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晚上，作家陈岚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则网友举报。该网友在南京南站候车室看到一名年轻男子当众猥亵一名女童，旁边两个疑似其父母的中年男女并未有任何干预行为。这一消息引燃了网络。后经警方证实，两名中年男女是女孩的养父母，猥亵者是其哥哥。8月28日，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犯罪嫌疑人18岁的段某某批准逮捕，而8岁的女孩至今仍与养父母一起生活。就在南京南站猥亵事件爆发后的两天，8月16日，网络再次曝光重庆一医院一男子当众猥亵女童。该男子被证实为女童姑父。
两起案件再次掀起了讨论儿童性侵问题的舆论高潮。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中——华东师大二附中物理老师张大同性侵多名男学生案件、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案”、宁夏灵武市一幼儿园教师黄某某性侵12名幼女等等——每一起惊人案件的曝光总是能在短期内吸引公众的高度关注，而在喧嚣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南京、重庆两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公共场合的“无知无畏”网络举报的偶然性恰好说明，在与儿童性侵斗争的道路上，中国依然在一片闪有微光的黑暗中摸索前行。
而在黑暗中隐没的，极可能是一个被遗忘的庞大受害者群体。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针对儿童性侵的全面数据调查。在2017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家庭与儿童研究中心出版的《儿童保护制度建设研究：目标、策略与路径》一书中，研究者根据中国数次局部调查的综合分析，认为中国受到多种形式性侵犯的未成年人在10%以上，其中插入式性侵犯约1%，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这意味着中国每10个未成年人中就至少有一人受到过性侵犯。
南京南站猥亵事件发生后，当我们试图深入讨论儿童性侵议题时，首先发现的一个巨大难题是：当我们在讨论儿童性侵时，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事实上，在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里，并没有针对儿童性侵的专门罪名。在司法领域，性侵儿童涉及的罪名分为“猥亵儿童”和“强奸”两种。普遍存在的批评是：这种划分方式并不能全面覆盖儿童可能遭遇的性侵害。例如，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仅为女性，并不包括在儿童性侵行为中也会受到伤害的男性儿童。
而在公众讨论中，儿童性侵的概念则更为模糊。南京南站事件展现了一幅图景：在儿童性侵的议题上，从司法到公众，我们全方位地缺乏基本共识。于是，在儿童性安全遭受威胁时，不能容忍与习以为常，皆以成人个人的道德、知识为尺度，并未将儿童利益放于中心位置。
进一步的，我们为何缺乏共识？其根本原因或在于：我们尚未能够直面儿童性侵的事实真相。
1977年，美国儿科权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在一次演讲中呼吁儿科医生们在知识和情感上，向儿童性虐待这一“最后的禁忌”发起挑战。“禁忌”的存在不仅因为性与家庭生活的私密，更是因为无知：40年前，即使在专业领域，人们仍相信，儿童性侵的发生率为不足百万分之一，儿童不会在性行为中受到多大伤害，性行为的发生是因为他们乐于接受。
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10年，在儿童性侵问题上，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意识转变：重量级的研究报告揭露了儿童性侵现象的普遍性和它们对儿童产生的身心伤害。医学和心理方面的专业研究，为何种行为构成侵犯提供了界定的科学依据。包括娱乐明星、政治家在内的大量成年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以个人经历教育公众认识性侵真相。真相中诞生的社会共识成为推动美国采取行动，建立儿童与社区教育项目、改进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最大推动力。其结果是：从1990年到2013年，美国儿童性侵案件的发生率下降了64%。
美国儿童虐待问题研究专家、新罕布什尔大学社会学戴维·芬克尔霍（David Finkelhor）认为，一个地区对性虐待问题的回应从落后到先进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关注不够，存在着忽略和某种程度的否定。第二阶段，即认识阶段，人们高度警觉。拥护团体倾向于强调这个问题的广泛性和严重后果，研究倾向于关注发生率和影响，通过运用常规模式和生动案例教育人们。第三阶段，人们开始着手解决问题。”
今天的中国或还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之时。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指出，普通民众对强奸和猥亵的认知往往还是一个陌生壮汉在夜黑风高里扑倒受害人，但儿童性侵的施害者多为家庭成员、老师或者熟悉的人，受害人一般年龄较小，多是在没有受到暴力和胁迫的情况下被侵害的。心理创伤援助公益平台春风网创始人隋双戈遇到很多家长，即使收到了孩子的求助，依然选择了忽略或拒绝相信。还有高档社区的居民告诉他，“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不存在”。但实际情况是，儿童性侵的发生会出现在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各种家庭背景之下。
从真相走向共识，这便是我们谈论儿童性侵的出发点：在向魔鬼全面宣战之前，我们先来打破沉默，看清它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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