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谢驭飞）

文/张天骄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有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细节，比如饭量，民国时的人就很能吃，“姜虎三人便坐在那张桌子前，要了三碗杂碎汤，三十个烧饼”。到了下半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就明显吃不动了，三天没有正经吃饭的牛爱国才吃了“五个烧饼和一海碗羊肉汤”。看到这里我笑个不停，自以为挖掘到了作者埋下的小彩蛋。

在传统观念里，单纯地记录某一个人能吃，是无聊的，也是恶俗的。但凡能在惜字如金的史书文集里留下痕迹的“饭桶”，都是名人。《太平广记》里记载了很多奇闻轶事，但“能食”这一章节里只有三个小故事，主人公分别是东晋大臣范汪、宋明帝刘彧还有前秦国君苻坚的三员猛将。一斛生梅、数升蜜渍鱼鳔、一石饭三十斤肉就是他们的战绩，饭量都很惊人，但这也只是他们或风雅或荒淫或暴虐的一个小小注脚罢了。

《世说新语》中曾记载了刘道真一顿吃了一头半小猪的事迹，有个老太太看到刘道真天天打鱼唱歌，气度不像普通人，于是做了一头小猪给他吃，刘道真居然没吃饱。老太太于是又做了一头，这次刘确实是吃饱了，还剩下了半头，又退了回去。后来刘道真做了官，破格提拔老太太的儿子。老太太又带着牛和酒来了，刘道真一摆手：走吧，我也没什么能报答你的了。可见，那顿饱饭给刘道真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读到古人的饮食单位还要换算，相比之下，现代人的大饭量看着更容易让人感同身受。在刘震云的另一部小说《头人》里，二姥爷前去打工，主家焖了一锅小米饭给他吃，二姥爷一气吃了十二海碗。主家拍着他的肩膀说：“留下吧，留下吧，能吃就能干！”这样的主人也够大气的。

唱京剧的很多都是穷苦出身，饭量本来就大，更重要的是：这时有钱了，也敢敞开吃了。程砚秋一顿饭能吃一个肘子，唱完戏还能再来十个鸡蛋。《旧京伶界漫谈》曾提到唱花脸的陈富瑞晚饭要吃一个整猪头才可入眠。有一回他赴汉口演戏，途经保定站闻到了熏鸡的香味儿，一口气吃下两只熏鸡还有九个馒头。

在唐鲁孙的回忆录里也有类似记载，比如剧评人和名角打赌吃糖炒栗子，最多的一个吃了三斤。还有几个艺人比赛喝酸梅汤，有人一口气喝了二十六碗。吃顿栗子喝碗汤就能上报纸，也足见当时京剧的火爆程度。

总之，有胃口又有经济实力，你怎么吃都无所谓，甚至会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轶事。至于天津码头工人、北京卸火车皮的苦力，一顿能吃几屉包子，喝几碗豆腐脑，是没有人关心的。

有时，饭量大小还有其他用途。在《金色夹鼻眼镜》里，福尔摩斯就是通过嗜烟如命的主人突然暴增的饭量，判断出房间设有暗道，从而破获了一起杀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