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敦煌研究院供图）

卧游《五台山图》

第61窟主壁壁画《五台山图》很难看清楚。壁画不仅本身巨大，位于整座石窟不见日光的最深处，还与主室中央佛坛的巨大背屏挨得很近，只给观看的人留下一个一米多宽的过道。站在过道里紧贴着墙，仰望这幅高3米多、长13米的巨幅壁画时，永远只能在手电光下看到一个微小的局部。观看《五台山图》就像真的在唐代佛教圣地五台山及周边方圆五百里山川里神游一样。

在青绿色的山峦之间，大小寺院、佛塔林立，只有当视野随着手电光攀上五台之中的任何一座山峰，才能看到台顶寺院，一览附近地形。整幅图底部道路纵横交错，将五台之间的州镇、城郭相连，可自山西太原通达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县），城外大道往来繁忙，农民从山上砍完柴负薪回家，商人挑着担出城，而外国送贡使团正从城郭出发，准备前往山上寺院，贡使骑着白马，前后均有专人牵着骆驼背着各类贡物。随着送贡队伍往山里走，便抵达了整幅图中部，修行僧人更多了，他们在地上铺一席便打坐起来，也有穿着袍服的俗家信徒在山坳深处用草垛搭起简易“小帐篷”，坐在草庵中修行。

越往山上走，颜色越丰富。当我的目光爬上中台，才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五台山图》最中央，山顶之下的文殊真身殿里，正坐着释迦牟尼和文殊、普贤菩萨。手电光早已不及壁画顶部，抬头仰望，天空中各类佛教灵异、奇妙景象若隐若现，云团里出现狮子、金龙、白鹤、麒麟身影，一会儿又能看到佛手、佛头或者金刚；文殊率众菩萨乘祥云镇压上百条蓝色毒龙，有时则是雷神下凡，上身赤裸双目圆睁脚踏乌云，此刻他会敲响环绕身边的7只鼓，引得雷声响彻云霄。

如今的五台山核心台怀镇（视觉中国供图）

壁画上密密麻麻还有很多字，原来刚才所见寺院、佛塔、城郭，乃至其间人物和发生的事件，都出自真实历史或者佛教典故，而这些题记总共多达上百处。

伯希和当年在莫高窟时，为此壁画整理过题记，并将拍摄的照片和笔记出版在《敦煌图录》里，但《五台山图》太大了，伯希和显然没有将题记整理完整，遗漏了很多。

1991年，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到敦煌研究院工作已经7年时间了。这位现任研究院院长对我回忆说，最初那7年就像碰运气，“碰到一个题目就写篇文章，接下来到底该研究什么也没把握”。直到当时研究院打算出一套画册，每个重要石窟出一本书，除了照片外，还要配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介绍该窟艺术特点，院里研究艺术领域的专家们都出动了，包括段文杰、史苇湘等老先生。为了培养新人，赵声良被分到了第61窟。

赵声良说，此窟如今没有被列为特窟是因为它的空间大，可以容纳很多游客，但它的学术价值肯定算得上特窟，尤其是其中的《五台山图》。但此前敦煌研究院里从没有人研究过《五台山图》。“敦煌壁画通常是经变画，而那些经变画大多在当时已经被研究过了，但如此大的《五台山图》在敦煌是唯一的，并且内容不只是佛经，还有大量真实历史和地理信息。”第61窟成了赵声良到敦煌以后花长时间研究的第一个窟。

为了在幽暗的石窟里看清《五台山图》，赵声良用最笨的方法。他先花两个月时间照着壁画画了一幅线描图，为题记编了号，再拿着手电筒爬上3米高的梯子，趴在墙上一点点记录题记。石窟里没有时间概念，一待就是一天，好几次保安下班，把他锁在了石窟里。就这样赵声良用了两年时间，总共记录下195处题记，比伯希和当年多记了30多处。然后他再翻出唐宋时期的清凉县县志，将壁画上的所有寺庙名称和历史事件一一做了考证，并以历史事件确定了石窟开凿的年代为五代，最终写就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由此开启了他对敦煌石窟美术史的研究。

纵观中国绘画史，《五台山图》也是特殊存在。这种介于地图和绘画之间的艺术形式并不多，并且罕见于绢本，几乎只以壁画形式出现，而第61窟壁画是现存面积最大的一幅《五台山图》。

“从绘画技法上看，这幅五代《五台山图》沿袭了唐代以来的青绿山水，利用五台山的山川来组织画面。但从整体构图上，却完全没有山水画近景、中景、远景的空间关系，而是以经变画的中轴对称构图方式，将五台山五座主要山峰均匀地分布在画面上。再观察画面局部，又会发现山水画的特点重新出现了，浑厚的山峦多用解索皴，坚硬突兀的岩石则用斧劈皴，馒头形山头像极了五代山水画家董源的风格。”

在这幅壁画中，山水画的特点退居其次，突出的是五台山五座山峰上十大寺庙的位置关系；但为了画面整体构图和透视好看，十大寺庙的位置关系也并非绝对精准。于是，《五台山图》就成了中国绘画史上罕见的具备地图特点的绘画。

“尽管自先秦就有表现地理位置的示意图，但在《五台山图》之前并没有多少同时包含地理与历史信息的大型绘画，即便北宋的《清明上河图》，实际上也只是展现社会风情和市民生活，有历史资料价值，但没有地理信息。后来直到康熙、乾隆年依然复制不同版本的《五台山图》，但除一些地方志里的地形图外，明清时期再无类似《五台山图》的绘画出现。”赵声良说。

佛教圣地

唐开成五年（840），日本高僧圆仁和尚前往五台山求法巡礼时，确实见到了《五台山图》中犹如山水画般的起伏景色，他后来写道：“然五台显高，出众岭之上。五台周围五百里外便有高峰重重，隔谷高起，绕其五台，而成墙壁之势。其峰参差，树木郁茂，唯五顶半腹向上，并无树木。”

圆仁是历史上著名的遣唐使，曾经留唐近9年，广泛寻师求法，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诸省，留居长安近5年。后来他用汉文写下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很大篇幅记载他在五台山停留两个月求法巡礼的经历。他不仅朝拜了五台山全部五座台顶，还得到机会向中国佛学大师们学习，这本日记后来成为赵声良考据《五台山图》题记的重要历史参考资料。

北魏以后，随着佛教盛行，五台山逐渐建立起诸多寺院，吸引高僧到五台山修行说法，到了唐代，由于文殊信仰的普及，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自然成了佛教徒们心中的圣地，鼎盛时期，山上有400多座寺庙，前往参拜者络绎不绝。龙朔二年（662），唐高宗派人前往五台山送贡并修复文殊菩萨像，据说使者在五台山见到神异显灵景象，回京后将所见奇闻奏于皇帝，并画卷轴画以记，这就是最早的《五台山图》。后来不断有人临摹《五台山图》，也有人去参拜五台山后进行重绘。

因此当圆仁在五台山求法巡礼时，《五台山图》已广泛流传，当时同行的汾州和尚义圆在巡礼结束后，专门找画博士画《五台山图》赠给圆仁，让圆仁带回日本供养，使得《五台山图》东传日本。另据《旧唐书》记载，长庆四年（824）吐蕃曾派使者到长安请《五台山图》，可见当时中国文化以长安为中心传播的广泛程度。

当然，《五台山图》西传的地方并不仅仅在吐蕃，还传到了河西以及中亚一带，也包括敦煌。

莫高窟壁画中的《五台山图》现存7处，绘画年代从中唐至五代，除第61窟之外，其他《五台山图》皆为小幅的屏风画。此外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中也保留了一幅绢画和大量与五台山有关的写卷，写卷大部分都是五代曹氏家族统治敦煌时期所写，也说明五代时的敦煌对文殊和五台山的信仰极为流行。第61窟正是曹氏家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和夫人翟氏的功德窟，此窟有一鲜明特点，便是主尊不塑佛像，只塑文殊菩萨，因此本窟用代表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图》绘满整个主壁，就不难理解了。

无论在第61窟绘壁画的过程中，还是圆仁回到日本后，没有人将《五台山图》当作地图。《五台山图》在古代叫作《五台山圣迹图》，旨在表现文殊菩萨化现显灵的诸多神圣事迹，也叫“化现画”。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台山图》顶部会出现很多“狮子云中现”“佛头云中现”“雷暴云中现”等形象的原因。

在文殊信仰流行的时代，人们对佛经中宣扬的文殊种种神异事迹深信不疑。隋唐以来许多高僧都曾说自己在五台山见到文殊化现，有见到次数越多，道行越高之势。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印度高僧佛陀波利的故事，唐代宗时期他曾专门前往五台山朝拜，称在山中遇到一位白衣老人，告诉他应该把印度佛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带到中国，说完便消失了。佛陀波利意识到老人是文殊菩萨化现，于是匆匆赶回印度，7年后将佛经带到中国，译为汉文，随后隐居五台山，并再次见到了白衣老人。如今《五台山图》中部大贤之寺下和左侧大清凉寺旁两处均能看到画有一行脚僧与白衣老人对谈的形象，即为佛陀波利两见化现。

在五台山的两个月里，圆仁也同样进入期待遇见化现的狂热状态，他的日记里曾写道：“此清凉山，五月之夜极寒，寻常着棉袄子。岭上谷里树木端长，无一曲戾之木……举目所见，皆起文殊所化之想，圣灵之地，使人自然对境起崇重之心也。”在离开五台山之前，圆仁有幸目睹了色光云奇景。“其色殊丽，炳然流空，当于顶上，良久而没矣。”当时同行的汾州和尚义圆，见此光瑞美景也流下眼泪，对圆仁说：“义圆发心十年已来，每年送遍山供不阙，未曾见一相。今共外国三藏同见光云，诚知生处虽各在殊方，而蒙大圣化，同有缘哉！”

圆仁回国后将在五台山学到的许多修行方法带回日本推行，并模仿五台山一些主要寺庙的建筑结构，在延历寺中修建殿宇，其中的文殊楼就是根据他在五台山看到的文殊堂样式建造的。有趣的是，当圆仁结束两个月的五台山求法巡礼，前往长安，曾经路过五台山南缘的佛光寺，他在日记中提到过，但最终没有在那里歇脚，急匆匆赶去长安了。

1937年林徽因在佛光寺

佛教史迹画

1937年起，梁思成和林徽因带领营造学社成员先后踏遍中国15省200多个县，寻找、测绘和拍摄了2000多件古代各朝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和善化寺等。

根据当年营造学社成员莫宗江后来的回忆，每次出发前，为了设计线路，他们会先去图书馆将目的地所有相关古代地方志、县志、府志全借出来，做足功课。由于当时的北京图书馆馆长也是营造学社的理事，于是北京图书馆就给营造学社单独开了一间研究室，按内部程序借书，写个条就可以直接将书从仓库里调到研究室。莫宗江记得，有几本常备书一直摆在研究室的办公桌上，其中就有伯希和的《敦煌图录》。

梁思成偶然从《敦煌图录》中看到了第61窟《五台山图》的照片，并发现一座叫佛光寺的庙宇，按他自己的话说，《五台山图》成了他的“旅行指南”。1937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前往五台山，他们按照《五台山图》里所指示的古代线路，从太原经忻州、定襄、东河道山门西南，然后抵达五台县城，但并没有进入五台山中心位置的台怀镇，而是转而向北，前往五台山南缘。沿途山路崎岖，直至黄昏时分，他们才抵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

凭借着林徽因的一双远视眼，他们发现了正殿梁架上的题记，并与殿前石幢上的文字共同印证出这里便是晚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重修的佛光寺大殿，成为中国首次发现的唐代木结构建筑。

“《五台山图》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佛教层面。”赵声良说，“古人叫它《五台山圣迹图》，是因为里面记载了很多神圣的佛教遗迹，而现在我们将其归为‘佛教史迹画’，是因为其中不仅有唐朝至五代五台山的重要寺庙，还包括诸多建筑形式、社会生活场景、各阶层的人民、各类外国送贡使团，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直到2005年，赵声良才真的去了五台山。

在墙壁上漫长“跋涉”了两年，对195处题记逐条考证，赵声良对《五台山图》这幅巨画上每个台顶每个寺庙的名字和位置早已烂熟于心，但却一直没有机会去，“当年一个月300多块钱工资，光吃饭就要吃掉200多块钱，怎么可能再去旅游”。2005年借着去云冈石窟开会的间隙，他提议顺便去五台山走走。

第61窟《五台山图》中记载的上百座寺庙，如今唯有佛光寺还在。台怀镇成了五台山最热闹的地方，游客众多，大大小小很多寺庙，但都是明朝以后建造的，赵声良想去看佛光寺和另一座唐代寺庙南禅寺，司机一听，这两座寺都不在旅游线路上，于是将包车价格翻了倍。

“把《五台山图》说成介于地图与绘画之间的形式是说复杂了，我倒觉得像导游图。”赵声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