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
离婚冷静期来了。
但看了最近的娱乐新闻，出轨队频频得分，你也许更需要一个结婚冷静期。
罗志祥重新发明了“时间管理”和“多人运动”，为出轨队在2020年拔得头筹。阿娇则用“不爱了”发动奇袭，帮助离婚队迅速追平比分。电光火石之间，凭借自己和前妻间的“陈年仇怨”，黄景瑜为出轨队再下一城。
下半身的故事总是吸引大众的眼球。娱乐圈这些大大小小的瓜，将会成为若干年后人们津津乐道的掌故，也为一个时代的道德规范写下脚注。
但当我们回到新闻消费泛滥以前，重新检视人类历史中婚姻和性的互相角力时，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东西并未得到改变。
电视剧《清平乐》原名叫《孤城闭》。
婚姻的名字叫“孤城闭”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让很多观众梦回大宋，也让大家对剧中的婚姻悲剧感到痛心。
江疏影饰演的曹皇后对宋仁宗一见钟情，但无论如何付出，她始终无法走入他的内心；受到官家宠爱的徽柔公主，却被官家命令嫁予自己不爱的驸马李玮，终身郁郁寡欢。
“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一如《清平乐》故事的原作名字——“孤城闭”。
不过，在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看来，宋代女性的婚姻生活既有顺从，亦有反抗。历史从来复杂，而不是只有一面。
[美] 伊沛霞 著/ 胡志宏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4-05
一方面，宋代缠足、杀婴、寡妇殉节；另一方面，依据史料所述，宋代女性拥有较大的财产分配权力，在经济地位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权。
伊佩霞在《内闱》中分析，男婚女嫁事实上是女性被纳入男性家族的过程，是女性个体和一个家族之间的关系转变。
理学家朱熹强调，妻子在婚姻中应该服从并忠实于丈夫：“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
在这种妇德观念的影响下，理想的夫妻关系被认为应该是“十分内敛和相敬如宾”的。
司马光和妻子张氏结婚后共同度过44年，后者“自始嫁至于瞑目，未尝见其有忿忮之色”。
而苏轼和王弗，赵明诚和李清照更是伴侣型婚姻的楷模，他们有紧密的知识方面的联系，既有共同爱好，彼此也能吟诗赋歌。
婚姻生活当然不会只有和睦，婚内出轨的现象在宋代也同样存在。对丈夫而言，只要他们的出轨对象不是黄花闺女或别人的妻子就万事大吉了，而像妓女、歌女、娼妇、婢女、妾等，均在豁免范围之内。
一部《围城》包罗万象，爱情和婚姻是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 电视剧《围城》
丈夫对待出轨妻子的态度颇为值得玩味。伊佩霞提到，丈夫宁愿掩盖妻子与人通奸的证据，也不愿意“家丑外扬”。他们更愿意自己解决问题。
地方官也不愿意接办通奸案，他们很少会原原本本地依照法律办事，量刑通常较轻或干脆不予以惩罚，只判决夫妻离婚了事。
离婚改嫁在宋代其实非常普遍，但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女方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力，未经丈夫同意而擅自出走的妻子甚至要被拘役两年。
尽管如此，有才识的女性仍然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实现自己的主张。
譬如李清照为了结束和第二任丈夫张汝舟的婚姻关系，就到官府指控他徇私舞弊、骗取功名，最后如愿准许离婚。
尽管人类对婚姻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一旦踏入婚姻，一切都是未知数。/电影《婚姻故事》
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
婚姻生活苦涩难受，是全世界红尘男女的共识。
知名毒舌、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婚姻的枷锁如此沉重，要两个人承担才行，有时得要三个人。”
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在著作《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中指出，不忠行为广泛而且历史悠久，以至于科学家如今形容，一夫一妻的物种仅仅是在履行社会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
“所有事关求爱与交配、结婚与离婚的人类仪式，都可以被视为一个个脚本。男男女女根据这些脚本，互相诱惑，目的是自我复制——生物学家管这个叫繁衍策略。”
[美]海伦·费舍尔 著 / 倪韬、王国平、叶扬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2020-3
费舍尔认为，尽管人类在大体上还是推崇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但这并不必然等同于忠贞不二。婚外情在一夫一妻制之外扮演着一个次要和补充性的角色。
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人类发展出3种引导求偶和繁衍的脑神经系统：一种控制性欲，一种管理浪漫爱情的感受，还有一种处理依恋的情绪。
三者互动（也会有其他脑组织参与）产生了一系列调控人类繁衍策略所必需的动力、感情和行为。然而，它们之间的关联并不总会维持高水平，人类完全可能在对伴侣表达爱意的同时，对其他对象产生性冲动。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滥情的男性普遍子嗣更多，更有机会把自己的基因组合传递给后人。历史记录中，最滥情的男子是人称“嗜血暴君”的摩纳哥皇帝穆莱伊斯梅尔，他和其妻子们一共生养了888个孩子。
而对女性来说，同时“脚踏几条船”能为后代觅得额外的生存资源和生存保障，以及更优质和更多样性的基因。
妮萨说：“你是问我童年幸福吗？等到长大，成了姑娘后，我知道自己经常很开心。但小时候不太懂事，也没想过自己到底是开心还是悲伤。”/ 中国人名大学出版社/ 2017-1
在美国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的经典《妮萨》中，非洲南部喀拉哈里沙漠的昆族妇女妮萨解释，自己之所以有很多情人，是因为“一个女人要做的事太多了”。
“她到哪儿都应该有情人跟着。要是她去串门，而且是独自一人，有人会给她面包，有人会给她肉，还有人也会送吃的。回到村子的时候，她被照顾得很好。”
出轨为妮萨带来附赠的食物，继而让她的大批幼子存活。这说明，女性为自己创造基因多样性，是人类自古以来便拥有的一种原始倾向和繁衍策略。
不要以为只有男性会主动为自己创造基因多样性。/《昼颜》
非婚性活动：原始的冲动
尽管不忠行为遍及寰宇，但没有人能说清楚，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正在出轨或曾经出轨。
鼎鼎大名的《金赛性学报告》于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抽样调查了6427名白人男性和6972名白人女性，根据统计，超过1/3的丈夫曾背叛妻子，26%的妻子在40岁以前曾有过婚外性行为。
性学家阿尔弗雷德C金赛和同事在调查中发现，婚外情具有明显的年龄和阶级特征。
蓝领阶层男性在年轻时更容易出轨，但到了40岁以后性欲便会消退。他们的妻子们也普遍知道，自己的丈夫终究会不忠，甚至，还有一些妻子承认，自己不反对丈夫出轨，也懒得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态，眼不见心不烦。
阿尔弗雷德·C·金赛 著/ 潘绥铭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 2013-7
不过，低阶层也常常因为出轨而引发婚姻失调。
轻者，会因为仇恨而没完没了地争吵、殴斗；重者，丈夫可能抛妻弃子，和出轨对象私奔远走；更有甚者，一不留心发生凶杀命案，为三人关系画上黑色的句号。
拥有学士学位的白领男性则和蓝领阶层相反，他们在20多岁时很少发生婚外性行为，但到了50岁却以高达几乎每周一次的频率进行猎艳。
中产阶层因为婚外性行为引发婚姻问题的比例也小得多，他们常常直接离婚完事，个中问题除了当事者一般难以为人知晓。
电影《不忠》剧照。
但有意思的是，有一些家庭之所以能够协调婚内性生活，反而是得益于他们的婚外性行为。调查中有过婚外性行为的比例并没有特别高，即使是那些公开要求捍卫出轨自由的人，其自身也很少发生真的出轨。
金赛总结道，社会之所以对维系家庭感兴趣，是想让男人和女人以伴侣关系生活在一起，使他们比在独生生活时发挥更大的功能，更重要的是，给新生婴儿一个家——在犹太教和许多基督教派中，这是婚姻的首要目的。
不过，金赛补充，“在全世界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中，在婚男人与女人都有非婚性活动。这证明人类普遍渴望此类活动，证明现存社会组织试图根除其来源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
在两性关系中，性当然是重要的一环。/ 《性爱大师》
婚姻总是从内部开始掏空
莎士比亚形容，爱是亘古长明的塔灯。但在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看来，“爱的共同体”神话早已在现实的轰击中骤然坍塌。她认为，家庭并不一定意味着“友爱的乌托邦”，反而随时可以转化成封闭专制的王国。
上野千鹤子在书中回溯了家庭的历史嬗变：以工业革命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家庭大多以家族（Domus）的形式存在，它是生产经营的最小单位，而婚姻则是财产转移的手段。
然而，家庭之所以能够实现生产运作，其统治结构的根源便是父权制。资本主义勃兴以后，原来以务农为生的男性转而来到城市成为新的劳动力，与此相反，女性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从而受困在家庭之中。
[日] 上野千鹤子 著/ 邹韵、薛梅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20-3
该模式于维多利亚时期得到强化和巩固，并由此形塑了一夫一妻制的概念和家庭生活的神话。
这个神话鼓吹妻子要有奉献精神，宣扬母爱神圣而伟大，强调女性在家务劳动中要施展“关爱”和“照顾”，然而究其本质，其实是“以爱之名的劳动”（a labor of love）。
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作用下，不平等的性别分工模式被社会内化，从“以爱之名的劳动”中还诞生出职业家庭主妇这一新阶层。
及至上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在战后迎来经济快速增长期，社会整体上弥漫着一股全民中产阶级的思想潮流。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成为主流，“结婚后就辞职当太太”的思想成为女性的梦想。
尽管如此，“女人仍旧无法安于被分配成为100%的再生产者。对于中产阶级的妻子而言，与育儿期结束之后，等待他们的终将是孤独和不安的折磨。”上野千鹤子写道。
最近离婚冷静期的设置引发了很多关于婚姻的讨论，其实，对这一话题的探讨从未停止。/ 电影《一身叹息》
有意思的是，同样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社会的离婚率也一直保持在很低水平。希伯来人将通奸和罪恶相提并论，《摩西十诫》便郑重布告“不可奸淫”。
基督教教义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西方文明“从一而终，至死不渝”的婚姻观念，《新约马可福音》中说：“凡休妻再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
禁欲思想的破除和家庭神话的树立居然在工业革命时期同期发生，这并不是偶然。
在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不遗余力地颂扬罗曼蒂克式的爱情以后，人们对待婚外情的态度变得简单化、公开化和浪漫化。糟糠之妻对男性而言难以具备性吸引力，丈夫越发希望在家庭之外找寻激情。
这也印证了上野千鹤子另外一本著作《厌女》的分析：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结构形成时，也诞生了性的双重标准——“圣女”和“荡妇”，“妻子/母亲”和“娼妓”。
“女儿因为明了前面的人生终归不过只是委身于一个无法自主的男人，度过如”不满的母亲“那样的一生，所以成为”不开心的女儿“。”/ 上海三联书店/ 译者：王兰/ 2015-1
性经验少、对性保持“克制”的女性，被归类为“圣女”，她们是为人妻子和母亲的优先选择；性经验丰富、性态度开放的女性，则被归类为“娼妓”，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
上野千鹤子认为，这种对女性进行分类的做法，是通过将她们分离隔断，让彼此互相对立，瓦解团结，从而实现父权统治的目标。女性还可能主动维护这种标准，攻击丈夫的出轨对象，对其进行“荡妇羞辱”。
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婚外恋开始从已婚男性和未婚女性的固定组合，转变为有已婚女性加入。
在为《妻子们的思秋期》撰写的书评中，上野千鹤子写道：
“离婚率没有明显上升，婚姻和家庭却从内部开始被逐渐掏空，形同虚设。这也是那些原本过于认真，想要维持家庭的女人们的变化所致。”
真正的悲哀可能是，人们怀着对爱情的信念走进婚姻，然后逐渐被生活与本能打得支离破碎。
但真正能守住这段关系的也只有爱与诚，正如海伦·费舍尔所说，人总是想找到能分担其痛苦和悲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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