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在上海这么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更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人们乐于接受各种风格的美食——从豪放的东北菜到精致的粤菜，从阳春白雪的西餐到极接地气的火锅，各类餐馆在上海的街头，永远都处在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状态。每当夜色降临，餐馆永远是人声鼎沸，觥筹交错。
再看看大众流行趋势、最敏锐的风向标——朋友圈，美食总是扮演着重头戏，人们不是在享受美食的桌上，就是在制作美食的路上。
从勒紧裤腰带，到凭票购买，从空空的菜篮子，到“天天过年”的百姓饭桌子，从追求精细粮食再到粗细粮搭配重新成为消费时尚，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对吃的追求发生了从量到质的飞跃转变。
四十年的时间，我们从计划用粮到大鱼大肉，最终走上了轻食时代。一方小小餐桌上的“大逆转”，见证了我国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社会不断迈进的时代变迁，也反映了我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
吃不着，买啥都凭票
“现在‘90后’、‘00后’估计都不知道粮票是什么了吧？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有钱却吃不到饭，还必须要有粮票。”谈起吃的变化，今年65岁的董淑惠一见到记者就打开了话匣子，“最明显的变化，肯定就是原来吃不着、吃不饱、吃不好；现在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还不敢多吃了。”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道出了饮食方面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和初期，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说起那段岁月，董淑惠感慨万千。那是一段较长的短缺经济时代，各种物资极度匮乏，市场供应严重不足。“粮油米面、鸡蛋、肉等食品都按人口数量定量供应，凭票证购买，商品由国家统一定价。即便买个豆制品，也要带副食品购买证，划号、剪角才能买到。”董淑惠回忆道，以粮票来说，按照年龄、学龄、工种、居民等来进行分配的，最初给人的感觉就是“变种”人民币，“但在那个时候，即使你有再多的钱，如果没有粮本粮票，你是一粒大米也买不回家。而且由于粮食供应不足，你能买到的大米也是有比例的，粗细搭配。城市居民每户一个购粮本，上面确定人数、购粮时间，每月购粮明细，一本流水账，记录着上月节余和累计节余情况，只能节余，不允许赊账。粮本、粮票就跟命根一样，有了它们就可以到指定的粮店买粮，那时粮店的大米价格是几角，面粉价格是几角，这个价格一成不变地一吃就是二十多年。”
拿董淑惠家来说，全家四口人，除了父母之外，还有她和姐姐，“我们家当时条件还可以，而且饭量都不大，每个月都会有节余。但像我同事家，男人多，饭量大了，每月的定量粮票就常常不够用，所以当时我们单位补贴的粮票，我都送给她了。记得有一阵子，粮店里时不时有山芋供应，一斤粮票可以购买七斤山芋，那对于粮食紧张的家庭就是福音了，代价就是得到信息要赶紧奔赴粮店排队去。”
在董淑惠的印象里，肉类主要以猪肉和鱼肉为主，“牛羊肉根本见不到，鸡鸭一般只出现在逢年过节的餐桌上。”至于蔬菜的话，选择还是挺多的，青菜、萝卜、鸡毛菜都有，“但北方常见的大白菜在上海比较稀少。如果听说第二天菜场有卖的话，凌晨四点多，我妈就会拖着我到菜场门口排队。”
大概从1980年代开始，生活物资渐渐丰富起来了，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就自然减少了。这时，家家户户的粮票大多有所盈余，于是，上海市内的苏州河上，近郊农民划来的小船靠岸后，悄悄出现了用农村捎来的“鸡蛋换粮票”的营生，随后又慢慢滋生出粮票换塑料制品、日用品，人们通过这种“易货贸易”的形式，按需互补。
“这种行为在那时是不允许的，但也没人管，我妈也会偷偷用粮票去换鸡蛋。”董淑惠告诉记者。
不过，即便改革开放初期，物资渐渐丰富起来，但全国各地街道上也还经常可以看到排成长队的购物“长蛇阵”。尤其是北方冬天，冬储的白菜、土豆、萝卜仍是百姓餐桌的绝对主角。那时候，冬天储菜往往全家出动，在国营蔬菜店前，早早就排起了披着棉大衣的人群，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搬运白菜的人和三轮车。
当然，逢年过节，家家户户能有点加量。董淑惠说，在上海，加量一般依据家庭人口多少，分成大户（五人以上，含五人）、小户，发给可购数量不等的节日补助鱼票、肉票和补助油票等等。被尊为甲级的牡丹、散发着香气的凤凰牌香烟，还有被列为乙级的大前门香烟，节日期间凭票也都能多供应几盒。
吃得饱，喜欢吃肥肉沾沾荤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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