪陵后，李雪顺再也没有跟他联系过，但2001年何伟回了一趟涪陵，向很多人赠送了自己的书籍，其中包括李雪顺。当时，《江城》的英文版已经在美国热销，国内也偶有书讯。拿到书后，李雪顺带着强烈的好奇，一口气就读完了，随后他意识到，作为同龄知识分子，即使语言沟通并无障碍，但自己对这个异乡年轻人在中国的生活并不了解。

在书中，除了不得不打交道的学校领导、学生、负责教授汉语的两位中文系老师，何伟对自己共事的同事其实描写不多。他偶尔抱怨，一些同事曾邀请自己聚餐或游玩，却总是临时爽约。在涪陵的两年，跟何伟如同朋友般相处的，反而是校园以外的面馆老板、做装饰画的个体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摄影师、天主教堂的神甫，以及学校老师10岁的儿子。

李雪顺说，自己当时和学校大多数老师一样，对何伟及搭档亚当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工资高，总有闲情逸致去城里闲逛。这种闲逛多少惹人羡慕，所以学校的老师无论谁碰到了，回到学校，总会义务性地向大家报告一声，但同时，并没有人会主动跟何伟交流。李雪顺就在城里碰到过何伟一次，当时何伟在一个藏人的地摊前左看右看，摊主拿起一根虎鞭样的东西，一边在自己身体上的相应部位比画，一边用夹生普通话向何伟推销，结果何伟也用同样夹生的普通话回答，“不用了，我自己有”。

在学校时，出于好奇，李雪顺去听过何伟的课，班风活跃，教学效果很好。他偶尔也会到何伟跟亚当的公寓里喝啤酒，甚至邀请他们到家里包过一次饺子。但他也坦诚，当时他们不可能跟何伟成为朋友，甚至有意疏远，因为学校领导嘱咐过，不要与外国人交往过密。李雪顺很理解领导的难处，“第一次跟外国人打交道，谁也拿捏不好分寸”。他只是没想到，自己的名字有一天会和何伟一起，共同出现在畅销书的封面。

1996年至1998年间，何伟在江城，当时他是城里为数不多的外国人，时常引起围观

一个“莽撞”的开始

22年过去，李雪顺已经从那个焦躁不安的年轻人，成为学校的中层干部，还担任过外国语学院院长。涪陵师专也今非昔比，早就经过数次合并与改名，成为如今的长江师范学院。新的校址在老校区30公里外的涪陵区李渡新区，占地1740亩，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超过2万人，是何伟教书时的10倍。学校3公里外就是高铁站，到重庆主城，只需要40分钟左右。而在20多年前，涪陵尚没有铁路，去重庆只能坐船，溯长江而上，慢船坐一整晚，快船4小时。

我是在新校区的办公室里见到李雪顺的，他不高，一米六出头的个子，腰腹略凸，剪着极短的寸头，圆脸总挂着微微的不易察觉但又让人感到亲切的笑容。采访过程中，一个5岁的小男孩时不时窜进来，找他配合玩游戏，李雪顺也不恼，乐呵呵地哄出去。小孩子是楼里一个工作人员的孙子，跟老师们都混熟了。这里的人际圈子不大，李雪顺的夫人也在学校里工作。

因为时不时有人进门找李雪顺汇报、签字、商量事情，采访进行得断断续续。间隙里，我随便看了看办公桌上的一大摞材料，有“六月份主题党日活动讲话”，还有党支部的“学习强国”APP使用排名表。排名表上，李雪顺大多数时候都名列前茅，他说自己每天会在起床后的半小时内，完成当天的学习打卡。晚上的休息时间更完整，最近他都用来重新审校《寻路中国》了，这本书将在不久后再版。

李雪顺对《寻路中国》的感情很特殊，这是他的第一本文学作品译著。此前，他只出版过一些语言教材，如《校园英语脱口说》《重庆市专转本考试英语模拟试题集》。《寻路中国》让他声名鹊起，开辟了新的事业方向。如今，他几乎每年都会翻译一本非虚构著作，也常到外地讲座交流。

翻译《寻路中国》的机会，是李雪顺向出版社自荐得来的，如今回想，这可能是他一辈子少有的、“显得莽撞”的时刻。那是2010年，当时他已经41岁了，正在准备晋升教授职称。收到何伟的电子邮件时，李雪顺正在贵州过春节，还是去网吧收发的邮件。在邮件里，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寻路中国》的中文版权已经在中国大陆售出。

他立刻意识到，应该抓住这次机会，翻译这本书。李雪顺的判断来自于，2004年，他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修，曾看到大街小巷的书店里，到处都摆放着英文版的《江城》，畅销程度让他感到吃惊。同样是何伟的体验式观察和记录，同样是中国主题，李雪顺猜想，《寻路中国》对中国读者来说，一定意义重大。他记得，当时何伟没有给他提供出版社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他通过网络查找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张吉人的电话，“冒起胆子”（鼓足勇气）打过去自荐。

坐落在乌江和长江交汇口的涪陵。过去人们离开涪陵只能坐船，如今，这里已经遍布桥梁和高速路（张雷 摄）

因为没有成熟的翻译作品，李雪顺只能强调自己跟何伟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有多年的英语教学经验，在南洋理工大学进修过，诸如此类。幸运的是，他得到了试译的机会，并一举通过。何伟的中文编辑张吉人告诉我，像李雪顺这样，中年出道搞翻译的译者并不多，他印象里，李雪顺的确是主动联系他的，但他也记得，何伟其实提到过，推荐李雪顺做自己的中文译者，只是李雪顺自己一直不知道。而何伟之所以推荐李雪顺，他后来在另一篇文章里写过，是因为李雪顺曾向他表达过自己想要翻译何伟著作的愿望。

这并不是李雪顺第一次翻译何伟的书。2002年，随着《江城》在国外的畅销，涪陵本地不少人也了解到，何伟写了一本关于涪陵的书。作为大学英语老师，李雪顺接到上级任务，曾组织十多名老师，在一个多月里翻译了《江城》。这个最初的译本最终去了哪里，印了多少，哪些人看过，李雪顺毫不知情。2006年，《江城》在台湾出版，何伟也推荐过李雪顺担任翻译，但台湾的出版社认为，还是本地译者更熟悉台湾读者的阅读方式，只邀请李雪顺担任顾问，核实了一些细节，并写了一篇序言。

随着《江城》的发行范围扩大，2006年李雪顺还主动问过何伟，是否考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本书。他记得，何伟当时的回应是，如果他能找到合适的出版社，可以相对低价卖出版权。李雪顺还真为这件事奔忙了一阵，先是设法拿到自己和同事当初的翻译初稿，随后又特意挑选了一些看起来更加开放前卫的南方的出版社，寄送了样章。但结果，均遭拒绝。连续几次失败后，李雪顺心想，那就算了吧，到此为止，毕竟这也不算他的分内事。

2020年7月9日，李雪顺在涪陵师专旧址的家属楼前。他在这里还有一套房子，但因为学校彻底搬迁，他也在新校区附近购置了新的房产（张雷 摄）

复杂的涪陵

虽然《江城》是何伟的第一本书，但李雪顺是在《寻路中国》后，才得到了《江城》的翻译机会。已经有部分读者猜测，《寻路中国》的译者可能是南方人，李雪顺说，这是因为那是他第一次翻译，不用遵循任何规则，所以自然而然带出了一些习惯性表达。正是因为《寻路中国》的成功，顺理成章地，李雪顺得到了《江城》的翻译机会。

在这本书里，他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俚语、方言放入了书中，完整复现了何伟描绘的小城生活，甚至有读者认为，李雪顺的译本比何伟的原书更加精彩。张吉人告诉我，《江城》虽然只是李雪顺的第二本译著，但在“信、达、雅”这三个翻译标准中，已经远超“信”和“达”，接近“雅”了，而这种水平的译者，张吉人工作多年来，并未多见。

除了方言，李雪顺甚至复刻了何伟文章中的幽默感，比如在谈到“美中友好志愿者”这个项目的历史渊源时，如果直译，应当是“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结成了联盟”，但李雪顺翻译成，“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穿连裆裤的”；另一处，在谈到自己和同行志愿者逐渐适应涪陵的生活时，何伟写的是“所以我们蹒跚前行”（直译），但李雪顺翻译为，“所以，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这些表达活灵活现，会让很多中国读者会心一笑。在何伟的中文编辑张吉人看来，语言的幽默感是翻译中最难准确译介的，而何伟又是个非常重视幽默感的作家，他在《江城》中曾写过：“错误和谎言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一旦没有了笑声，中国也就成了个阴森凄冷的地方。”

因此，复现幽默对翻译何伟的著作来说非常重要。李雪顺对幽默的良好把握可能跟他的性格有关。长江师范学院的老师赵国月告诉我，他曾去听过李雪顺的课，李雪顺经常会在课堂上逗得学生哈哈大笑。在这次采访中，配合摄影师拍照时，他也会开玩笑，“这个姿势太像是要即将就义了吧？行，我就就义一下吧！”

这种行云流水的表达显然跟李雪顺在涪陵生活的经历有关，他自己也是在后来其他书籍的翻译中意识到这件事的。2018年，他翻译过一本美国著作《大河恋》，其中有两个故事，作者描述了自己两次独自赶路的经历，初读时，李雪顺感到昏昏欲睡。但后来，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曾在川黔（如今应该叫作“渝黔”）交界的山中林场打工，还带着李雪顺穿越过一趟莽莽林区。因此，翻译这两个故事时，他多次跟父亲沟通，直到记忆被激活后，文字才变得活泼激扬、灵动传神起来。在这本书的豆瓣书评中，移居美国的华人读者叶眉评论：“试图看过两次英文原版，都没看下去，觉得很晦涩。译本很好看，流畅宁静，满满的Midwest风光，好像能闻到针叶林的气息。”

当然，对李雪顺本人来说，《江城》的意义，并不只是翻译技巧得到认可。李雪顺的涪陵，跟何伟的涪陵，并不完全重叠。何伟在到达涪陵之前就知道，这里“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但李雪顺不同，涪陵是他见识的第一座城市。李雪顺老家在重庆市武隆县的农村，无论到镇上还是进入峡谷的江边，都要走上两三个小时。他的小学是在村里读的，村里的小学一共两个班，李雪顺毕业那年，只有两名学生升入镇上的初中，李雪顺是其中之一。随后的7年，李雪顺在老家的镇上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又复读了一年，才考上南充师范学院。

直到1988年要去南充读大学，李雪顺才第一次从武隆乘船至涪陵。他记得，在长江与乌江交汇的码头下了船后，他跟着父亲沿着梯坎一路往上，经过密密麻麻的破旧瓦屋，走上了当时涪陵市区主干道之一的中山路，第一印象是，“哇，这就是城市”。与何伟不同，他第一眼看到的是繁荣、富裕和远方。

在何伟的描述中，涪陵相当落后，但当时的涪陵在整个川东地区，乃至长江中上游，已经是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比如何伟书中提到的涪陵师专旁边的陶瓷厂，“它的烟囱向空气中排出黄色的灰”，看起来像是一座小作坊，但实际上，这家名为涪陵建陶的国企，早于1997年1月20日已在深交所完成上市。除了涪陵建陶，当时涪陵还有多家上市公司，相比之下，如今已成国民品牌的“涪陵榨菜”反而毫不出众。

但无论是自己的涪陵，还是何伟的涪陵，通过《江城》，李雪顺都能理解。他后来意识到，何伟的高明之处在于，构建了一个场景，既熟悉又陌生。他说：“对美国人来说，《江城》是一面透视镜，可以从中窥见整个中国；而对我们当地人来说，则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了自身。人不都是在镜子和他人的眼中看见自己的吗？”

常年从事语言教学，李雪顺说，其实何伟的句子全都是简单的，中学生都能读懂，但这些简单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却表达了复杂和真实。这跟他以往的英语教学经验不同，在大学里教英语，他会教导学生，使用高级和复杂词汇，写固定格式的文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应付考试。何伟的表达让李雪顺在翻译时，同样感到非常快乐，他形容自己那时候的翻译状态是，信笔由缰，无所顾忌。实际上，李雪顺翻译一本书的工作量极大，他会全书朗读，会尽力查找所有原始资料，与书中主人公联系，核对事实，一本书往往要耗上4到6个月，但最后得到的稿酬，实际上只相当于他一个月左右的工资收入。但和工作相比，他却更喜欢翻译，并且确信，自己能做好。

1997年，重庆当地居民在街头吃面。何伟的书中就描述了一个开面馆的老板，如今这名老板经营着一家陶瓷厂

小城人生

如今，李雪顺几乎每年都会翻译一本书，类型都是非虚构翻译，和主业相比，翻译工作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的精力只有一小部分。我问他，是否考虑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翻译当中，他说不会，“毕竟教职是饭碗，是重中之重”。

成名后，有人问过他，会不会去更大的城市寻找更多机会，他说不会，“如果我的年纪在二三十，也许还会蹦一下”。但即使时光真的倒流，李雪顺也许还会做出跟现在一样的选择。实际上，1993年李雪顺也曾跟学校请假，到广东下海过，在岳父朋友的一家化工厂做文员，工资800多元，是学校工资的七八倍。做了没两年，学校开始清点教师在职情况，李雪顺受到召唤，立即就回了涪陵，毫无留恋，毫不犹豫。

李雪顺当年被分配到涪陵师专是意外情况，他大学就读的南充师范学院本来是培养中学老师的，但他毕业那年，碰上学校领导到涪陵师专挂职，便挑选了一些学生进入涪陵师专，李雪顺因为成绩优异，总考班上前几名，才成为被选中的幸运者之一。他提醒我，这等于是大学毕业就去教另一群大学生，言语里有小小的骄傲。

如今回头看，一个成都的中学老师和一个涪陵的大学老师，到底谁更好，李雪顺觉得很难衡量，他举的例子是，“他在成都的一套房就抵得上我在涪陵的好几套了”。他说自己应该算作温水里的青蛙，不知不觉煮了这么多年。但和更大的城市比起来，涪陵的优势也很明显，工作压力适中，房价低，几乎不堵车，夫妻一起上班，晚上六七点回家，和周围人比起来，已经算是比较晚的了，离老家也近，还能随时回老家跟老父亲小酌一番。

他偶尔会跟学生讲起自己的奋斗经历，鼓励他们上进。长江师范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渝东南的农村地区，在2012年至2014年任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时，每学期开头，李雪顺会向学生展示自己大学时用的一本新英汉词典。那本词典因为在李雪顺大学期间被翻得太多，裂成了两本。

他感叹自己“在教学上，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在翻译上，也获得了一些名声”，有夫复何求的意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雪顺格外小心。2012年前后，微博多次邀请他开通微博，都被他拒绝了。他平时连朋友圈都不发，因为怕说话不慎，引起争论，“翻译本是为我人生加分的事，不要搞成减分项”。在外交流时，有看不上的翻译作品，他总是用格外客气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意见，绝不直接批评，“只要我不说，他就不会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对吧？”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没有表达欲望。前几年，李雪顺曾参加过重庆市作家协会的一次征文评审。他评审的作品，来自一些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有历史题材，也有虚构小说，虽然在李雪顺眼里，这些作品都不太完美，但他依然感到非常羡慕。他自己的电脑里其实已经有一份题目清单了，但他迟迟无法动笔。他父亲以前常给他讲一些故事，比如川东剿匪、川湘公路修建，以前李雪顺听了就听了，并无想法，但现在，这些故事却久久回荡在他的记忆里，让他产生强烈的记录冲动。

他现在偶尔也会写一些小散文，比如记录老家的各种手工匠人的《乡村百匠》。在李雪顺自己的评价中，这样的文章，语言美感虽然在中上水平，但缺乏真正的“表达性”，没能用文字完成场景建构，并在其中照见自身和他人。所以《寻路中国》出版后，曾有一位作家找到他，希望跟他合作，写一本有关涪陵现状的《江城》续篇时，他立马就拒绝了。

翻译得越多，李雪顺越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在哪里，他只是不确定，这种局限性从何而来，“也许来自我的性格，也许来自我成长的环境，也许来自我曾经接受的教育。”但他希望强调一下，自己的翻译水平已经让许多人感到羡慕，他并不想拿自己的翻译能力换取写故事的能力。他感谢何伟成就了他，但他也相信，自己的翻译，也帮助何伟在中国获得了更多读者。

回忆起何伟居留涪陵的日子，李雪顺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他印象很深的一个片段是，1997年，何伟的父亲老海斯勒先生到涪陵看望儿子，在一次简短的交谈中，他自信满满地告诉李雪顺，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在未来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伟大作家。李雪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片段如此顽固而清晰地长存脑海，就像他不知道为什么，一些当时明明觉得无比重要的事情，却转瞬就烟消云散，梦过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