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darin乐队在上海滩（高源 摄）

“热河路就像八十年代的金坛县，梧桐垃圾灰尘和各式各样的杂货”；

“有无见过海丰的汽车、摩托车，我经常看到它们非常潇洒，红灯绿灯当无影”；

“兰州，总是在清晨里出走”；

“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

“安阳、安阳，别离的话不必多讲”；

“窗外明媚着冬天成都难有的阳光”；

“山中之城，杂乱的街，疯狂的司机与陌生的脸”；

“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她的脸”；

“我喜欢早晚的温差，鼓浪屿沙滩还有她”；

“我会在南京的路上等你，一直等到电话都响个不停”；

…………

以上这些歌词，出自不同的乐队，歌中所描述的城市的地理坐标，指引着音符的走向。每当听到这些音乐时，头脑中总会浮现出那个地方的模糊轮廓，或楼宇纵横，或炊烟缥缈。那里也是乐队诞生的地方。2017年，我采访绿洲乐队的主唱时他说，一个城市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那里一定出现过一支伟大的乐队。

要认识一座城市，无须阅读宏大的参数，有时只需播放一曲音乐。崔健曾在《北京故事》里唱道：“我面带着微笑和人们一样仍在这世上活着，我做好了准备，真话、假话、废话都得说着，突然一场运动来到了我的身边，像是一场革命把我的生活改变。”崔健像是一座城市中的重塑者，时而站在边缘，时而审视，用乐队记录充满喧嚣与杂音的时代。乐队是一个城市的记录者，无论伟大与否。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无论我怎样描述采拉这个有许多巍峨碉堡的城，都是徒劳无功的。我可以告诉你，像楼梯一样升高的街道有多少级，拱廊的弯度多大，屋顶上铺着怎样的锌片；可是我已经知道，那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你。组成这城市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它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然而这城不会泄露它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掌纹一样藏起来，写在街角、在窗格子里、在楼梯的扶手上、在避雷针的天线上、在旗杆上，每个环节依次呈现抓花的痕迹、刻凿的痕迹、涂鸦的痕迹。”直到今天，我仍旧觉得这段文字，是一段绝好的歌词。

10年前，我和朋友一同翻译了荷兰人高伟云（Jeroen de Kloet）所写的《打口中国》，作者曾对中国充满好奇，是因为在过去的20年间，北京几乎凭空冒出了近千支乐队，并对之后的音乐生态和年轻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作者没有料到的是，数年后，这本书中所写到的大多数乐队相继陨落，乐队的迭代，随着互联网音乐蔓延至北京以外的省份和地区。

2019年，第一季《乐队的夏天》播出时，我被来自连平县的九连真人所唱的《莫欺少年穷》打动；今年，来自广东海丰的五条人乐队，再次让我意识到，在情怀之外，还有更多值得注意的乐队和音乐，以及他们的诞生地。

在这一期杂志中，同事宋诗婷先后到访了广州、深圳和东莞，她站在“堆填区”乐队的现场中，被巨大的吉他声模拟出的工业声浪所震惊。广州的超级斩，东莞的蛙池，同样是女主唱，却发散出气质迥异的声音故事。2019年前，我曾以为广东仍是重型音乐的故土，现在却发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那里如同车间一样，制造出了不同样态的独立乐队，高频次地举办着各类音乐演出。

海丰的五条人乐队，杂糅着咸味的海风，带给我一种林生祥式的郊县画面感，如果说林生祥的音乐中带有的是伤痕和一点点无奈，那么五条人所唱的，大概是更多的白描和不足挂齿的忧伤。这种音乐气质无疑形成于那片海域和街区，他们用蹩脚、低沉的普通话唱道：“虽然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爱情确实让生活更加美丽。”

同事张星云抵达了成都。当地的音乐现场根据地“小酒馆”构成了与北京完全不同的摇滚生态。1997年，小酒馆在玉林西路落脚，成为一处艺术家据点，随后，它便成为了摇滚乐最重要的一个发声地。在北京的Livehouse尚未形成规模的时候，那里已经充满了年轻的躁动，很多乐队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初次登台，也正由此，一些温软细腻的音符孕育而生。

声音玩具乐队是蓉城之声，《秘密的爱》和《星期天的大街》所描述的是一种脱离了严肃、沉重的浪漫情愫，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马赛克乐队，在他们时髦、诙谐的迪斯科曲调中，仍旧歌唱着城市的年轻和最好玩的去处。不过在他们快乐的表达之下，似乎还深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

在兰州，淌不完的黄河水向东流。同事薛芃在西北听到了充满颗粒感的吉他声。那声音，像是夹杂着尘土的西北风，带着干涸的烟霾，紧紧包裹着内心。从低苦艾，到岛屿心情、黑撒乐队，这个盛产民谣的地方，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语言，简单的律动，直白的唱词，不断反复的调子，勾勒着西北的纯粹与苍茫。在城市民谣的歌词中，“兰州”不过是一支来自遥远城市的香烟，在低苦艾的歌声里，兰州是夜晚温暖的醉酒。

西北也是野孩子乐队的故乡，他们的歌声根植于黄河与土地。从90年代中期，他们的音乐便已成为鲜活的中国式蓝草音乐范本，在苍岭、霜雪包裹的唱腔中，回荡着最原始的腔调。再后来他们搬到了云南，像是很多贪恋安逸的人一样，在那里定居、生活。同事卡生在她的故乡找到了野孩子。张佺告诉她，河流是人生的歌，是漫长的漂泊，是远方的幻觉，是静止的时间，也是想象的消逝。云南独特的高原环境，塑造了新的野孩子乐队，他们在彼岸登陆，在雨绵绵的古城中歌唱恍如隔世，歌唱黑雨将至前的凄寂，因为那里容得下朴素和简单，因为在音乐响起前，他们不需要语言的表达。

Mandarin乐队的排练室在上海一间大厦的高层，闹中取静，站在窗边，可以俯瞰半个长宁区的街道，三个年轻人随意拨动下乐器，便能构成迷离的几何式音阶。同事陈璐因为年轻的Mandarin来到了上海，却在育音堂的现场里意外地发现了被欢乐节奏笼罩着的号外乐队；在JZ爵士俱乐部，鼓手安雨跳上舞台，和乐队玩起即兴演奏；凌晨3点，从充斥着电子舞曲的44KW夜店走出，这个被潮流、商业裹挟着的城市，蜕变成另一种场景，形形色色的年轻人，社畜、雅痞、二次元、嘻哈青年相映成趣，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街区生态。

在鸭打鹅乐队的作品中，可以听到错落的空间感、数学式的鼓点和扭曲的混响，他们的音乐像工整的平面设计，那种曲调是属于上海的。《太空提款机》像是纵横在楼宇和车流间的一道光线，它显然更适合在茂名路这样的小道上聆听，而注定不是北京宽阔的长安街。

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认为他们没有特定的“归属感”，无论南京、北京还是成都，都不足以承载他们的音乐。华东选择住在北京，是因为这里的紧迫感，仅此而已。

同事张月寒在北京采访了木马乐队，他们在1998年成立于北京。最初，他们称自己是医生、诗人和火车司机的儿子，很多人是在《摩登天空》杂志上第一次听到他们的《舞步》这首歌，音乐充满昏暗的色调，如同歌词所写，“每块墓碑上都涂抹着青春”。主唱谢强常常出没在鼓楼的Mao和海淀区的D-22，在这两家俱乐部相继停业后，他又成为了“学校”酒吧的常客，因为乐队的老朋友们总是出现在那里。在地下摇滚乐的现场，他目睹着这个圈子的繁荣、沉寂与高潮、蜕变。

北京音乐圈所能波及的范围有限，最远只能辐射到石家庄，却在那里制造出了华北平原上最独特的荒芜，万能青年旅店在《这个行星所有的酒馆》里清醒地讲述“只唱情歌，看不到坦克”，那个干涸、苍凉的声音，随着秦皇岛的海风，随处飘散。

傻子与白痴的主唱蔡维泽认为，今天的台湾乐队大多受到了“草东没有派对”的影响，他们的音乐与“万青”相似，骨子里是绝无出路的虚无。同事孙若茜先后采访了三支台湾的乐队，椅子、傻子与白痴、康姆士，他们是今年来到《乐队的夏天》的乐队，从他们的音乐中不难听出融合、多元的曲风，以及少了一份沉重感的表达。

以上是我们本期选定的7个音乐发生地，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们试图走到其中，近距离聆听那片城市、土地里发出的微弱的气息，随着乐队的讲述，想象一下那些音乐记录了关于我们的哪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