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利的老家位于诸暨市安华镇球山村，距离诸暨县城和金华市都只有20到30公里。在球山村，许是大姓，村民们从80年代开始外出谋生，获得财富后都会选择回到村里建房，村里还保存着年代久远的许家坟地（蔡小川 摄）

 

文/吴琪  王海燕  驳静  吴淑斌

从鱼粉生意开始

40岁之前，许国利的谋生之路不算顺畅，即使在老家诸暨安华镇的球山村，许国利也是命运不济的。朋友形容他，“没有本钱、没有人脉，从小没娘，谁也依靠不了”。他一直在谋出路，曾到福建当过三年工程兵，回到村里没做什么给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接下来就开始了“四海为家”的闯荡。

村里人形容许国利的“四海为家”，一点浪漫的色彩也没有，它更多的是一种底层农民为了讨生活的事实描述。许国利做过很多活计，但什么都做不长久，挣不到钱。“从小就没了妈，反正家里没有什么牵挂。哪里有好一点的机会，他就到哪里去。”在很长时间内，许国利都在打工者和小老板两个身份之间切换，打工攒下一点本钱开始做小生意，亏了又需要去打工。

当故事讲到许国利，再无法套用前面那些拆迁村庄的群体叙事，被拆迁的村民们坐在命运大船上，等待财富降临，而许国利是在大海里拼命游泳而不让自己沉下去的个体。没有个体面目的拆迁群体，他们演绎的是在十几年内几近凭空获得大量财富并且试图使之延续的故事，但许国利，需要从最底层的乡村，一路往上突破。

到了1996年左右，许国利开始在上海做鱼粉买卖。为什么从鱼粉开始做起呢，因为这在养鸭这个产业链里，本钱是最小的。许国利一直是缺钱的。他跟着小货车去温州洞头那边进货，把鱼干运到上海，再找有机器的厂子来粉碎，将鱼粉卖给养鸭户。这样的小本生意，许国利手上只要有两三万元，就能转起来。

他这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老婆是台州人，朋友形容她，“人长得高大，但性子非常温和”。许国利的鱼粉生意很一般。他有了儿子，但一家三口人刚够吃饱。不过许国利是个出门讲派头的人，朋友形容他，“出门是很有气势的，像个领导，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不像是底层打拼的人，他外在形象上是讲究的，再加上他能说会道，显得很能分析事情。

鱼粉生意的本钱小，但市场也小。那时候的养鸭户主要给鸭子喂饲料，外加新鲜的鱼，鲜鱼不够，才用鱼粉补充营养。鸭饲料的市场则要大得多，但是本钱与鱼粉不是一个级别。

做过养鸭生意的人向我们介绍说，卖鸭饲料的，首先要有足够的钱让养鸭户赊账，叫作“铺底”。行内都有“压一车”的规矩，饲料厂先压一车饲料在养鸭户这儿，蛋鸭和肉鸭需要的饲料也不一样。等肉鸭吃了饲料确实长肉、蛋鸭下蛋不错，才付钱。这一车饲料可能有100包，每包50公斤。“你们想想，如果一户养鸭户向他赊账5000元，20户就得赊账10万，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了。没有一点本钱的人，想都不要想做饲料生意。”

许国利平时显得对人很客气，总是笑眯眯的。楼可萍说，大家作为老乡，看他一家三口过得勉勉强强，能帮一把是一把。

夏日傍晚，三堡社区的居民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景御桥休息。景御桥距离运河并入钱塘江仅有1公里，算是运河的南端起点，90年代运河治理也是三堡村拆迁的原因之一（蔡小川 摄）

 

所以许国利尝试做饲料生意后，同样来自球山村的许生伟和楼可萍两口子会马上给现金，没有像行内规矩那样压他一车货。“现金的话他就能转起来，钱滚起来很快的。一天如果有个5000块钱，当中能挣个几百块，收入比养鸭要好一点。但是他没那么稳定，很苦很累的。自己开车、装卸都是力气活，还得说好话。比如他来到我们这里，他说要做这个生意，肯定要说好听一点。要我们帮他的忙，让他赚一点钱。为什么有的人能做这个生意，有的人不能做，因为要拉得下这个脸。”许国利为了生活拉下了脸，但他只要出门在外，总是显得很精神，气派堂堂地与人打交道。

2000年左右，许国利开始自己养鸭了，他在养鸭的产业链条上，又向上迈进了一步。养鸭的起始资金需要十来万，许国利挣了一点钱，再加上做饲料生意能够向饲料厂赊账半年，“这里赊一点，那里欠一点，事情就做起来了”。他终于进入养鸭老乡的序列。

虽然跟养鸭生意打交道好几年了，但是许国利自己上手养鸭，发现事情并不容易。养鸭户要熟悉鸭子的生活作息规律，要能给鸭治病，也要谙熟市场规律。诸暨市兴达养鸭专业合作社的汤建中，从父亲一辈就开始养鸭，他说，养鸭能手能从几千只鸭子中看出来，哪些鸭子的后代会特别好。同时也得精于计算蛋料比，投入多少饲料，能得到什么结果。肉鸭是肉鸭的配料，蛋鸭是蛋鸭的配料，怎么投放，你得心里有数。但新手就没有这些经验。

市场行情总在变，怎么做决定才能利润最大化，也是门学问。比如有可能今年上半年鸭子刚开始下蛋，行情变好起来了，几个月一下子挣到十几万。不然就算鸭子生蛋生得好，鸭蛋价格很便宜，还是会亏钱。到了冬天，下雪了天冷了，鸭蛋生不下来，价钱又便宜，养鸭户就可能每天都是亏个上千块钱。

 

安华镇某村庄，一位农民在浇地。虽然这二三十年来，镇上的纺织行业发达，但不少农民仍然以种地为生（蔡小川 摄）

 

欠外债几十万

养鸭户说起来是有自己生意的人，人家得叫一声“老板”。有几千平方米的鸭棚，养着几千只鸭子，手上周转的资金可能也不少。但是养鸭的不稳定性，随时可能压垮一户人家。

楼可萍和许生伟1992年就开始在上海郊区养鸭，她说：“养畜生这事，你得一直投。你几天不投下去，它要死掉的！养鸭养鸡是这样，养猪也是这个道理。”楼可萍说他们一家人最艰难的时候，手上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想借500块钱，借了半个月。“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下决心不养了，你干别的东西，你不用因为这500块钱去找人要。可是鸭子没有卖出去的时候，你借不到钱，人挨饿，鸭子也挨饿。我跟你说，人就能被这几百块钱难死。”

2004年的许国利，据他自己说，就处在能被一点钱给难死的境地。

许国利的朋友许生伟和楼可萍夫妇在家里吃饭。两口子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外出闯荡，如今终于攒够一些本钱，回家开了酿酒作坊，还建起了一座新房子（蔡小川 摄）

 

养鸭既需要技术、经验，也得看行情。一般来说，三年下来，能有一年是赚钱的，日子就能过得下去。可赚到的钱，又得投入新的生产。一个鸭蛋是一两一、一两二的重量，鸭蛋行情不好的时候，鸭子饲料还得天天喂，这时候就得有魄力把鸭子卖掉。楼可萍说，她那个时候培养一只鸭子要30块钱，可是有时候老鸭子卖掉才十来块一只，一只鸭子要亏二十几块钱。舍不得卖，还想让它挣钱。蛋鸭就还想着再投入一点，让它多生蛋。但是后来发现，行情开始不好的时候，应该立马把鸭子卖掉，“你赚到的钱就守住了，不然半个月就可能把之前赚到的亏没了”。

养鸭户后来还总结出其他一些规律。比如当鸭蛋的批发价刚开始下降时，价格还没传导到零售环节，他们如果自己去零卖鸭蛋，还是能赚到钱的。那就需要养鸭户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拉着鸭蛋去乡下走街串户去卖。许生伟夫妇说，自己去卖鸭蛋，一天下来能赚到一两百，在上世纪90年代是很好的收益了，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到1000块。

“但是我们也不太愿意自己去卖，拉不下那个脸，而且是很苦很累的活儿。我们那个时候的理念就是要赚大钱，小钱看不上，你说对吧？”

让许生伟夫妇以及一些养鸭大户放弃这行，是因为2004年在上海南汇区康桥镇怡园村暴发的禽流感。许生伟发现自己养的鸭子大批死亡，他第二天上报政府，成为这次疫情的第一个上报人。疑似禽流感的消息传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就有30多家境内外媒体赶到康桥去采访，那是当年上海防控疫情的一件大事。

很快政府宣布，以怡园村为圆心，3公里以内的家禽，都需要扑杀。许生伟家是第一个发现禽流感的，他旁边的养鸭大户楼仲武也逃脱不了鸭子被扑杀的命运。楼仲武和许生伟、许国利都是诸暨安华镇人，楼仲武养鸭更早，算得上是“鸭二代”。1986年，16岁的楼仲武就离开老家到了上海，投靠养鸭的父亲。一开始养了500多只鸭子，1995年楼仲武转移到了南汇周浦镇鱼台村，规模到了养殖1万多只蛋鸭。禽流感暴发前，楼仲武在上海怡园村饲养了2万余只鸭子，在南汇周浦鱼台村另一处鸭棚也养了1万余只鸭子。他花钱买了蓝色大卡车拉货，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户。就在头一年，赚了20万元，而这些年前前后后投入的成本，他说达到了一百四五十万元。虽然有政府补偿，但不少养殖户仍然有“鸭飞蛋打”的感觉。

许国利的鸭棚，规模不算大，离禽流感暴发地有20里。这本来是件幸运的事情，不用被迫扑杀鸭子，但是对于不太会养鸭的许国利来说，他仍然陷入了生意的困境。他能说会道的特点，在需要日积月累勤劳苦做的生意面前，没有优势。

他有难处，之前向许生伟借了3万元，据说也向自己哥哥借了七八万。许国利的哥哥是他父母抱养来的，一直在球山村务农，七八万元对于务农的人来说，是非常多的钱了。弟弟一直跟着许国利在上海养鸭，许国利跟朋友说，借的外债很难还，好几个月给弟弟发不出工资。从情感上来说，这个时候许国利一家人的关系是紧密的。老婆贤惠，儿子可爱，弟弟跟着自己谋生，哥哥愿意借钱支持两个弟弟的生计。但经济上，这个家庭在破产边缘挣扎。

在球山村，通过宅基地大小、位置和房屋的气派程度，可以判断出房子主人的财力，以及在村中的地位    （蔡小川 摄）

 

初恋

这个时候，许国利与来惠利重逢。

两人的缘分颇为遥远。上世纪80年代末，许国利二十出头，当兵回来，开始了他四海为家的谋生之路。他跟着村里的小学同学李志刚，开始与养鸭生意沾边。当时杭州笕桥兴起了一个余杭华东家禽交易市场，从马路市场一直发展成华东最大的鸭子交易市场。笕桥离章家坝不远，很自然，章家坝成为鸭生意的周边。许国利到了章家坝，租住了来惠利家的房子。

这正是章家坝开始自己村庄蜕变史的开端之际。原5组的村民刘银忠（化名）告诉我们，村里最后两年有水稻种植是在1984年，随后，所有的农田都被开辟为菜田，一年四季种植蔬菜。蔬菜的收益当然远远高过粮食，但种蔬菜的关键是销售，章家坝离杭州近的区位优势，在选择粮食与蔬菜种植上，立即显现出来。和粮食相比，蔬菜种植周期短，村民都是自己种植收割，然后用三轮车运到杭州城里，自寻摊位贩卖。因为竞争大，刘银忠最远到过20公里外的地方卖菜，午夜12点出发，中午12点才能回家，单趟骑车就要三四个小时，非常辛苦。无论现在回忆当年种蔬菜多么劳累，但这却是章家坝人财富积累的开始。

卖菜行情不错，刘银忠记得自己当时干劲十足。更远的村镇还有水田，青蛙多，章家坝村也有脑子灵活的人做起收售青蛙的生意，偷偷摸摸卖到城里饭馆，能够率先挣到第一桶金。

勤恳的种蔬菜，胆大的卖青蛙……比较当地人的财富获取之道，大家回忆来家：来父高大帅气，却性格沉默，闷声不响，并无冒险性。他原本在生产地当队长，1982年杭州土地包产到户后卸任，回家老老实实种蔬菜。比较起来，来母矮小外向，比较会说。随着村庄机遇来临，来家跟着大家一道开始积累家庭财富。

财富带来更多财富，这是一种生态。章家坝人在种蔬菜卖青蛙挣钱之际，这里的区位之利，又成为笕桥鸭市场生意的周边。章家坝人发现，村里的房子走俏。当年杭州的《今日早报》报道：章家坝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本地人口的4倍，房租收入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超过1/3的村民家庭，房租甚至是唯一收入。

这种演变，从1990年开始，原本只是零星出现的外地租户，开始大量涌入村里，村民开始了疯狂建楼的时期。这同样是一个财富的共同记忆，那些租给外地人的房子，最开始是没有洗手间和厨房的单间，房租在100至200元左右，随着配置改善，有个独立开间后，价格逐步增加到300～400元一间。

当时租房最多的人家，可以租出二三十间房，供几十人居住，最少的人家也有十来间房子。供出租的房子都在村民的独栋自建房内，房子一般会建到超过3层，同时会在房子周围搭建大量违章偏房，有些人家甚至把房子建到了6层。房子与房子之间的距离，有些只塞得下一个衣架。

或许就是命运，许国利租住的是来家房子，遇见了正青春勃发的来惠利，一段初恋，就此展开。

这当然是最具戏剧性的情节，我们再三挖掘，它的面目仍然模糊。章家坝极少数人还记得来家漂亮的小女儿在出嫁前，曾跟一个来自诸暨的小伙子谈过恋爱。为什么分手，没有谁能提供具体的原因，出租户与租房者，尤其他们背后的财富、地位与身价之别，是当地人理解这件事儿的核心要素。村民黄喜莲（化名）有个跟来惠利姐姐同龄的女儿，她说：“你想想，这么漂亮的小女儿，诸暨又远，又没房子，条件又差。”来家拒绝做鱼食生意的许国利，甚至对恋爱过的男女双方，都显得理由正当，他们的分手并没有酿出任何风波，悄无声息。

接下来，来母操持了女儿的婚嫁，她托人给来惠利介绍了三堡的余惠林，三堡的地理位置显得更好一些，其村庄条件，尤其未来的财富机会，与章家坝不相上下。

球山村里，一位老人在乘凉。这的人宗族观念强，大多将发生在杭州的凶杀案视为村里的耻辱（黄宇 摄）

 

相逢

两个初恋情人的再度相逢，其情缘由何而起，并没有确凿答案。

在上海，即使经济窘迫无比，但许国利给人的印象，却是他永远都穿着白色的棉质衣服，出门时更是笔挺的白衬衣。白衣服，与许国利所做的体力活生计，形成明显的反差。

球山村的许生伟、楼可萍夫妇当时就在上海，与许国利一样养鸭。在时隔近20年后，楼可萍非常生动地向我们感慨，许国利那一身身白衣服给她留下的感受，这种感受指向两点，一个是许国利爱打扮，特别注重形象，再就是他背后有个爱他的女人。“我跟我老公感情也好，日子也好过，但是我不愿意每天给他洗白色的衣服，包括买衣服我也是这样，浅颜色的不要，买深颜色的，我洗起来方便。”许国利的弟弟当时也在上海与他一起干体力活，也是穿白衣服，都是许国利的前妻打理。“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出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好了。她说一句，你们以后买黑衣服就行了，不然每天洗弄多麻烦。就这一句话的事情，人家不觉得要说。”

朋友之间看见的是许妻的贤惠，初恋的女友，看见白衣中年许国利，会生成什么感受？当然，这个问题再无答案。现在能够确定的事实是：这个时候，许国利最需要的是钱！碰巧来惠利有。

许国利留在了上海。而拿到补偿款回到家乡的许生伟，一年后，听说许国利在上海大闹离婚。他特意打电话劝解：“最好不要离，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因为有儿子了。”许国利的解释是，自己在经济上已经走投无路了。养鸭养得不好，外债欠了几十万。来惠利帮助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如果不跟来惠利在一起，自己就算卖了鸭棚，也还不清来惠利的钱。

许国利还提到，来惠利会拿10万元给他的前妻，以后每月他们会给前妻800元的生活费。两人在一起，能把许国利的外债还完，鸭子还能养好。许生伟听出来了，事情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说，那你把一切安排好，不要亏待了之前的这个家。许生伟转身对老婆楼可萍说：“这个杭州女的，真是花钱买了一个老公。”

这是许国利单方面向朋友做的一个解释，试图说明他并不是无情无义之人，而是被生活所迫，走投无路。来惠利后来向许生伟两口子解释说，自己前夫虽然很有钱，但总在外边做工程，经常不回家，后来还养了小三。来惠利说她心里过得很苦。显然，这并不是事实。她的老公是一个踏实顾家的钣金工，每天在家附近干活，没有在外边跑过工程，对老婆言听计从。

许国利在离婚之际，无论是他的哥哥弟弟，还是朋友们，心里是看不起他的，非常不情愿看到许国利抛弃家庭。只不过亲戚们表现得直接，许生伟说他们作为朋友，也不好意思表现得太明显。不过许生伟和楼可萍两口子评价许国利的这一选择，说：“他就是不想过没钱的日子。”

“杭州公主”

2007年，终于离婚成功的来惠利到诸暨安华镇球山村参加许国利弟弟的婚礼，球山村的一位同龄女性向我们形容来惠利，“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杭州公主”。此时的来惠利已经40岁，但那位同龄人的“公主”感慨，是发自真心的。

能娶到杭州女人，本来就是让人赞叹的，何况还是个拆迁户。来惠利透着精明，一口杭州话讲来也好听，但是不高傲。大家知道她是来“做嫂子的”，需要替换掉许国利贤惠前妻给大家的牢固印象，因此尤其向球山村人示好。

这不是在三堡，也不是在章家坝，来惠利在拆迁户群体里十分模糊的面目，仿佛雾气散尽的玻璃，变得清晰可见。在许国利面前，在球山村人面前，她是鲜活的、个性十足的，举手投足都被高度关注。当我们在杭州她生活了50年的两个村子采访时，大家评价她与任何女性一样，每个方面都是“一般般”，她像一块困在琥珀里的昆虫。而诸暨球山村人的描述则生动很多，虽然与来惠利打交道总体不算多，但这只“昆虫”，飞出了琥珀。

来惠利和许国利的结合，是双方拼命挣脱了第一个家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