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号村很偏远，从保亭县城到什号村不通路，也不通车，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确切位置。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我在小县城里四处打听去什号村的方法，人们大都不知道这个小村子，偶尔有人知道，也都说那里不好找，更不好去。我有些不相信，就这么小的一个县，那么大的一个村庄能不好找到哪里去?

　　于是我决定租车，自己直接去找。在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出租车的生意并不好做，开出租车的也都很热情，但当我说要去什号村时，他们便都不再理会我，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就有人真诚地告诉我：伤车，那里真的不通路，去不成。这时我开始相信什号村不好找的说法了。

　　第二天一早，以正常租金的两点五倍，终于租到了一辆愿意载我去什号的出租车。在接受我预付的租金时，出租车司机一脸的悲壮。而这时，天却开始下起了雨来。

　　路很泥泞，车总是陷到泥坑里，走不了多远我就要下来推一次车，红色的泥浆和雨水将衣服裱得铅一样沉，路两旁的杂草树枝狠狠抽打着我和车身。什号真的并不好找，路很乱，蛛网似的在山间四处延伸，我们在树林里，在长着茂密植被的山野中盲目地穿行。司机常常会突然停下车，扭头问我：还往前走吗?

　　当司机再一次扭头问我：“还往前走吗?”我有了一丝犹豫。沉默了一会，我告诉司机：还往前走，去什号村。而这时司机也作出了他的决定：他不再前行。司机讲出这一决定时的表情，就如当初接过我递给他的预付金时一样，一脸的悲壮。司机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找了一位熟悉路线的村民，让这位村民用摩托车载我继续去什号村。

　　什号村终于找到了，就在一条宽阔而又湍急的河流的另一边。沿着河边上下绕了很长的时间，没有找到通往河对岸的桥。雨还在下，河水还在往上涨。摩托车驾驶员望了一会河水，又转过来望着我，说：回吧。

　　我不能不去什号村。看我挽起裤管要过河，摩托车驾驶员先说不行，但见我已经下水，他就赶忙到树林里折了根树枝给我，要我拄着它一探水的深浅。在摩托车驾驶员的指导下，我顺利地过了河，走进了什号村。

　　什号村有一百多户人家，村庄紧挨着河流，一间间的房舍散落在河岸的树林里。由于交通不便，这里村民们大多仍用当地特有的一种木材和石料建筑住房。进村后不用打听，就有村民主动上前询问你去谁家。

　　我见到了林亚金。

　　林亚金：那是1943年的10月份，一天，我和谭亚銮、谭亚隆还有李亚伦4个人正在稻田里收水稻，突然听到邻村方向响起了密密麻麻的枪声，因为害怕被子弹打中，我们就都趴在稻田里，一动也不敢动。等枪声停了，才探出头朝刚才响枪声的邻村方向看，也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背后正有一队日本兵朝我们悄悄围过来。等我们发觉后面有日本兵的时候，已经迟啦，谁都跑不了了。

　　那年我17岁，村里人都说我长得漂亮，想和我好的青年不少，也常有人来提亲，但我不愿意，打仗的年头太乱了。没想到就给日本人抓去糟蹋了。

　　日本兵押着我们4个姑娘，翻过了一座山，到了崖县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叫什漏村。
 

　　到了什漏村后，村里没有一个人，村里人都在日本人到之前，躲起来了。我们4个人就被分开，关在4间茅草屋里，茅草屋是逃走了的村民留下的空屋。

　　日本兵四五人一伙，找我们一个一个地问话，主要问我们抗日游击队在哪里。我们哪里知道抗日游击队在哪里啊，没人回答得出来，再看着日本兵又那么凶，就都害怕得哭了起来。

　　记得问我话的4个日本兵中，有一个翻译。日本兵问完话就走了，把我一个人锁在了屋里。第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傍晚，来了另外4个日本兵，其中也有个翻译。他们问了我几句话后翻译就退出去了，翻译临出去时对我说这三个人是当官的。这天晚上，我就被这三个当官的轮奸了。这三个当官的都不是人，当时我痛得直喊，他们就扇我的嘴巴，不让我喊，一直捱到他们倦了才停下来。

　　从那以后，夜夜都有日本兵来我这里，每次3至5人不等。有时候好几个一起来，一个强奸，其他的在一边看，还笑。天天如此。

　　每天三顿饭，有伙夫送来，每顿一个饭团和半条鱼，有时是一小块猪肉，但我由于天天被糟蹋得浑身酸疼，饭也吃不下。

　　白天被关起来，大小便都不自由，夜里被弄得死去活来的，就想逃跑，茅屋外面，有木板搭成的岗楼，几个当兵的轮流着站岗，跑不了。

　　在什漏村过了10天，我们又被送到了南林据点，关进一间铁皮盖的房子里。

　　南林日军据点离林亚金和谭亚銮、谭亚隆还有李亚伦家不过两三里路。但即使离家这么近她们也不能回家，当时家里人也得不到她们的任何消息，更不知道她们在哪里、不知道她们是死是活。那时，林亚金曾想到过死，可再一想自己假如就这样死了，家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死在了哪里，还有自己真的死了，多病的父母谁来照顾?想到这些，林亚金就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得忍辱活下来。林亚金：在南林据点关了不久，他们就又把我重新押回什漏据点，有6个日本兵押送，前面3人，后面3人，怕我逃跑。

　　回到什漏据点，还是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不过这回可以走出屋子。据点边上驻有一个中队伪军，中队长是当地黎族人。因为是同乡人，我就壮着胆子认他为大哥，恳求他救我出去。我向他诉说自己的苦处，我说，这不是人生活的地方，日军每晚都来轮奸我，连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又来强奸，弄得满身经血。他当时听了也没有什么反应。

　　一个多月后，我生病了，皮肤发黄，浑身浮肿。伪军中队长见我可怜，就向日军求情，说我生了病，家中母亲也眼看着快要死了，就让我回家探望一下，顺便也好看医生吃药治疗自己的病。日军见我一副焦黄的样子，也没有了兴趣，这才同意放我回家。回到家，才知道父亲真的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