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谢驭飞）

文/ 张天骄

拜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所赐，我们见识了英国美丽宁静的村庄和各式各样的庄园。但这祥和的场景总是伴随着凶杀案或者失窃案。一大票人等着被怀疑、被审视。而这些人里，总少不了管家的身影。没办法，但凡能住得起庄园的，也就意味着拥有一份偌大的产业，主人不可能事必躬亲，管家外加男仆女仆是基本配置。好在天理昭彰，这些小说里，绝大部分管家都是清白的，破案之后可以继续为活着的主人服务。

不过，还是有杀人越货的管家。英国女作家鲁斯·伦德尔写过一本推理小说叫“女管家的心事”，开篇第一句就是：“尤妮丝·帕切曼枪杀了科弗代尔一家——因为她不识字。”女管家一直都在掩盖自己不识字的事实，最终还是被雇主发现了，但并没有歧视她。反倒是女管家的自卑在不断地积累，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开枪时，女管家的脑海里产生了奇特的变化：“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幻化成了文字。他们变成了书柜里的那些东西，白纸上的那些黑块块，她永远的敌人，她憎恨却又渴望的东西。”

在中国，管家这一行当注定就是被怀疑的对象，倒不是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是管家负责经手采购和雇佣，所以，大捞油水是难免的。老舍写的《正红旗下》里面有一大段关于管家的对话，是一个叫定禄的“富二代”说的：“我叫他去买一只小兔，他会赚一匹骆驼的钱。”当别人问及为什么不辞了管家，答复是无奈的：“我五年前就想辞了他！可是，他走了，我怎么办呢？怎见得找个新人来，买只小兔，不赚三匹骆驼的钱呢？”定大爷家财万贯，“光书房就有带廊子的六大间”，想必几百匹骆驼钱还是耗得起的。

如果说清朝北京管家“吃拿卡要”是旧时传统，那在上海滩的新式管家则是另一种工作方式。20世纪20年代，美国女记者艾琳·科尔巴利·库恩曾在上海工作，她发现中国人做管家和英国人一样出色，“他负责招募仆佣，管理所有人员，肩负其他如倒酒、招待膳食和应门等特殊责任”。更重要的是，“每个月底，管家会和夫人结总账，她拿出钱来，由他转付供货商。这时，供货商会给管家回扣，谢谢他带来的生意”，但这笔金额不会被偷偷塞进腰包，而是“一丝不苟地记在账簿上，并入购买价格的计算”。当然，“所有的佣人领薪水时也要贡献一小份给管家。从来没人抗议或抱怨，早已约定俗成”。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管家都被动地等待被审查，日本小说《推理要在晚餐后》写的就是一个管家的翻身之路。某大财团总裁之女入职成为普通刑警。遇到难题，她就会在晚餐时，叨叨给斟酒布菜的管家听，而管家每次都能心思缜密地指点迷津，使凶手绳之以法，也算是给管家们争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