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尤小立

过去，我们喜欢以 “传统 ”与“现代 ”的二分法来观照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家庭（族）及其变革过程，这样做，看到的多是宏大的、变的一面，细微的、不变的一面容易被屏蔽，那些介于变与不变之间的，或可称为 “人类之习惯 ”“人类之情感 ”的共通成分，则难以

入史，多数被忽略。

二○一九年初，我曾应约为某学术刊物写过一篇有关顾颉刚与 “五四 ”思想关联的论文，其中涉及 “家庭改造 ”的内容，我的结论是： “五四 ”时期，顾颉刚走出了传统，走向了现代，成为一个现代青年。

但最近重读顾颉刚日记和书信，我发现这个结论未免失之于简单。

一 

“走向现代 ”，指的是顾颉刚走出了 “旧家庭 ”。一九二○年九月，在傅斯年、罗家伦等同学的鼓动和老师胡适的资助下，顾颉刚终于决定离开苏州的原生家庭，回北京大学担任助教兼图书馆编目员，且承担了《新潮》杂志后期的编辑工作。两年前，在《新潮》上，他曾经以亲身经历，公开控诉 “旧家庭 ”是残害人性的 “恶地狱 ”，以至于鼓吹家庭乃 “万恶之原 ”的同学兼挚友傅斯年也感觉震惊。重归北大后，他又续写了《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的后两部分，且亲手编辑，刊登在《新潮》上。

虽然后两部分并没有第一部分的冲击力大，但仅依照此文亦可判定，在“五四 ”学生中，他有关 “家庭改造 ”的见解也是相当 “先进 ”和“现代 ”的，作为 “现代青年 ”的形象应该是坐实的。但“五四 ”后，顾颉刚在与原生家庭（族），特别是与父亲的关系上，却显得不甚 “现代”。

一般而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走出原生家庭（族），远赴他乡，就意味着原有关系和相处模式亦将发生变化。顾颉刚也不例外。当他走出原生家庭后，对其家乡的认同感就在变化。一九二四年春节，他第二次在北京过年，与友人到天桥一带观摩民间艺术，就生发了 “为真正的北京人 ”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与日记所出现的对家乡苏州社会的观察和批评颇相对应。

可是，走出了原生家庭（族），并不意味着不再与原生家庭（族）联系。从一九一六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至一九三九年其父去世，除了少数例外，顾颉刚基本每月都保持给父亲顾柏年写两封信。加之多次回苏州或赴杭州探望父亲，在苏、杭参与各种家庭（族）的仪式活动，他与原生家庭（特别是其父亲）的联系可谓密切。

一九二○年九月前，顾颉刚回应罗家伦、傅斯年等同学 “走出家庭 ”的劝导，用了两个词，一个是 “报恩 ”，一个是 “爱情 ”。当时， 

“报恩 ”的具体对象是其祖母，后来他说的 “不得祖母，男必丧生 ”或可解释何以要 “报恩 ”。至于 “爱情 ”，即今之 “亲情 ”，与“报恩 ”一样，都体现在 “情”字上。他不愿意与原生家庭一刀两断，就是因为有 “亲情 ”存在，不同意 “家庭改造 ”的决绝做法，也是基于 “亲情 ”的考虑。不过，在众声喧哗时，他所说的 “在现在的社会里，要去解散家庭，实在是件做不到的事 ”不像是登高一呼，倒像是自言自语。或许在他看来，既然化人不得，就只有反求诸己。

二

现存顾颉刚传记较多地反映出顾颉刚与原生家庭（族）、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在其日记和书信中亦多有展示，可谓证据确凿。其原生家庭以及其父的 “积威 ”是旧传统的象征，顾颉刚的不满则是新青年的新气象。“新”与“旧”较量仿佛顺应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而顾颉刚的境遇以及与境遇的抗争，正是近代历史 “新”战胜 “旧”的缩影。

不过，围绕顾颉刚与原生家庭关系的，并非全是 “理”，而主要是“情”，即他所说的 “在理上无服从父亲之必要，惟在情上不得不服从 ”。作为 “五四 ”青年，顾颉刚具备自由、民主和平等意识，他也因为原生家庭（族）对自由的压抑和对平等的忽视而迸发出决裂之心。一九二一年与继母公开对骂后，他就想与家庭决裂，未实施是 “诚不忍使（父）大人伤心 ”。这个 “不忍之心 ”就属于 “情”的范畴。顾颉刚对于祖母，是为了报答其养育和庇护之恩，而对待其父，则是为报答教育之义。“不忍之心 ”就是对不失学的报答。

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把其父的教育之义，即从私塾到大学毕业的花费，具体化为一个数字：三千元。当然，此数或没有考虑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和利息升降的外部因素。它所对应的是，其父让他供养家庭（族）的支出。依照其父的标准，为维持小康之家的日用开支和地位，每月至少要给家庭（族）贡献五六十元，以此供养父母、叔辈，维持仪式运作，修缮老宅，或作为 “家产 ”之一传之后辈，以显示香火永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顾颉刚在北大任助教和图书馆校对员，薪酬不高，且经常遭遇欠薪，不得已向友人借贷，月末往往有捉襟见肘之困，五六十元的 “养家 ”之贡遂成为负担。　　

不过，顾颉刚已不再有传统的 “养家 ”意识，加之在家族中曾经受到的种种压抑和不快，他也无意关心家族的延续和未来。“养家 ” 的唯一对象只有其父亲，所以，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接父来京，便有“多年迎养之愿始遂 ”的宽慰。

但顾父对顾颉刚始终存在 “积威 ”，晚年仍 “声色俱厉 ”地斥责，故在顾颉刚日记中，留下了不少牢骚和不满。这也容易让人感觉父子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其实，在二十年代末，顾颉刚经济条件好转后，双方的关系也变得比较融洽。一九三二年一月，顾颉刚赴杭省亲，适逢上海 “一?二八 ”战事，交通中断，在杭州一住四个月，期间的日记并无不满的记载。其父来京后，顾颉刚时常陪侍听戏、在饭店用餐，而游览所及，似囊括了京城的名胜古迹。

父子俩真正的矛盾，还在于彼此的追求和目标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视角上的差异。其父像天下的父母一样，首先关心儿子的平安，加之天生谨慎，一有风吹草动就首先想着收起羽翼，安稳第一。其一九一三年起在两浙盐运使署课税、文牍等科担任科长，二十三年如一日，勤恳踏实，却也养成小富即安的习惯。

顾颉刚对其父的抱怨，经常涉及三个方面：做事 “无计划 ”“不了解我 ”和“不明时势 ”。做事 “无计划 ”主要是对人生缺乏长远规划，这乃是小富即安的表现，而顾颉刚内心是有大追求的，所以他会感觉与其父之间的 “隔膜 ”。一九二三年，其父了解到北大时有欠薪的情况，要顾颉刚回苏州以编书为业，后者在日记中抱怨说：

“不为我设身处地，而徒随情主张，亦太隔膜了。”“隔膜 ”的是 “小环境 ”，不能 “设身处地 ”也就是不理解学术工作所应有的 “小环境 ”。在回信中，顾颉刚专门比较了北京与苏州学术环境的差异：“在京编书，所入与在苏同，而为事则较便。一以北京学术机关甚多，如京师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均可供参考。二以北京师友多，不愁无问讯处，苏州则孤陋寡闻矣。”但是，像其他的解释一样，并未获得其父的首肯。

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前，顾颉刚尚处于学习和学术上的摸索阶段，故使用的是 “隔膜 ”，后来在学界渐渐起势，到三十年代初更与胡适、傅斯年并称北平新派学界的 “三老板 ”之一。随后，他日记中父子间的 “隔膜 ”变成了 “不了解我 ”。这主要指不了解顾颉刚的事业和抱负，但如果加上 “不明时势 ”，也有不了解顾颉刚的地位之意在。 

“不明时势 ”也指不明国家大势。此亦可知，家国同构的传统体制下，“家”虽是 “国”的基础，但“家长 ”未必都关心民族、国家的命运，至于 “为国毁家 ”则完全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一九三七年 “七七事变 ”后，北京（平）的大学被迫南迁，其父担心南迁费用，又不忍割舍故乡老宅，执意归苏，结果父子两人（家），一个在苏州，一个先在云南、后在成都，相隔千里。其时，顾颉刚出于民族大义而倾力办通俗刊物、编辑通俗图书，宣传抗战，但其父来信，仍旧要他回苏闭门读书，甚至口气决绝，“声色俱厉 ”。在民族危机之时，顾颉刚更有正当理由反抗 “父权 ”。在日记中，他不仅是抱怨 “此何等时，乃欲我还苏州乎 ”，亦直接点出其父对国家大势漠然的后果： 

“父大人行事漫无计画，亦不谙时势，既害了我，亦害了他自己。”

从顾颉刚日记中 “此是何日，乃能以常理相绳矣 ”亦可推知，其父在来信中没少讲诸如 “养家 ”“侍父 ”的“常理 ”。但正值战时，交通遇阻，从西南回苏州几无可能，“养家 ”“侍父 ”也变得不现实。

当然，二十年代，顾颉刚在学界渐有影响后，其父也是欣慰的。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九日，其父在信中称：“汝文名甚好，苏（州）人士大半知之，甚慰老怀。”这种将他人评价看得比自己的认知更重要，与其说是体现其父的特点，不如说是体现一般父母的特点更合适。但作为儿子，顾颉刚或更希望得到父亲自己的肯定。而限于自身的知识和眼光，其父无法准确判断儿子的水平和地位，这个愿望终未实现。顾颉刚所谓 “父大人不了解我，即此可知 ”是在其父去世前的十几天所说，基本等于是盖棺之论。

三

事实上，顾颉刚父子在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扮演上，都体现出分裂的特征。这些分裂更多地取决于性格而非 “传统 ”抑或 “现代 ”。

顾父在两浙盐运使署的科长职位上勤恳负责，即便高烧也坚持工作，深得几任署长的信任。但在家中，其妻（顾颉刚继母）任他 “为牛为马 ”，其兄弟（顾颉刚叔父）私吞家族公产和借钱不还，他都以 “一体之情 ”或“不妨通融 ”为由忍气吞声。可是，对待儿子顾颉刚，却始终居高临下，威严厉色。

顾颉刚在成名之前就显示出 “领袖气质 ”，老师辈同事、北大教授沈兼士谓他为 “台柱子 ”，同乡挚友、作家叶圣陶谓其为 “朋友中心人物 ”，同乡兼北大同窗、翻译家潘家洵则谓之 “带头大哥 ”。到《古史辨》出版，他更成了 “古史辨 ”派的领袖。一九三四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具有 “湖南人的感情，广东人的魄力，江苏人的才智”。这些优点是就社会角色而言的。在家庭中则表现为 “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压迫成的 ”迁就和隐忍。

迁就是对待家人，所以，即便是称叔父为 “小人 ”，他也没有中断与其书信往来；哪怕是对 “非人类宜有 ”的继母切齿痛恨，在回苏州或者赴杭州探望父亲时，也与之交谈，陪同游览。隐忍的则是自己。他对旧式葬礼感觉极差，感叹 “此种劳民伤财之事，如何适存于今世”！一九三四年八月，其继母在杭州去世，他前去奔丧，发现杭州的旧礼较之苏州要简单，颇觉欣慰。但是，习惯性地迁就和隐忍让其感觉、认知与行为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早在一九二二年七月，顾颉刚祖母离世，恩师胡适来信劝他实行丧事改革，一切从简，顾颉刚回信说：“我要改革，更说不到，因为权不在我，反对了也生不出一点效力。我可以做到的，只有不由我去踵事增华。”其继母去世，胡适又来电云：“吾兄望重一时，四方观礼，望痛革礼俗，以为世倡。”这次针对的是五年前顾颉刚为其父六十岁寿辰而高调做寿，引起媒体批评，但顾颉刚在日记中说： “然今日之事权不在我，又何从其言耶？”在回复胡适的信中，又加了一段解释：“且家父年老，不忍伤其心，故且维持旧仪，将来必有以报命耳。”结果，为其父做寿花费至少八百元，继母丧礼花费一千五百元。

顾颉刚在家庭中，基本就是顺从、放任，他无意管家，这是 “权不在我 ”的结果，也是《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续）》中，顾颉刚借用国外的新知而倡言 “没有人格也不应该承担义务 ”的表现。

顾颉刚将此类矛盾现象称为 “盖理智与情感不相让也 ”。此语出自日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条，郑侃嬨就《对于旧家庭的感想》发表感想后的按语。郑以为，“感想 ”一文 “不如今日所作 ”，原因是 “顾虑太多，既要改造旧家庭，就不得怕尊长痛苦 ”。顾的按语另有：“予非革命家，即此可见。”可知，在顾颉刚眼里，“革命家 ”的改造对象是社会，即社会革命（改革）家。顾颉刚为父六十寿辰做寿受到批评后，也有类似的表白，他自认不是 “社会改革家 ”或“思想家 ”，唯在 “读书作文 ”上“颇能一致 ”，“故予只得从笔墨中求进展也 ”。

此时距一九一八年，虽已过去了二十六年，顾颉刚未必真忘记自己有关 “社会改革 ”的言论和主张。而“九一八 ”以后，他致力于通俗编刊社的工作，出版通俗刊物、编辑通俗图书，鼓动抗战，做的亦是 “社会改革家 ”或“思想家 ”的相关工作。合理的解释是，顾颉刚乃 “在家言家 ”，即从家庭逻辑上行事。一九七三年七月，他在日记中所加的一段补记，或可为一证明。 

“补记 ”回顾了早年在原生家庭（族）里的痛苦经历，“小人 ”作风的叔父和未受过教育的继母在其父面前，经常嘲笑顾颉刚没出息，只管花家里的钱读书，不能赚钱养家。因此，一九二九年，他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收入较丰后，决意为父亲隆重做寿，结果是 “各处寿文至不胜悬，从此渠（按：指其叔父与继母）遂另眼相看 ”。

为在家中争口气而不惜牺牲社会形象，足见顾颉刚在原生家庭（族）里遭受的痛苦和压抑远超过了社会给予他的待遇。但是，仅仅按照家庭逻辑行事必然与社会逻辑相冲突。因为顾颉刚不仅是社会人，而且是学界之翘楚。他的自我解说，体现的多是人性的局限，而非对自我的真正反思。

更有甚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让其父放妻子殷履安来京，避免在原生家庭（族）里受气，顾颉刚竟在继母去世后建议父亲纳妾，以照顾生活。一九二二年十月，他曾对父亲为延续香火，未予通报即收叔父之孙为嗣子痛心疾首而写信抗议，可是，十六年后，却决定满足父亲愿望纳妾生子。依照他的逻辑，这样做 “固非时代所许，但两害相权取其轻 ”。　

四

血缘关系下的 “亲情 ”是微妙的，它或许涉及本能，往往在刹那间闪现，直达内心深处。一九二六年八月，顾颉刚赴杭州省亲时，感觉父亲老态逼人，他用了一个 “此甚足使游子伤怀 ”的表述。“足使 ”乃客观说法，仿佛是在讲他人的感受，足见此时并非刻骨铭心。八年后，他再赴杭州，见到丧妻而更加衰老的父亲，在一个闪念下，似乎感觉侍父之责任重大，远过自己的事业。他决定辞去燕京大学的教职。他主动替父亲整理藏书、碑帖，且分门别类，编制目录，这或许也是对长期在外工作不能侍奉父亲的补偿行为。燕京大学的同事洪煨莲（业）来信说：“父子以天合，学校以人合。”他是在劝顾颉刚不要辞职。但顾颉刚回信说，《左传》云：“人尽夫也，父一而已。”父亲既是唯一，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侍父？这当然是出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感。

家庭关系的复杂性还包括它的自足和自我消解的一面。顾颉刚对原生家庭（族）和父亲的抱怨基本没有中断过。他甚至将父亲与自己的通信汇集在一起，起名 “缚住了吗？”留作证据，供后人评判。可是，日记中的抱怨与日记中使用的 “父大人 ”的虔诚称谓，以及信中 “禀父大人 ”的抬头并存，又让抱怨隐私化，变成了家庭内部不可避免的磕碰，父子间无法例外的龃龉。

从一九一八年开始，顾颉刚对原生家庭（族）的控诉和抱怨就出现在与同乡友人、同学、同事以及殷履安的通信中。朋友、同学、同事读后，深感震惊，以为他坠入如此痛苦深渊，一定无法忍受，故纷纷劝他以 “娜拉出走 ”的方式离开 “旧家庭 ”。可是，他却仿佛宣泄了怨恨，心里重归平静，继续循着家庭逻辑，做着诸多抱怨过的事。这也让朋友、同学、同事感觉到家事难料，毋庸外人置喙的无奈。

从晚清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 “毁家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家庭改造 ”，到随后的促发人员社会流动性加快的战争、革命以及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这些不仅从理念上冲击着传统的大家族式家庭的根基，也直接导致多数传统大家庭（族）走向解体。在这个浪潮中，顾颉刚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考虑 “养家 ”差不多颠覆了顾颉刚以前遵循家庭逻辑做的所有的非常 “旧”的事。从此，他的小家庭也游离出顾氏大家族，变得分子化。从家庭社会学上看，家庭日渐分子化的趋势，既导致了社会基础的重组，也通过与传统断裂的方式，实际地完成了家庭的 “革命 ”。这是只愿 “改造 ”家庭，而无意 “革命 ”家庭的顾颉刚始料未及的。当然，家庭 “革命 ”的现象，还主要体现在中国城市的新派、新生的精英阶层中。

回过头来看，“家”本身的共通性是永远不变的，变的只有时代性。顾颉刚在原生家庭（族）的遭遇，他与原生家庭（族）、与其父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变迁的例证，也折射出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