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东

由于总在念着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的古训，也总在勉励自己务必要 “慎终如始 ”，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我认准了又干上瘾的学业，无论是我所创办的丛书、所主持的杂志、所发起的机构，乃至所从事的治学活动，总还被公认为有始有终 ,乃至终于 “熬成了传统 ”。

当然，也曾遭遇过很多波折顿挫，比如早年参加的丛书和杂志，以及后来倡议的民间学术组织。而每一回这样的碰壁，都并非缘于自己的心灰意懒，无非是撞上了无可抗拒的，还往往有些相似的缘由。同样事出无奈的是，半年之前，不得不又忍痛离别了清华国学院——这个我曾以高度热情去复建、冀望它能续写辉煌的研究机构。

至少从相当长一段时间算起，相对于自己总还算不乏耐力的、仿佛已能自在充满的学术生涯，这都属于一种罕见的例外了，而且是代价惨重、不堪回首的例外。不过，既然一时间这般地不堪回首，也就姑且按下心头的隐痛，干脆等过些时日再来回顾吧。义山所讲的 “此情可待成追忆 ”，正可用来状摹此时的心境。

不过反过来说，如从更积极的角度来宽解，总还能把由此得出的人生教训，带到今后的规划与企图中；而且，一旦转移到了久别的西子湖畔，还油然记起了已有些淡忘的夙愿，那正是三十八年前在湖边立下的，希望能在 “学业有成 ”之后，再返回这座 “画中游 ”的校园。—基于这种自我宽解的意义，这趟磕磕绊绊的人生轨迹，也总算画出了一个完满的圆周吧？

还可聊以自慰的是，虽说已然“三十八年过去 ”，而且，任何学者用功到了此时，也总难免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某些身体上的伤损，可不管怎么说，毕竟自度还远没有衰老；无论是远近的友人，还是身边的弟子，都往往在惊叹我的 “精力过人 ”。更不要说，这次再把书桌又搬回杭州，也正是借以 “抗拒衰老 ”的手段，由此就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时间，来享受自己挚爱的治学活动，以完成许多藏在心底的未竟计划，这就益发逼得不敢认命老去了！

此外，还可借机再找一点方便。虽然昔日在 “清华国学院 ”里，也曾一再提示那边的弟子们，先不要讲早年的 “五大导师 ”，其国学造诣是如何的深厚，至少要同样看到他们的西学，在当年也属于领先或超前的；可无论如何，毕竟创办在西湖边的 “中西书院 ”，更可以由自己来自主地命名了，于是从感觉上就来得更加平衡和妥帖，远比像 “国学院 ”那样单向度的名号，更能匹配自己此生的用心所在。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一旦调整好了运思的角度，那么自己这次搬迁或挪移，虽说也颇费时间与精力，甚至经常弄得夜不成寐，就算不上什么舍弃或断裂了。无论如何，自己一手打造的这两个机构，虽说分别坐落在北国与南国，可至少在我的内心深处，后者正乃前者的逻辑延续。这也就意味着，不管清华那边会怎么办下去，自己当初所企划的办院宗旨，都会在中西书院里接续下去，乃至更加发扬光大。

也正是借助于此间的连贯，自己这个原本就嫌开始得太晚，故更怕它结束得太早的学术生涯，即使已算是勉强画出了个圆周，可在我心里却毫无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之念；刚好相反，恰是在某种 “重临起点 ”的新鲜感中，反让自己重又鼓起了一股心劲，希望能在 “乐以忘忧 ”的心态之中，去“不知老之将至 ”地忘情写作，那不光会从数量上，意味着很多很多的新作，还更将从质量上，意味着越写越好的新作。

说到这里，就不免要再来分说一下：从当年那个返本开新的 “国学院 ”，到如今这个更加平衡的“中西书院 ”，都贯穿了一条怎样的思想脉络，乃至对准了一个怎样的思想目标？如果一言以蔽之，那正是因为我一向坚定地认为：真能让我们度过当前这场人类危机的，绝不会来自哪种特定的“殊别文化 ”，而只会更宽广地来自 “文化间性 ”。基于这样的信念，如果我当年为清华国学院所拟的院训，是 “宽正、沉潜、广大、高明 ”这八个字，旨在提倡一种中正平远的学风，那么，我现在为中西书院拟出的楹联，则是 “日就月将，学究中西之际；朝乾夕惕，思通今古其间 ”，其中又隐藏了自己新拟的院训，以提示什么才是当今思想的要冲。事实上，自从中西文化开始了剧烈碰撞，为了适应并走出其中的困境，至少在中国文化的地界中，成为一位 “大学者 ”的自我期许，也跟着从往昔的 “经史子集 ”，拓展成了此后的 “学贯中西 ”；或者说，对于以治学为业的学者，他以往那种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的寒窗生涯，也随之变成了 “半日古文，半日外文 ”的日常功课。

正如我在北大教书时所写到的：“每天都摞向我们案头的西方学术译著，和林立于我们四壁书架上的中国古代典籍，已经非常鲜明和直观地提示着我们，如今不管谁想要 ‘接着讲 ’，也至少要承袭这两种精神传统去开讲，而且是两种经常相互在解构和解毒的传统！由此很自然地，如果我们自信还并非只是在以西方传统或中国传统为业，而是在以思想本身为自己的事业，那么两种传统之间的 ‘对着讲 ’，就无疑是一种更合理也更宽容的学术选择。”这就意味着，在相互解构的 “诸神之争 ”中，任何只愿去倚靠一个文明的想法，都不啻放弃了思想上的选择自由，说到底不过是沦为文化宿命论。

又正如我在清华教书时所写的：“正是在这种具有 ‘自反性 ’的‘对着讲 ’中，我们在把自己的国学带入那个 ‘大空间 ’的同时，也应当头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后的传统无论多么厚重和伟大，都绝不是什么僵硬的、刀枪不入的死物；恰恰相反，它会在我们同世界进行持续对话的同时，不断借助于这种对话的 ‘反作用力 ’，而同整个国际文化展开良性的互动，从而不断地谋求自身的递进，也日益地走向开放与自由。如果宏观地展望，实际上全世界各个民族的 ‘国学 ’，都在百川归海地加入这场 ‘重铸金身’的运动，而我们的传统当然也不能自外于它。”

如此这般的 “对着讲 ”，意味着眼下所要进行的，不再是以往那种 “点与点 ”之间的对话，那种直如 “思想儿戏 ”般的对话，更像能变出任何东西的魔术，或者用我以往的形容，是所谓 “比较的巫术 ”；与此相反，立足于犬牙交错的文明边际，也只能去进行“河流与河流 ”之间的对话。换句话说，我们更需深入到价值内核中，去探索各大文明的基本运势，以反思其中的成败利钝、进退得失；而绝不只是在某个文明史的转弯处，去随意对比哪两段曲率的碰巧相似。只有在这样的思想力度和宽度上，我们眼下正盯紧的这个 “中西之际 ”，才有可能成为未来文明价值的生长点。

可想而知，这岂止是成倍地增加了难度！而且，又正是因为这样的难度，越是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也就越痛惜早年被耽误的时光。要是能拿 “十年寒窗 ”的充实，来替换那 “十年浩劫 ”的空耗，那么，此生又该能多读多少好书、多掌握几种语言？那样的话，或许现在的学术可能性，就足以获得成比例的增加？所以，一直活到了今天这个份上，生命中还是这般充满偶然，而且，下一个更加不确定的因素，就在于究竟是否 “天假以年 ”，让自己去完成那个心心念念的目标。

话虽如此，还是要充满历史感地看到，当今整个世界所遭遇的危机，对于任何一位思想家而言，又偏都属于 “千载难逢 ”的机运。正如我在社科院工作时又写道：“历史阵痛最剧烈的时代，往往也正是历史惰性最小的时代。纵观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之后的全部世界史，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的哪个民族，会像近现代中国人这样苦难深重地游离于各种既成的文化秩序之外；但也正因为这样，也就再没有谁会比他们更容易从心情上接近敞开着最大创造机会的新的 ‘轴心时代 ’。为了不辜负这样千载难逢的返本开新的历史良机，或者更干脆一点儿说，为了不白遭这一场大罪，当代中国的真正主题，就……在于平心静气地参考着中国、西方及其他文明历程的全部正反经验，敏感着已经对全人类构成巨大挑战的所有当代问题，去比较和检讨过去那几个伟大先知的一切长短得失，借此思想出融汇了东西文明之优点的更正确的价值理念，并把它有效地注入正待激活的中国传统之中。”

不管能否最终完成这种使命，可毕竟在前述那几个 “十年 ”中，自己既没有片刻地消歇过，更没有哪怕一次沉沦过，还是由于心存了这样的念想。此外，也不管在新的 “轴心时代 ”里，那样一种崭新的 “人生解决方案 ”，到头来会产生自哪一副头脑中，可毕竟，它终究要由哪个人去想出来，反正不是你的，就是我的，要不就是他的，绝不会听命于任何指令，也绝不会产生于任何机器。

此外，既已创办了以此为名的学术机构，那么，这种念头也势必从个人的念想，更其转化成某种集体的使命，并非唯有一人在孤独地思考。正因为这样，这套再次创办的 “中西丛书 ”，也自然要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记录下我和我的同事们朝着这种方向的接力探求。

好吧，既是这般 “路漫漫其修远兮 ”，那就权且以眼下这套书，发出 “再次出发 ”的启动讯号吧！

二○二○年十二月九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长问西东》，刘东著，“中西丛书 ”第一种，中华书局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