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堡家园里，一家三口在散步，这里是三堡社区最早的安置小区，小区里的人绝大多数都知道来惠利与前夫的事情，凶杀案发生后，这里的人们同样陷入惊诧，久久未能恢复平静（蔡小川 摄）

 

文/吴琪  王海燕  驳静  吴淑斌

反常识的“失踪”

杭州虽然大，但是来惠利的活动范围不大。

她一家三口住在位于杭州城东的三堡北苑，与来惠利娘家所在章家坝，隔着京杭运河，不过2公里多的距离。来惠利11岁的小女儿，在离家直线距离约50米的小学读书。来惠利这两年找了一份在平安金融中心做清洁的工作。平安金融中心这一带与来惠利家只有3公里，新建筑也是附近农民失地之后换来的新生活，它们形成了钱塘江边时髦的商务区——杭州来福士中心、万象城、杭州市民中心、财富金融中心……

来惠利所在的江干区，原本处在杭州的城乡过渡地带，由于没有湖和山的屏障，它为城市扩张提供了条件。江干区这20年撤村的历史，就是一部大城市快速伸展的浓缩史。它成为老杭州伸往钱塘江边的一只利爪，“未来的杭州中央商务区”。从1999年江干区撤村建居开始，截至今年，全区已有51个村庄被划归城市。

案发后，三堡北苑4幢的窗户成为各路视频拍摄的主角（陈中秋 摄）

 

来惠利的人生，与两个村庄关系最紧密——娘家章家坝和结婚后的三堡村。这两个村子，都是“未来的杭州中央商务区”的过去时，江干区51个消失的村庄中的2个，杭州第二批撤村建居的试点村。曾经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人，望着高楼大厦，会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像高端的万象城、财富金融中心如果落在自己村的集体土地上，说明土地租金价格起得来，那意味着他们年底有更好的分红。不然，气派的商务楼与它对应的生活，和这片土地过去的主人缺乏实质性的联系。

来惠利寻到一份在平安金融中心做保洁的工作，29岁的大女儿在50米外的万象城上班。与这里很多拆迁户一样，住房、上班、孩子上学这些原本重大的事情，在从小长大的这一小块土地上基本能解决。丈夫许国利是外来人，但随着来惠利的户口落到三堡村，看起来也过着拆迁户的生活。许国利在几公里外的地铁七堡车辆段综合维修基地开工程车，就是在地铁检修或维修时，运送零部件，这份工作也与钱江新城的快速建设相关。

距离三堡社区第一个安置家园不远，运河边还有不少长满荒草的绿地，绿地尽头，30年前的农田上矗立着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荒野与城市的拉锯，如同三堡人在传统农民和现代市民身份之间的暧昧隐喻（蔡小川 摄）

 

来惠利在7月5日凌晨的失踪，从一开始就显得奇怪。她消失在了女儿放暑假的周日凌晨，而且是以智能化城市管理闻名的杭州城区。她不像那些离开家乡去其他城市读书、定居的人，生活里分叉出多个线条。来惠利人生唯一的出其不意，是她在40岁时组建了第二个家庭，并且为这段爱情离开了杭州好几年，这是她唯一有过的远方生活。其他的人生叙事，她与拆迁户里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雷同，彼此能够覆盖。

三堡北苑是建于2006年的回迁房小区，洋红色的涂料在日晒雨淋之下显得暗淡，仅有6幢房子。外观简朴，居住密度高，让它明显区分于不远处的商品房。这6幢18层高楼，一眼全能看清，环绕着一片面积不算大的公共空地。空地上见缝插针地画出停车位，小小的绿地中间有个木头凉亭，摆放着五六把破旧的椅子，是老人们闲聊的聚集地。环绕小区一圈，步行只用五分钟。

来惠利与许国利在三堡北苑的家门口。许国利被刑拘后，门上就被贴上了封条（陈中秋 摄）

 

当你真的走进三堡北苑，会更加难以理解一个人在小区内的失踪。一个神志清醒的成年人，怎么能在这样一个人流密集、居住空间拥挤的地方消失？在快速城市化的年代，如果是在大城市里的商品房小区内，一家一户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籍贯、行业背景和成员组合，邻居们相处多年也可能互不相识。但像三堡北苑这样的回迁房小区，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农业村庄的人际特色，一个人的背景和大致生活，大家都是清楚的。它在快速运转的城市生活中，已经是为数不多的确定性。

来惠利所在的楼栋，是三堡北苑的4幢。楼道里光线昏暗，每一层有四户人。这栋楼住着69户人家一共179人。来惠利一家居住在55平方米的小两居，夫妻俩一间卧室，11岁的女儿一间卧室。

7月4日是个星期六，按照丈夫许国利的说法，自己和老婆这晚10点多看完电视后休息，5日凌晨0时30分左右，他上厕所时老婆还睡在床上，但5日早上5点多再起床时，来惠利就不见了。

这里可是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地方，一出小区门，就是四车道的大马路，小区被一间间生意不错的食杂店、果蔬店、理发店、粮油用品店、快递店包围。

三堡北苑是“智安小区”，这是杭州市这些年在小区治安方面进行许多探索和试验后的一个结果。虽然只是普通的回迁房小区，三堡北苑遍布数字高清摄像头，原来监控拍到夜间行驶的车辆，放大了都经常看不清车牌，但是新的摄像头通常在10米之外都能看清。

这样一个只有6幢楼的空间，就有内部监控96个、外围监控近千个。小区内部监控形成闭环，几乎不存在“监控死角”。对比着小区内379户1075人，外貌并不起眼的三堡北苑，摄像头和居民的比例，几乎达到了一比一。而且，小区所有楼房地下停车层都打通了，没什么死角。

可以说，居民一旦离开自己的屋子，行踪想不被记录都难。就算在自家内部，如果你躺在家里用过社交网络、支付过电子货币，一样会留下痕迹。现代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就是被各种电子产品时刻记录的“囚徒”。

可是，来惠利就消失在这样热闹的人世间。凌晨5点、从床上消失，监控中不见人影，言语决断的丈夫……让这起失踪成为了一个现实版的“密室案件”，侦探小说般的线索在网上引起了“全民探案潮”。

引起三堡居民最大震动的场面，发生在7月22日和23日。这两天杭州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36和38摄氏度，十几辆警车从三堡北苑南门一直排到了路口的红绿灯，来了许多警察，还有穿着防护服抽化粪池的人员。高温下化粪池散发出浓重的味道，围观的人把小区南门挤得水泄不通。7月23日，刚抽完化粪池这天，丈夫许国利被杭州公安采取强制措施。7月25日，杭州警方公布许国利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刑事拘留。8月6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许国利批捕。

从高处俯瞰三堡北苑小区，能看到小区内只有6幢高楼，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小型居住区，且小区内居民大多熟识，人口失踪由此显得更为离奇（陈中秋 摄）

 

低调的法事

8月7日是来惠利去世后的“五七”。回迁房里的人们，还保留村子里的习俗，对于婚丧嫁娶，有一套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操持方法。大家习惯把“社区”仍然称为“村里”，我们在与居民交谈的时候，他们也会称自己为农民。所以这篇文章里，我们多数时候沿用了“村子”和“村民”的说法，来指来惠利在杭州的生活集体。它代表着第一代拆迁户在进入城市生活后，对村子和它所代表的农业生活，态度暧昧的留恋。

“五七”是葬礼仪式中最隆重的日子之一，这一天死者家属需要迎接亡灵回家，让她不要做游魂野鬼。所以来惠利的娘家人，提前为“五七”做了准备。这个时候，村子仍然是一个盛放村民共同价值观的容器，尽管它在地理形态上发生了改变，但它在人们遭遇大事的时候，必定会被提起。这就好比农民看着天时，决定该播种还是该祈雨，有章可循是让人安心的。

按照当地习俗，一位逝者的 “五七”如何举办，取决于她是否在家去世。来惠利从“失踪者”变成了警方认定的一起“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案”的受害者，三堡人认为，这也算去世在家里。

所以从大致流程上，这场法事本应与其他人一样，但实际上，来惠利的“五七”法事，办得还是跟村里平素的仪式显露出微妙的差别。

三堡北苑南门外，好奇的路人正在朝里张望。这里是通往来惠利家居住楼最近的一个门，案发后，物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闭了此门（陈中秋 摄）

 

就在头一天，我们看到来惠利的娘家章家坝社区刚办了一场丧葬法事，悼念一位老人过世一周年。小区里搭建了两个大帐篷，老人遗像前供奉着亲友献上的祭祀品。一个道士，与四个吹吹敲敲的人，使这场法事热闹非凡。唢呐与锣鼓的声音隔着楼房都清晰可闻，主人家请了6桌客，连开了3天席。

8月7日，杭州阴着天，偶尔有一阵雨。三堡北苑变得防范森严。小区通往小公园的出口这些天已经关闭，唯一的大门，一侧通道关闭，另一侧仅留出供一人出入的空间，高峰时有七八名保安把守。从外部能看到小区内景象的地方，都被严密地遮了起来。小区临街的一溜门店，有两家能进入小区，这几天店内进小区的门不让开放。

亲戚朋友在她所住过的4幢楼下，搭起帆布棚子，供做法事，也供友人凭吊休息。但仪式比正常程序减省，从小区外听不到敲锣打鼓做法事的声音，到了晚上，棚子已经撤走，小区完全看不到做过仪式的痕迹。

7月23日，杭州警方通报来惠利的死讯，并对许国利执行强制措施，有市民来到三堡北苑外向死者献花    （陈中秋 摄）

 

这场低调的仪式，是不同群体对待来惠利事件，最后达成的某种妥协。亲友希望办好招魂仪式，让死者获得平静。三堡的一些邻居，则不希望来惠利的事情被反复提及。从7月中旬开始，来惠利失踪的消息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到访三堡北苑的陌生人突然变多。不少人拿着手机拍照和录像，保安们熟练地说着“抖音”“网红”这些词，报以对外来者的厌烦。

进入小区的陌生人，只要看起来身份不明，保安和居民们会围上去严厉地指责：“也不用编理由，我们也知道你是干吗的”；“你们拍就是为了往抖音上一发……”；“就前两天，晚上还来拍，说什么一栋楼就两盏灯亮着，邻居们都吓得搬走了”；“我们这里的居民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他们极为反感自己和小区成了各路“网红”们蹭流量的对象。再加上之前每家每户都被公安人员详细搜查过，抽化粪池的臭气熏天也让不少人抱怨。

与低调法事对应的，是同一天发生在三堡村寺庙里的一幕。这天是农历六月十九，恰巧也是佛教中观世音菩萨的三个生日之一。这片拆迁的村子，不少村子仍然保留着属于自己的寺庙，在宗教节日里与村民互动密切。只不过三堡村旧有的寺庙早就拆掉了，现在的延寿玉佛禅寺去年刚搬迁建好。它“隐藏”在三堡船闸旁的一个工地边，外观上完全看不出里边有建筑。敲开工地边的一个铁门，才发现里边是气派的三进院落寺庙。它仿佛是村子里的人才享有的一块并不真实存在的精神之地。

来惠利“五七”的同一天，庆祝观音生日的法事，凌晨3点就在这里开始了。上一个观音生日受到疫情影响，这次则显得很热闹。近百名信众在寺庙里，多数是三堡村的中年女性。她们七八人为一组围坐在一起，在佛堂里手指翻飞，将锡黄表纸折成莲花与渡船供奉观音，一边用方言闲话家常。来惠利如果没有出事，或许也是她们中的一员吧。

一公里开外，来惠利在小区里的“五七”仪式，也算是在亲友和邻居的范围内，对这件沸沸扬扬了一个多月的事件，心理上的一种“终结”。大家一致对外的想法是，事情过去了，外人就不要再来打扰。一场低调的法事后，似乎来惠利这个人的一切，也就随之而去了。

7月6日，家属向警方报案来惠利失踪后，曾在小区内外贴满了寻人启事（陈中秋 摄）

 

前夫，两桩“正义事”

这场低调的法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来惠利一家在小区微妙处境的侧写。来惠利和许国利，都不是三堡人，这样的家庭是少数。来惠利年轻的时候嫁到了这里，离婚后户口没有迁走，然后三堡又容纳了来惠利的新家庭。

对于拆迁的村庄来说，人口对应着非常现实的利益。户口能不能迁进来，至少意味着一个分房名额。来惠利的前夫，是土生土长的三堡人，这是邻居们熟悉的。来惠利后来组建的家庭，并不在大家乐于谈论的范围内。

三堡东苑与三堡北苑隔着运河，是一个规模大、楼房也更新的回迁小区。回迁小区的特点，是公共区域内会有好几处可供聊天的凉亭、回廊，还有特别活跃的老年活动中心，方便大家相聚。杭州的8月烈日炎炎，时近中午，我们在老年活动中心与吹着空调的人们聊天。“来惠利嘛，要是不离婚，现在过得不要太舒服。她以前的老公很会干活，钱都交给她。大女儿现在也快三十了，来惠利是有外孙的人了，要是不折腾，她现在就可以天天在这里打麻将。”来惠利的前夫，大家的印象是“每天干活下来，人是很脏的，他能吃苦，一个不会讲话的老实人”。

在运河东路一片工地里，隐藏着一座传统寺庙，三进院落，供养着10多位僧人。来到这里礼佛的，大多是原三堡村的中年妇女（蔡小川 摄）

 

来惠利选择了第二段婚姻，她也像是过去家庭的旁观者。2018年前后，大女儿结婚，来惠利与许国利都去参加了。婚礼上新娘父母的席位，是由前夫余惠林和后来的妻子承担的。而来惠利这个亲生母亲，在比较远的地方看着，在自己女儿婚礼上当一个普通观众。

我们第一次见到来惠利的前夫余惠林，是8月1日晚上。他从三堡社区开完会回家。余惠林晒得很黑，精瘦，一件半袖衬衫完全敞开，是个地道农民的模样。仿佛不是刚从空调房里开完会，而是刚从烈日中的菜地回来，只想赶快倒碗凉开水灌进肚里。这天三堡社区秘密开会讨论的事情，事关来惠利的小女儿，小孩子才11岁，7月4日星期六傍晚，她还和妈妈有说有笑从外面回到家中，现在她必须面对妈妈被杀、爸爸作为嫌疑人的残酷事实。往后她由谁抚养，是个大问题。

三堡社区的秘密会议，请来前夫余惠林、来惠利与前夫的女儿、许国利的大儿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开会，讨论孩子的法定监护权。

后来我们第二次见到余惠林，约莫晚上10点钟，他刚干完活儿回家，手里举个保温杯，还是一样黑瘦，半袖衬衫，不过扣子系全了。本来我们想跟他进家门，他说老婆在家，不方便，便与我们一起走到楼下。谈到前妻来惠利，他眼神黑黢黢，掉出一些悲伤，表情复杂难言。

他跟来惠利25岁相亲认识，26岁结婚。余惠林有一技之长，年轻时就开始做电焊工，装铝合金窗台、搭棚子，都是他的业务范围。这些年附近村子的人都围着房子转，建房的、装修的，余惠林的生意很好，他自己说日子不错的。2007年来惠利坚决要同他离婚，他猜想，许国利当时对来惠利应该有过威胁，因为他自己先离掉了，“诸暨人主观性很强的”。余惠林不肯，甚至大约表示过，只要来惠利回家来，她同许国利跑去上海的事再也不提。来惠利不听，她哥哥姐姐都劝过她，“劝也没用”。来惠利走了，还带走了婆家的一些拆迁款。

我们问：“她是追求爱情和浪漫吗？”

余惠林顿了一下，心里似乎过了一遍“爱情”和“浪漫”这两个词，说：“我们都是农村人，不懂这些的。”

来惠利失踪的事情发生后，余惠林没睡过安稳觉，“脑袋里总在迷迷糊糊想这个事”。按道理来讲，许国利同他，“是仇人一样的”，可现在要跟他的儿子坐在一张桌上，甚至还要考虑收养他的小女儿。但余惠林对许国利的儿子没有任何负面评价，他提到，许国利的儿子说，“要是没人收养（妹妹），我可以”。余惠林向我们感慨，“他才大学毕业，哪有这个能力”。

这天的会上，社区希望余惠林或他的女儿能签字要下监护权，他没有同意。虽然善良是乡邻们对余惠林的最大评价，但是这个小女孩，从传统观念看，他没有抚养的立场，也不认为大女儿有余力扶养妹妹，毕竟大女儿自己的孩子也还小。

说起来是个秘密会议，但也不妨碍三堡的一些人知道这事。他们言谈间，将这个叫做余惠林家做的“一桩正义事”。另一桩正义事，是给来惠利办“五七”。一种说法是，来惠利的“五七”，是由信佛的前公公出钱操办的。有村民告诉我们，来惠利的前公公余财兴“为人真当仗义”，“换作是我，这种正义事我不会去做”。但也有另一些村民称，这场法事，是由三堡社区官方出资举办的，目的是安抚安三堡北苑的居民，让这场死亡的余波尽快消散。

离婚后，来惠利生活的尴尬之处，是前公婆、前夫的重组家庭都住这一片。甚至她与前公婆是一个小区，只有6幢楼的三堡北苑。现在三堡的老人回忆起来，对来惠利的最大印象，是她离婚时的坚决。“婆婆拉着她，挽留她，说这个儿媳妇不错的，也没有留住。”

夜色中的三堡家园里，几位熟识的阿姨在聊天。虽然身处繁华都市，但作为安置小区，这里的人情世故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村庄特色（蔡小川 摄）

 

三堡的婚姻变动集中期

一个像来惠利这样的女性，人到中年时主动改变命运，并且不是为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这不管是对于章家坝人，还是三堡人来说，都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就像她前夫余惠林听到“爱情”两字的反应，眼神里都是疑惑，“我们都是农村人，不懂这些的”。

在拆迁户的身份标签下，她究竟是一个有着怎样情感的人，内心有过怎样的波澜？当我们从她离奇失踪，以至于极可能残忍被害的结局来说，不顾周围所有人反对的第二次婚姻，看上去是一场孽缘。但是每个人做选择时，是无法看着结局来做决定的。她曾经激烈追求过的，是什么呢？

其实无论是在三堡还是章家坝，一个人婚姻状况的变动，在拆迁的这十几年里，完全不是新鲜事。每一次婚姻变动，都意味着拆迁利益的变动，人们往自己的口袋里，又多加了一份获取利益的砝码。所以过去十几年，是这块拆迁地上婚姻变动特别集中的时期。

三堡村有15个生产组，6000多人，在整个江干区都算是规模大的村子。拆迁的风声20年前就开始传过来，待到2002年杭州第二批撤村建居的文件下来，2003年，三堡村与章家坝村作为这批的试点村，开始了大改造。

我们在2020年7月底，距离来惠利家两三百米处，看到的是即将成为历史的“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堡社区回迁安置工作指挥部”。从二楼挂到一楼的巨幅红底标语写着“尽早完成回迁安置 加快提升生活品质”“细心耐心诚心 服务好回迁群众”……然后一间间屋子上挂着“群众工作组第×大组”。

就在三堡社区忙着协调来惠利小女儿去向时，社区门口的围挡上，用的是大幅的宣传板，“法律提醒‘以虚假结（离）婚方式骗取国家财产’涉嫌诈骗罪”。

深夜中的钱江路。这里同样处于三堡拆迁片区内，但已经完全融入城市，用摄影师的话说，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案发区域（蔡小川 摄）

 

这块2019年7月的宣传板写着，“近年来，杭州市各区在回迁安置工作过程中发现个别被拆迁户人员，通过虚假结（离）婚方式虚报拆迁安置人口数量，非法骗取安置房和征地补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该行为涉嫌诈骗罪”。这里边详细讲了一个案子，2011年，方某某与骆某某离婚，2015年两人得知原拆迁安置回迁项目即将截止，2015年1月两人分别结婚，向政府申请4个人的回迁安置补偿。这年12月两人又分别离婚，并分别支付给离婚对象10万元“好处费”。最后四人都被判诈骗罪。

就在这块宣传板旁边，新贴出了几张打印的白纸，“三堡社区回迁安置再婚处置人员公示”。公示里提到了这里非常具体的人家，户主姓名、他们再婚对象的户籍地址、再婚时间等信息。上面有18对因为再婚而新添的三堡村民。新增人口安置的时间窗口在2020年1月14日正式关闭，这18对夫妻，登记时间最晚是2019年11月。

公示里说，对这些再婚家庭，经过递交申请、户籍核查、面审谈话及实地调查等环节，将再婚处置人员进行公示。在2020年8月5日到7日的公示期内，如果群众有异议，可以举报。这是政府在经历十几年拆迁后“磨”出来的一种经验，现在转换为工作流程，再婚加进来的人口，一定要经得起群众检验。

来惠利的前夫余惠林一家，在三堡属于 9 组，9 组是大组， 有 60 多户人家，有些组加起来都没它人多地多。2004 年，有次动静较大的拆迁，拆的正是9 组与 10 组，约有百亩地。2004年，9组和10组的房子与地拆掉后，建了今天的运新小区。被选中动迁，两大组村民大都感到幸运，“当时是开心的”，这毕竟意味着能有30万元以上的赔偿款，也不会没地方住，立马就能在三堡家园选一套房子，搬进去。三堡家园是三堡村自己所建，没有依赖开发商，建在自己村里的农田上。如果分到了三堡家园的公寓房，村里的老房子没有被拆掉，有些人会选择将其出租。

在2012年全面拆迁之前，三堡村据说还有过大小7次动拆。有些人离婚后再组家庭，新成员也被拉进了拆迁分房的大蛋糕里。在拆迁过程中做过志愿者的刘青生（化名）老人说，动员拆迁的时候，动迁者把前景说得很好，甚至鼓动大家再组家庭，多得利益。一些人假结婚，拿到分房利益后迅速离掉，村民们有上告的，多数人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并不损害自己该得的利益。真正到了政府处置的程度，往往是假结婚的人被识破后，不仅不退房，还要跟政府闹。不然在熟人熟事的环境内，很多事情有商量的余地。也就是说，政策层面上的东西，落实到乡土人情里，只要一个人的诉求不是过分到群体容忍不了，实施起来还是很有弹性的。

三堡社区里一家生意红火的麻将馆（蔡小川 摄）

 

三堡村里，为了获得额外的分房名额，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突击结婚的。两口子离婚、分别再婚，在2014年底的三堡村，更是集中发生。那再婚的外来户，得到官方认可、计入安置人口后，立刻办离婚，一结一离，这家人多得55平方米的房子，支付那临时丈夫、临时妻子劳务费，市场行情是5万元。2015年，江干区法院一位女法官接待过一位50岁的妇女，三堡村村民，想要起诉离婚，原因是男方“竟然想要跟我过日子”。她跟法官诉苦，“别人家都蛮好，我这个前前后后已经给他十来万了，他现在就是不肯离了”，并埋怨人家“不知足”。我们在三堡家园还听到过更为夺目的获利方式，比方说老两口离婚后，分别跟亲家公婆结婚，告诉我们这件事的老人家眉毛一挑，反问我们：“反正最后都是儿女的，你说这算盘打得响不响？”

在这婚姻异动的氛围里，来惠利的离婚还是显得不一样。她的动机在周围人看来，是抓不住的，仿佛是被人蛊惑的。被拆迁改变着命运的人们，能够理解因经济利益而离婚结婚，那是可以计算出得失的，结局是确定的，利益是摆在明面上的。其他缥缈的东西，是不能当饭吃的，落不到实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