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青春期后（通常在初中或小学六年级），孩子对同伴的重视会渐渐超过对待父母师长

越轨少年的聚集

大多数孩子刚跟吴志娇接触时，都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谨慎，抗拒，一言不发。实际上，就算他们说出同伴的情况，吴志娇也无计可施，她可找不到他们。吴志娇是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驻校社工，这里的孩子大多有过不良行为，乃至轻微违法犯罪。在全世界的青少年越轨行为研究中，同伴都被视为与他们不良行为最强相关的因素之一。

因此，了解孩子们的朋辈交往情况，这是吴志娇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也是最难的。但也有一些特殊的契机，他们会主动在吴志娇面前展现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一次，一名刚刚入学海淀寄读学校的学生李刚，主动问吴志娇：“××是在你们那儿参加活动吗，我能去吗？”他知道吴志娇所在的机构，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常年跟海淀区公检法系统合作，在为一些涉法涉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帮教服务，强制他们参加社工设计的集体活动。

李刚一问，吴志娇就明白了，那个孩子是李刚的老朋友，并且是他想要结识的人。吴志娇答应了他，在那之后一段时间，即使是周末的空闲时间，只要那个孩子在场，李刚总会如约而至，和大家一起爬山、清理城市垃圾、为弱势人群提供服务。吴志娇明白，是那个孩子，而不是社工或者活动本身吸引了李刚。他们会在活动结束后，一起离开，一起吃饭。

后来，花了一段时间，吴志娇才弄明白两人的关系。转到海淀寄读学校前，李刚上初三，脾气暴躁，经常跟人打架，也参与过打群架，在原来学校的所在年级，属于出名的刺儿头。虽然还在上学，但李刚跟父母关系不好，课余很少在家，那个孩子正是李刚在校外的朋友之一。他跟李刚年龄差不多，但早已辍学，在街头少年里，地位比李刚略高一筹，两人经常一起活动，但关系并不密切。

找到吴志娇时，李刚不久前才转学到海淀寄读学校。她猜，一是因为没有玩伴，二是想要向新的同学证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李刚才想要更多地跟那个孩子接触。从行为上来说，那个孩子的越轨程度比李刚更严重。根据一般的经验，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互相影响，双方变得更出格。

但她并没有阻止李刚，事实上，后来两人也的确没有产生更密切的关系。李刚在海淀寄读学校做了主持人和班干部，开始变得开朗活跃，繁忙起来。吴志娇接触到的这些孩子，伙伴关系都非常复杂，关系变化的理由也千奇百怪，有的是因为男友或女友，有的是一句话触怒了对方，有的仅仅是新鲜感。但她说，重要的是，要相信他们会自我权衡，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在松弛的状态下，这些孩子会展现出不一样的状态，比如长期来看，社工事务所开展过一项名叫“城市历奇”的活动，其中一个活动内容是，社工们带着服务的孩子，到公共场合免费发放暖宝宝。为了鼓励孩子们，也为了拓展服务对象，社工经常会开放带朋友的名额。吴志娇记得，一名叫曾志鹏的孩子就带过很多同学过来。

曾志鹏是来京务工子女，在吴志娇的印象里，他前几次独自参加活动时，手里的暖宝宝总是送不出去，非常失落，第三次才全部送出，之后就开始申请带朋友前来。他带到活动中的第一个朋友，也是一名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在活动中，两个人一开始并没有显得特别亲密，相反，都是各玩各的手机，直到曾志鹏手里的暖宝宝都送完了，而朋友还一个没送出去的时候，他才上前去帮忙。

两个人说话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人关系不好。吴志娇观察到，他们的默契度非常高，比如买水喝什么、吃什么，两人不用问就知道对方的喜好。有时，如果一个人不在，另一个人通常都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吴志娇意识到，对这两个家庭背景、爱好和成绩都相似的孩子来说，虽然在原来的环境中，他们都属于不被重视的平凡存在，但他们对于对方非常重要。他们看起来都高冷疏离，但吴志娇明显注意到，在有朋友的情况下，曾志鹏完成任务更加积极活跃，更想变得厉害一点儿。

在吴志娇看来，这种想要在同伴中间表现自己的愿望，其实跟普通学校里的孩子是一样的。她说，在海淀寄读学校，孩子们最关注的事物依次包括：穿着（主要是潮牌、球鞋），发型，公开活动中上台露面的机会。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攀比显得肤浅而虚荣，但吴志娇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主流教育系统挤压出来的孩子，主流人群在意的学习成绩，他们并不突出，就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自己”。

跟社工接触久了，曾志鹏还经常主动邀请吴志娇去观看自己打篮球，并帮忙录下一些帅气的视频，剪辑后发给他，这样他就可以在周末上传到社交网络了。事实上，除了原来学校的朋友，曾志鹏后来还带过海淀寄读学校的朋友一起参加活动。其中一个朋友也是因为喜欢打篮球，才和曾志鹏关系变得亲密的。那是一个更加孤僻的小伙子，刚开始加入活动时，吴志娇的一大乐趣就是，记录他一次说了几个字，因为他永远只用最简单的词语回答必要问题。但吴志娇当时并不太担心，因为一转眼，他跟曾志鹏又会热络地聊起来，这意味着，他只是性格有点慢热，并不是孤僻。

更让她欣喜的地方在于，曾志鹏其实和他的大多数同学不一样，进入海淀寄读学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户籍限制，难以升学，而非有什么出格行为，但这并不影响他依然能在这里交上朋友。实际上，他前后一共带过6个同学去参加社工们组织的活动，帮助吴志娇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

贵州一所专门学校内，有过不良行为的青少年，重新在这里形成社交关系（冯海泳摄）

来自团伙的影响

但有同伴的支持和帮助、形成团伙后，越轨少年们的确显示出更具破坏力的行为倾向。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宗春山从1990年开始研究青少年成长问题，他提醒我，在最容易成为不良行为起点的校园欺凌中，欺凌者往往都是有团伙的。他说，会产生攻击行为的孩子，实际上往往是弱者，自卑，缺乏安全感，需要通过攻击别人才能获得平衡。

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宗春山的解释是，欺凌者往往都受到过不良对待，比如来自家庭的冷漠，父母的暴力，同伴的欺凌，这类孩子的自我概念非常低，所以非常需要依附群体获得力量。而一旦从群体中获得支撑和壮胆，正处于青春期身体发育的孩子们，非常容易产生虚假的强大感，并萌生对弱者的攻击，因为弱者看起来已经成为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群。

宗春山以前接触过一个案例，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北京郊县某个上百人的黑社会组织里，听命于组织“大哥”，先后杀害了6个黑车司机，手段残忍，目的只是为了帮助组织抢到车辆倒卖。宗春山在实际接触后发现，那并不是一个天生冷血残酷的孩子，相反，杀害6个人以后，他已经高度恐惧，甚至不敢关灯睡觉，总觉得身边有鬼魂缠绕。在宗春山看来，这个孩子实际上只是一个被逼迫的弱小青少年，家庭管理失控，被学校放弃，以至于成为一个傀儡。

在宗春山看来，和这类依附于组织或团伙而做出越轨行为的青少年不同，更加值得警惕的，实际上是那种单独越轨的青少年。这个类型的孩子，一旦涉法涉罪，往往是因为反社会人格，非常危险。宗春山说：“在团伙里面，所有的成员实际都有一种盲动性，需要证明自己被团伙信任和接纳，所以他多少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内心脆弱，但一个独立的欺凌者、攻击者或犯罪者，内心往往是比较强大的，人格独立成熟，难以控制。”

但一个需要区别的概念是同伙和朋友。作为同伙，一个孩子往往是放弃判断的，自我边界模糊；而作为朋友，他会更多地展现出个性魅力，逐渐发展出完整的自我。在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数个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都表明，普通朋友和最好的朋友，在触发青少年越轨行为上，影响力实际差不多，因为这类行为常常带有冲动性。如果有亲密朋友的高质量陪伴，一个孩子反而不太可能参与越轨行为，甚至，他们会因为担心受到负面评价隐瞒自己的行为。

这种区别让我想起，2019年听过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默的一个讲座，有家长询问，自己的孩子性格内向，是否需要矫正。陈默反问，孩子有朋友吗？家长答，有一个。陈默随即说：“那就没事，只要有真正亲密的朋友，哪怕只有一个，也足以证明孩子只是性格内向，并非出现了成长困境。”

宗春山则把不良少年和班干部放在同一维度进行对比，“班干部只是学习好，但同样会结成团伙，攻击别人，只是方式更隐蔽而已”。和陈默的观点一致，宗春山同样认为，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完全没有朋友，往往意味着心理严重畸形，彻底封闭自己。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总是成群结队的越轨青少年，心理甚至更健康一些，也更容易矫正。

这一点吴志娇也同意，她以前在海淀寄读学校帮教过一个名叫王小刚的个案。和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不一样，王小刚从小就学习优异，也没有严重的不良行为。他进入海淀寄读学校，是因为从小学升入初中后，在顶尖私立学校的尖子班，成绩排名下降，冲动之下，他试图在考试中作弊提高成绩，却被抓住，遭到通报批评。

从那以后，因为感觉丢面子，王小刚拒绝上学，开始在家里黑白颠倒地玩游戏。他平时和单身母亲生活在一起，母子俩原本关系不错，但在王小刚辍学的那段时间，两人常常争吵，王小刚甚至因此砸掉了家里的门框、茶几。这样的对抗并没有将王小刚逼回学校，相反，他自愿转入海淀寄读学校，原因是他在游戏中碰到的一个网友告诉他，如果喜欢游戏，并且想要在未来从事相关工作，还是需要基本的学历证明。这个建议触动了他。

吴志娇后来了解到，王小刚喜欢玩的游戏里，队友大都是20岁至30岁的成年人，有正式工作，经济和个人能力水平不低。王小刚从小就聪慧成熟，很少把同龄人真正视为朋友。相反，在他看来，游戏中认识的网友是真正能顺畅沟通的人，他们既不逼他，也不评价他，只是跟他讨论事情的可操作性。

在宗春山看来，通过同伴获得支持、力量或指引，度过惊涛骇浪的青春期，是青春期孩子们发现自我、探索世界、验证判断的一部分，非常自然。他说：“几乎每一个孩子都经历过高危行为的诱惑，或者做过高危行为，吸烟、酗酒、吸毒、打架、偷东西、尝试性行为、破坏公物等等，只不过程度、性质不同罢了，或者异常幸运，还没被抓到就改邪归正回来了。”

宗春山援引了犯罪学家马文·尤金·沃尔夫冈（Marvin Eugene Wolfgang）的一个知名调查，来说明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微妙的危险性。在那项调查中，沃尔夫冈考察了美国9000多名青少年的越轨行为，发现直到18岁，他们当中的1/3都在警察局有过作案记录，但其中6%的人犯下了累计52%的罪行数量。在更大的群体里，即使没有任何专门的干预措施，犯罪率从7岁到11岁会逐渐增加，从11岁到16岁则迅速增加，但到了17岁则有所下降，成年后大部分人终身不再犯罪。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在海淀区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他们告诉我，很多孩子会在十四五岁进入街头团伙，但在20岁左右，绝大部分成员都会淡出这些街头团体，开始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在意是否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关心自己能不能挣钱养家。他们会主动选择自己经过判断和尝试的成年生活。

成为他们的同伴

社工的观察让我想起曾在贵州一所工读学校认识的一名男孩吴兴。他是因为在广州街头与人打架斗殴，造成他人重伤，回到老家后被送入工读学校的。而吴兴流落到广州街头，则是因为父母将他寄养在亲戚家时，他感觉自己总是遭到白眼，于是选择独自流浪，靠在广州夜店里当托，利用未成年人身份替人暴力催债维持生计。

最严重的那一次打架倒不是为了生存，而是帮女友出头，女友当时还在读初中，长得漂亮，被社会青年纠缠调戏。他本来只是想警告对方一下，结果双方约的人太多了，人人带着武器，谈判时，大家都拉不下面子服软，只能当场打起来，酿成大祸，这成了吴兴后来最后悔的事。

但在流浪阶段，他最骄傲的事也是因为女友。他说当时女友跟他一起在外面玩，常常不回家，他就像父母一样管着她，不许她在外留宿，到处混，把她赶回家去，还用“我是男孩子，你是女孩子，所以不一样”来说服她。他知道这是歪理，但又自豪，“我就是这样厉害，方的也能说成圆的”。知道吴兴的话管用，女友的父母后来索性有事都找他，这让吴兴很欣慰。他甚至觉得，跟自己在一起后，女友变得孝顺多了，买东西时常带一份给父母。

像吴兴这样浑身矛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左右摇摆的孩子，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司法社工王徐晖见得很多，所以更加意识到，社工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毕竟服务结束，他们跟孩子们的强制关系就结束了。所以王徐晖更在意是否能和孩子们保持长久联系，能够时刻了解他们的最新动态，比如结交了什么新朋友，在玩什么，在关注什么，“我们不可能仅仅从个人层面干预，最主要的还是想对他的社会交往起到影响”。

王徐晖说，他选择这一工作的初始动力，是因为他从小就想当警察，惩恶扬善。但在司法相关领域工作10年后，他发现自己放弃了是非黑白的绝对判断，“如果现在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我也许会愿意试试小偷的角色，因为对他们感到好奇，想要了解他们”。

在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做青少年工作时，他开始更多地理解和尊重这群孩子。他说：“所有人都有选择和安排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一个孩子在越轨团体里感受到被接纳和尊重，所以甘愿冒风险也要如此选择，那是他的自由。我们能做的，是告诉他有何风险，并在他愿意选择新的生活方式后，帮助他完成适应过程。”

而在海淀寄读学校，吴志娇有不同的感受。她观察到，来到这类专门学校的孩子，在曾经的生活圈子里，大多是不被认可的边缘人物，其中一些已经被老师和家长双双放弃。但在一个大家身份标签相似的新集体里，老师们对学业要求的程度降低以后，他们其实很愿意迎头重来，在新的环境里，建立新的竞争和互动关系，甚至表现得更加努力和珍惜。

吴志娇记得，学校里有个男孩子，在一次元旦晚会中表演了架子鼓。结束之后，他时不时地跟同学确认：“你看我那天的表演了吗，是不是特别厉害？”这个孩子被送到海淀寄读学校前，也曾长时间辍学，刚入校时非常不自信。他在原来的学校曾经练习过架子鼓，但后来荒废了很长时间，直到那次晚会才重拾技艺，成为一个重获自信的新起点。

实际上，除了举办群体活动，吴志娇也会经常举办一些亲子活动。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吴志娇观察到，孩子们和他们父母的关系，绝大多数都非常糟糕，在活动中的表现就是，能离多远就离多远。如果家长询问孩子，得到的回答都是简短的、很难有延展性的沟通。这意味着，和家长相处时，即使孩子们不是被刻意压制了，也是处于收缩的拧巴状态，能力和个性难以真正展示。与之相对，在同伴活动中，孩子们都非常活跃主动，点子频出，显得舒展而外向，也只有这种状态下，他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改变行为，提升能力。

和成年人相比，在成长方面，同伴的作用甚至更加显性深刻。因此，即使对于普通学校的学生，陈默也鼓励孩子处在青春期阶段的家长和老师放手。她举了个例子，说自己曾经碰到过一个案例，女生宿舍三个人，其中一个女生总感受到来自两名室友的敌意，甚至因此产生恐惧，严重到出现病理性幻觉。她走在马路上总觉得背后有人，一直在讲自己的坏话。

陈默后来给这名女生的班主任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让他找到寝室里排挤室友的两名女生，不要批评她们，而是告诉她们，老师喜欢所有的学生，另外一个女生总是不惹人喜欢，是因为人际交往能力不高，常常拿捏不好说话的分寸。陈默让班主任向两名女生发出邀请，请她们帮助老师提高另外一个女生的交朋友能力。

在陈默看来，这种情况下给受伤害的女生换宿舍没有用，因为问题并没有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家长的作用也不大，更不能插手帮忙，能做的只是安抚孩子，告知老师。

陈默说，她做了多年的班主任培训工作，总是反复强调，希望他们意识到，在中学阶段，作为班主任，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提高学习成绩，而是洞察班级里的隐形人际关系网络，班里的学生是什么个性，哪些人处在哪些团体，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互相之间有何明争暗斗，谁又是被排挤的边缘人。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进入青春期以后，包括学业、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在内的一切问题，都将从这个问题派生而来。

她建议班主任们，要经常在班会上讨论“友谊”这个话题，教育孩子们，学会如何与同伴相处，赢得友谊。陈默完全相信，只要家长和老师做好辅助性的工作，而孩子们又没有出现病理性问题，他们完全可以处理相互之间出现的一切问题。

在宗春山看来，现代教育理念中不断强调的家长要跟孩子处于平等地位，要去了解他们，接纳他们，本质上正是要求父母成为孩子的同伴。他说：“在孩子成长早期，家长的角色是养育者，而一旦孩子进入青春期，他们就更多的是陪伴者了。”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中国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中很难同步成长，转变角色，在他们的认知里，只有给予孩子吃喝、管制孩子，让他们听话的时候，自己才是有用的。一旦孩子表现出不需要养育者的态度，家长就变得手足无措，开始过度控制孩子，但越控制，就越引起反抗。因此，很多情况是，难以自我定位的家长最终将孩子推向了边缘。

（文中青少年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