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犯傻，弄丢了家里的家具，阴差阳错，换来了一艘船

等这篇文章发出来的时候，关辰雨已经把他自己这间小屋的钥匙交给了别人。他的很多朋友都对他说，这房子可惜了。

这是他在北京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他在这里住了四年。

四年前从巴黎回国后，他猛然发现，虽然出生在北京，但其实他并不了解北京，或者说他曾经了解的是父母眼中的北京。如果不是那段留学生活，让他有独自在外生活的经历，他可能会像大部分北京孩子一样，从小与父母一起住，直到结婚后搬出来与老婆一起住，一辈子没有独立生活过，还有很大风险成了妈宝。

于是他决定搬出来自己住，没多久他就相中了这房子。那是一个开间，套内面积40多平方米，不分室和厅，只有一个房间，像酒店式公寓一样。这种房子与国内标准的两居室、三居室大相径庭，通常没人会买。不过他特别喜欢。

关辰雨选择这样的房子，像是他巴黎留学生活的某种延续。在巴黎念书时他学过社会学，里面有一个概念是“士绅化街区”，指的是年轻的现代“波波族”们没钱住大房子，于是选择在市中心住很小的房子，把街头咖啡馆作为自己的书房，把小酒吧作为自己的餐厅，将自己的生活空间延伸到大街上。

关辰雨看中的这房子就深处市中心，与国贸、大望路、三里屯、朝阳公园等地的距离都在四公里之内。他在一家杂志社做记者，不用坐班，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周边场景。国贸、三里屯是他和朋友最常约饭的地方，东大桥附近的咖啡馆他都熟。每当他周一交了稿，就会在下午阳光最好的时候去朝阳公园跑步，然后自己一人在旁边购物中心的“新元素”吃晚饭，再看个电影，这是属于他的一条龙放松时间。

在充分享受了一阵独居生活之后，关辰雨很快发现了新问题，但他至今没有搞清楚，是这房子产生的问题，还是工作的原因，抑或是自己的问题。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感。

由于工作的性质，他不需要坐班，每周只需要半天去编辑部开选题会，这让他见到同事的机会少之又少。而随着选题在手上不断深入，他也很难与其他人分享，顶多为朋友“科普”一下选题，无法深入谈话。这些“工伤”都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感。他开始尝试去消解这种孤独感。

20多岁的小伙子，有了自己精心置办的小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招姑娘。邀请姑娘来家里玩，是个既有面子又充满暧昧的事情。关辰雨高中在文科班，本科在法语专业，属于掉在女生堆儿里的男生，自然还算会与女孩子打交道。再仗着在法国留过学，家中常年备着不错的红酒和白葡萄酒，客人光顾时，还会拿出各种从巴黎跳蚤市场淘回来的小酒杯，伴着音乐欣赏大落地窗外的城市夜景，或者架起投影仪一起看电影。

巅峰时，他手机里起码有四个群的名称叫“×××三女一男”或者“五女一男”，更有一次，三个喝醉的女生在他家地毯上比赛平板支撑。当时的关辰雨并不清楚，看似充满荷尔蒙的场景下，联系大家的实际上是友情，这一点他后来才明白。

他也开始时常组织男同事们来家里聚会。那是一帮跑社会新闻的小伙子，比他更年轻的同事。他召集大家每周选题会结束后来他家里玩足球游戏，把游戏机连上投影仪，叫来外卖披萨、炸鸡、啤酒，就像回到了大学宿舍的时光一样，之前绝对隐私状态的独居生活一下子变成了集体宿舍般的喧哗。关辰雨最开始也是跑社会新闻的，知道他们的辛苦，所有人当晚都不聊工作，玩到很晚才散去，放松的同时，实际上也是默默地相互打气。散场时，往往故意晚走的人，还能得到关辰雨大哥般的指点迷津。

后来这个小屋又成了男人间推心置腹的场所。周末往往是关辰雨奋笔疾书赶稿的日子，但有哥们儿等老婆孩子睡熟后半夜找他喝酒。这时他也会提供“最低保障服务”，让对方来自己家里，放下电脑喝两杯，然后再继续赶工。有时候喝大了，他会坚持到送走最后一个朋友，然后自己关上门，在地毯上睡过去。

通常关辰雨不喜欢人多，邀朋友来家玩耍，一次也就几个人。不过他也办过几次“大场面”，他不喜欢过生日，但他30岁生日那次，40多平方米的小屋，他请来十几人，把好几拨朋友聚在一起，这对他来说很有意义。那晚，人来了一拨又走了一拨，酒开了一瓶又一瓶，关辰雨断片了四次，每次醒来，就看到自己的好友们在家里玩耍，他起来蹦一阵，然后又断片过去。朋友甚至开玩笑地说，关辰雨家有种魔力，在别的地方喝酒从不醉，但只要一到关辰雨家，没喝多少就马上醉了。

久而久之，关辰雨发现，这间小屋成了他和朋友们之间情感的收纳箱。时间无法拥有但是可以使用，一个人的一小时，和五个人的一小时，是纯粹的平行还是高度浓缩？一个空间内不同人的时间会不会影响彼此？一个人在的那个家，和五个人在的家都是一个家，但家如果有回忆，会不会像是一段时而风雨时而无声的交响曲？

最终改变关辰雨想法的是一段认真的恋爱。尽管那段恋爱无疾而终，但关辰雨意识到，自己也许已经不再是那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了。他决定搬离这间小屋，远离某种碎片化式社交，在郊区找处大房子，安静写作，过“成年人”的生活。待朋友们再来时，可以自己做一桌菜招待他们，还可以为朋友留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