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 丰

日常烦乱的生活遮蔽了我们，侵占了我们全部的空间。有时间，我们有机会，要去遥远的地方放松一下，中亚是个不错的地方。友人朱玉麒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告诉我们：

其实有很多的理由来这里。

来了，

却发现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该来这里。

因为这是鲜花盛开的季节！

没有理由也要去。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才有这般豪言。我却没有这样的准备，遇到趣事是意外的收获。

这次我们去的是塔吉克斯坦。

六月底的中亚，是鲜花和瓜果的世界。苦盏（khojand）的樱桃非常有名，它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整个塔吉克斯坦最富庶的地方。不过，看到最多的仍然是竖立在街边的拉赫蒙总统的画像，印象最深的则是一次购书事件。

早晨九点前后，在好客的主人的精心安排下，我们一行乘着一辆旅行车，七拐八拐地来到一家私人博物馆。说是博物馆，还不如说是一处民宿来得更准确。主人叫努孜姆江，个子不高，长着一双狡黠的眼睛，炯炯有神，据说是一个蛋糕商人。院子很大，长满了果树，热情的主人先带我们参观了他的院落。院子里面放着上世纪初的大轮木车，还有一道水渠，水的来源则是井。靠西面的房间，放着他的收藏。房子不太大，有里外两间。靠外的一间四壁全是货架，放的是常见的民俗用品，有一些农具，生活用品如油灯、熨斗、地毯、小的铁器等，对这些东西我们兴趣不大。里屋铺着地毯，是他放珍贵物品的地方，有一些书籍，大概都是宗教类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一行人中能看懂这些书籍的只有王一丹一人。

我们还在端详外屋的农具，忽听王一丹在呼唤某人，原来王一丹想买放在柜子顶上的一叠文献。我们队伍里有一位谈判能手，虽然这还有异议，但有几次交易和议价他都侥幸成功了。他的名字这里就不方便说了，姑且以 F君称之。进到屋中，F君在谈价格。主人开口要八千元，F君从两千谈起，请王一丹来翻译。聪明的商人，一看有生意来了，便非常热情，介绍这部书如何难得。主人五百元、五百元地降，F君也投桃报李，五百、五百地加。主人很快便降到了六千，F君也加到了四千。这时，好心的当地翻译一看这样谈无望成交，便自告奋勇加入谈判的行列。他用流畅的塔吉克语和主人说了起来。他有志在必得的气概，两人正襟危坐，F君便退缩到一旁，也不用王一丹翻译。此后主人再一次报价，王一丹的脸色变了，F君急忙询问。她说主人涨价到了一万块，翻译急忙据理力争。又是一段双方的交流，叽里咕噜地说些什么，我们也听不懂。王一丹翻译道：“没有一万元，这本书不会归他。”翻译觉得这事搞砸了，有点不好意思。一丹也有点着急，希望 F君能重新接手。 F君又坐回主人的对面，主人坚持说一万元。 

F君马上告诉他：“如果重新谈，只能从原来的基础谈起。”他说：“那么八千。”主动权似乎又回到了 F君的手里。 “四千已经出到顶了，再高我们会放弃。”F君用重浊而缓慢的声音告诉他。 “那么六千吧。”他有点沮丧，默然沉思了一会儿说。 F君对他说：“鉴于你出尔反尔，不大合乎规矩，四千元是我们可以成交的价格。” 

主人一脸紧绷，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一会儿，又低头思索。只见 F君意志坚决，似乎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又是一阵沉默，忽然，他飞快起身，伸出手来，紧紧握住 F君的手，脸上充满喜悦。 “成交。”F君高兴地回头对王一丹说。而一丹却一脸茫然，有点不知所措。刚才还阴云密布，现在主人却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听说成交，大家都有点不敢相信。朱玉麒后来告诉我，他觉得讨价还价时场面有点尴尬，不忍再看下去，到院子里面去了。我们都是好人，有这种感觉的人不止他一位，我也是。

院子里的长桌上，主人抱来了大西瓜，庆祝生意做成。吃完瓜之后，主人一定要留我们吃饭。很快丸子肉汤和蛋糕、面包都端了上来。我们开玩笑，不大丰盛的午餐，完全是这单生意的副产品。

这样的讲价过程虽然十分惊险有趣，但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毕竟有点难堪，让人羞于启齿。虽然是好朋友，但是我对他的这种做法却不以为然，说难听点儿，叫有辱斯文。我们经常一起旅行，这样的场景并不是第一次，大概也不是最后一次。想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说说我们大家的看法。我便以没有一同来的朋友的说法作为引子，向他转述了大家的看法。

这位朋友的讲价策略堪称经典，原来北京大学东门有一排旧书店、旧书摊。一日，逛书摊，他拿起旧书一本问价，摊主曰三十五元。他告诉摊主，此书难得，颇有价值，三十五元太少，货高价低，应该卖五十元，并真的以五十元易之。这样哄抬物价的做法，闻者为之侧目，使人觉得来到君子国。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低价格，不好意思呀！应该加价以求。君子国的卖家当然也有说法，摊主显然不知道。他虽有《镜花缘》中君子国好让不争的讲价风范，但对囊中羞涩的区区一介书生来说，只是徒增愤怒。我们对讨价还价的看法，虽不至如此高尚，但也不能对有人皮厚胆大、心如磐石、一口咬定的低价置若罔闻。虽然这些看法也经常被人开玩笑地提起，但是第一次有人正式跟 F君说，马上引起他的不安。晚餐之后，F君尤为知趣，匆匆离开饭桌。本来每天饭后是大家一块儿聊天的时间，我想，显然是有关讲价的议论引起了他的不快。

这天半夜里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累了一天的我们，伴着雨声，大家睡了一个安稳觉。

宾馆的早餐是七点，我按点进入餐厅时，发现 F君已经在那里了。看神情，他可能没睡好。果然，夜里风雨交加吹得玻璃哗哗作响，他半夜醒来之后再没睡着。为了缓解昨天的尴尬，我轻描淡写地旧事重提。 F君却非常认真地告诉我，夜半风雨，他辗转反侧，不能再入睡，认真思考了我们的议论，觉得有必要说一说他的真实想法。

据 F君说，消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冲动性消费，这类消费的特点是，曾经见过这个东西，突然间，在另一个地方再次看见，上次由于种种原因没买到，所以这次会果断购买。另外一类就是目的性消费，人们会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寻找标的物。但是这两类消费并不矛盾，虽然有人会有比较强的目的性，但是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他比较心仪，也会冲动性消费。对古董的购买，却是这两者的结合。既有目的性的购买，也会有冲动性的入手。虽然前者蓄谋已久，但却往往不能如愿以偿，所以偶尔的惊喜才是常态。王一丹购书显然是目的性加冲动性的消费。

议价对于买卖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之久矣。有交易，就有讲价，尤其是对一些不能明码标价的东西，古董更是这样。甚至可以说，没有议价就没有交易，对古董商来说，议价是交易可能性的开始。古董商喜欢有人讨价还价，这样他才算遇到了内行。而不是上来之后像韩康那样口不二价，他说多少钱，你就出多少，这样反而让人内心不安。马上交易的结果有两种，其一，他报的价格低了，交易之后在行内称为捡漏，除了懊悔之外，他还能得到什么？另外则是，遇到外行，更会加大交易的风险。虽然古董行业的规矩一般是不能退货，但遇到行外之人，有良商家往往例外。买家自觉上当，卖家退货还钱，主客大窘，不欢而散，这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而内行，只能自认打眼，愿赌认输。所以，真正的古董商是行家卖行家、行家买行家。有时，你来我往，锱铢必较，高潮时其过程臻于化境。所以一般的古董店老板并不热衷介绍他的东西，这就是说，懂的人不介绍他也明白，不懂的人即便你介绍再多，他也是不懂。冷漠是这些人的一般状态，他们都是一帮自视甚高的家伙，都有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态。一味的热情，如遇故旧，才显得莫名其妙。你买不买，一进店，他就估摸个八九分，他会根据你所看的东西来估摸你的实力和段位。拥进一帮人，东问西问，对着古董指指点点，其中一个人是有最终决定权的，其他人是参谋，是请来掌眼的。这一位便是老板。单独一人或只有两三人进来的，是游客或者藏家。规矩是，他可询价，你可出价，他再还价。如果还价之后老板同意卖，还价者一定要购买，不得反悔。求购者反悔的话，这是破坏规矩。但可以反复议价，直到找到买卖双方的契合点，便可成交。经年累月的经验积累，方才能找到最佳的平衡。没什么诀窍，除了个人的领悟能力之外，一切就交给时间了。 

F君称，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博物馆工作，收购文物可以说是本行。古董行里的人，大多瞧不起体制内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即所谓的专家。认为这些人只有一些理论上的知识，看东西的眼力却不行，常常会拿真的东西当假的，或以假当真。当然，说得或许没错，毕竟不是自己出真金白银。平心而论，假的东西当真的机会却不多。因为多说假的，最多只会把得到真东西的机会放过。替公家收东西，说它假最多是馆里不要，而收到假东西却是要负责任的。 

F君说他所在的博物馆规模不大，东西却不少，这都是拜地利所赐，当地是一个文物重镇。大的博物馆专业分工明确，懂青铜的不一定懂瓷器，知道陶瓷的对字画却比较陌生，优点是专精；小的博物馆却要什么都懂，从青铜、陶瓷到竹木牙雕，接触面比较宽，缺点是不那么精通。在讲价方面，大博物馆资金充沛，专家也有一掷千金的气魄；小博物馆经费拮据，收文物也要思来想去，瞻前顾后。一般的看法是当地博物馆的文物资源比较多，收购容易。这应该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八十年代开始，经济大潮席卷全国，穷乡僻壤的人也知道文物的珍贵，有一件小东西也幻想价值连城。其结果是小博物馆东西更难收到。譬如说，一个人得到一件文物，先要拿到通都大邑的博物馆去询价。大博物馆不收的东西，再拿到各类古玩店。这些地方转了一大圈都不要，才会再拿到小博物馆来。多少人都出过价的东西，到你手里，行话叫过过多少手，讨价还价不可避免。你出的价格只能合适，少了人家不会卖，高了显然你是冤大头。考验你眼力的时间到了，看你议价本领如何也在此时。说实在的，这是对心智和能力的严峻考验。F君说：“经过这样多次的反复训练，即使愚笨如我，在议价方面也是基本过关的。”而且他收过的许多东西，不但是藏品，有些还是有文物级别的展品。

讨价还价，总的说来也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就拿前一天的交易来说，我给的是一个合理的价格。不能用当下中国的物价来衡量，我们大体了解当地的物价水平。经过九十年代的大清洗事件以后，塔吉克斯坦的文物遭到很大的破坏，书籍被焚烧，这些书是劫后余生。苦盏是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虽然有一些游客，但能买古董的人却很少。即使有些人对古董有一点兴趣，能懂波斯文的则是百不遇一，懂波斯文的中国游客能到这里的是多少万分之一。可以肯定，这位古董商遇到我们，是多少年来唯一的中国买家。在当地，懂的人肯定也是有，但没人能出到我们这个价位，这个机会他无论如何也要抓住。用现代俗语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没有人会吃亏，尤其是商人。古董行里有一句行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北京到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千万别再纠结了。”

慢慢地，我好像被他的歪理邪说给说服了，F君也如释重负。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才陆续来到餐厅。看我们说得热火朝天， “在聊什么？这么热闹 ”。我们对视，相互一笑。

后来，我才知道，经过千辛万苦，这部书才得以过关涉卡回到王一丹的手里，直到写这篇短文时我才又见到它。这部书是一个写本，据王一丹说，是苏菲派神秘主义的诗集，结尾处写着书写时间，在伊斯兰历一二八六年，换算成公历是一八六九至一八七 ○年。精装，封面由小牛皮制成，中央有长方形黑底边框，中有三片凸起黄色菱形压花图案，中间大，上下小。两侧每边各绘制四朵莲花，左正，右倒。这些图案，都是波斯艺术中常见的装饰纹样。内文用的是中亚生产的桑皮纸，这种纸经过压光处理，表面非常光滑。内文书写得十分讲究，分段标题用红色朱砂，正文用墨水，共有三百四十多叶。

诗歌、友情与美酒在波斯文学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波斯诗人哈菲兹有诗云：

三两知己，两坛佳酿。

一卷诗书，如茵荒原，片刻闲暇。

给我来世今生，我也不愿错过这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