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与儿童（李江树摄/FOTOE供图）

 

“她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1983年4月22日，82岁的林巧稚与世长辞。这年春天，她因为病情恶化，已陷入昏迷多时。值班护士们常常被林巧稚在昏迷中的喊叫声惊醒。有时候她“啊！啊！”地高声叫喊，然后又抱歉地低语：“你来得太晚了，只能手术了……”有时候，她着急地说：“快！快！拿产钳来！产钳！”护士们会随手拿起身边的一件东西递在她的手里，她抓得很紧。还有的时候，她很高兴：“多可爱的胖娃娃。”

作为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林巧稚一生未婚未育，却获得了“万婴之母”的尊称。她离世已30多年，但她似乎从未走远。林巧稚去世后，先后有电影、系列片、邮票、十多本传记和上百篇文章纪念她。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妇女儿童博物馆、中华世纪坛、北京妇产医院和厦门妇幼保健院都有关于她的纪念塑像或纪念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的办公室里至今仍摆放着她留下的一把椅子，以及她的画像。多年来，北京协和医院每年12月都要开纪念会，新来的医生必须要了解已经故去的妇产科老主任。“她永远是我们的老师。”郎景和说。

按照通常的观念看来，与许多医学权威相比，林巧稚在她从医60多年的时间里分不出时间去做持久的研究，也没有精力去撰写需要与临床保持一定距离的纯学术著作，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临床医生的楷模。1929年，林巧稚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获得毕业生的最高荣誉“文海奖”。“文海奖”每届只授予一人。评选的时候，校委会曾有过小小的争执。就成绩论，林巧稚比另一位男同学高出1.5分。有人说，男学生对协和的贡献必定超过女学生，他们成绩也差不多。最终决定乾坤的是一位先生的话，他说：林巧稚课余为公益活动尽了许多义务，她为人热诚、有爱心，这是从医人的根本。

人们不断地怀念和解读林巧稚，恰恰是因为直到今天，面对现代医学变得日益冷漠、医患矛盾日益激化的困境，她依然在提供重要的启示。

抗日战争期间，北京协和医院因日军占领关闭。林巧稚在东堂子胡同10号开设了一家诊所。那6年时间，她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底层民众。北平城里妇产科诊所的门诊挂号费最少是五角，半袋面粉的价钱。她将挂号费降为三角，还在出诊包里常备一些钱，周济那些一贫如洗的家庭。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第一次到协和找林巧稚看病。林巧稚并不知道她是总理夫人，叮嘱她，以后不要挂专家号，要多花许多钱，自己也看普通门诊。

有一次林巧稚问她的朋友、朱德夫人康克清：“你开始来看病时也用这个名字吗？”康克清感慨：“可见她在看病时只关心病的本身，并不注意那个病人是谁。”著名妇产科专家叶惠方教授是林巧稚的学生。她记得，在门诊，如果看到哪个病人表情痛苦，林巧稚就会丢下手里的所有事情，直奔这个病人而去。本来，除非下级医生请示，她完全可以不过问。有时候，叶惠方会提醒她，待诊室里有早已约定等候在那里的“特殊病人”：要员的夫人，或者是外国大使太太。林巧稚总是头也不回地说：“病情重才是真正的特殊。”

林巧稚的脖子上常年挂着听诊器。郎景和的办公室里，也总挂着一个绿色软皮管的老式听诊器。很多年轻大夫不理解，在仪器设备先进的今天，听诊器有什么用？“听诊器把医生和病人连在一起。”郎景和告诫他们，这是行医者不能忘的。上世纪60年代，郎景和进入协和医院工作，是林巧稚把他留在了妇产科。他记得，林巧稚位于东单的家里有一部电话，科里有问题打过去请教，事无巨细，她从不厌烦，从不敷衍。一旦觉得电话里说不清楚，她就直接到医院来，无论盛暑严冬、刮风下雨或者深更半夜。大家都觉得林巧稚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不论病人多么惊慌失措，只要她一现身，她们就能平静下来。这种魔力，在她的一言一语、举手投足之间。作为专家，她会把耳朵贴在病人的肚皮上，她还总是摸摸病人的头，掖掖病人的被角，擦擦她们额头上的汗，拉拉她们的手。她出门诊，从不会三言两语打发病人。“医生给人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她常对下级医生说，“她们各自的生活背景、思想感情、致病原因各不相同，我们不能凭经验或检验报告就下诊断开处方。”

叶惠方记得她初到病房见习时受到的教育：工作的地方必须安静、整齐；挪动椅子要端起来挪；抽屉要轻关；走路要抬起腿，不能发出鞋拖地的声音；关开门要用手扶着轻轻关上或推开；绝不允许门窗桌椅乒乓乱响，惊动病人；说话声一大，就要受到警告。尤其夜间，只能踮着脚走，而且手电筒要照向地面。护士陪见习医生去检查病人，先要把病人四周的布帘拉上，灯光弄好，轻声告诉病人医生要检查了，然后把要检查的部位暴露好，查完立即为病人盖好，不叫病人受凉或因暴露太多不好意思。“这些举动，都是无言的教育，使我们感觉到必须处处从病人养病需要出发，力争给她们一个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以加快她们的康复。”

病人上手术台前，林巧稚看到麻醉师主动和病人交谈，会满意地夸奖：“你能这样体察和关心病人，今后要发扬。”有一次，她为一位临产的产妇做检查。产妇疼得厉害了，还没顾得上吃的饭菜就放在床头柜上。林巧稚把护士长叫到一边：“我看见她的菜碗里有鱼。你怎么可以让她吃鱼？她疼成那样了，哪里还顾得上择刺？你应该考虑到的。”这位护士长与林巧稚共事多年，亲历过许多危急的场面，唯独这件小事，她一生都不曾忘记。

林巧稚与同事为病人会诊

 

病人的幸福

冰心的三个孩子，都是林巧稚接生的。她注意到，林巧稚会在每个孩子的出生证上留下流利的英文签名：“Lin Qiaozhi's Baby”（林巧稚的孩子）。在协和毕业后，林巧稚曾经有两次机会重新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包括医院领导层在内，很多人建议她到公共卫生系工作：女医生总要结婚生子，那里不用上夜班，可以干得长久，但林巧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曾想过做一个儿科医生，可实习期间，她经历了病魔夺去幼儿生命的情景。每次她都会陪着失去孩子的母亲一起流泪，那种痛苦让人不能承受。她看到，许多幼儿先天的疾病直接源于母亲，这使她下定了冲在最前线的决心。

林巧稚的侄女、著名的不孕症专家林心铿是在姑姑的引导下走上医学之路的。有一次她问林巧稚：“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妇产科医生，最拿手的绝活儿是什么？”林巧稚得意地笑了：“我接产，一般不开刀，这可以说是我最拿手的。”她告诫林心铿，绝不能出现医生治好了病，而病人却失去了和谐完整生活的情况：“你给人家治了病，近期效果要紧，远期效果更要紧。你看过的病人，什么时候都要对人家负责任……要让人家通过你的治疗而得到幸福的生活，而不能给人家造成不幸。”

为了病人的幸福，林巧稚有勇气冒风险。31岁的患者董莉，结婚6年初次怀孕。数月后有轻微出血症状，结果在协和医院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取活体组织做病理检查后，怀疑为恶性肿瘤。按照惯例，必须尽快手术，切除子宫，防止癌变扩散，但林巧稚迟疑了。董莉夫妇多年来都想要一个孩子，无论如何也不想动这个手术。林巧稚跑去图书馆查阅了国外的资料，又反复研究了董莉的病理检验报告。她感到，病理切片不像通常的病变组织那样脆硬：会不会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细胞的分裂增生并不是癌变的趋势或前兆，而是怀孕期间在体内激素的刺激下，特殊部位的特殊反应？林巧稚组织了专家会诊。病理专家审慎地强调，以医院的检查设备和试剂，对送检组织只能分析到这个程度。就国内外现有文献资料看，这类病变细胞，通常是向恶性发展。会诊的结果依然是手术。按医学常规办事，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与医生无涉，任何人也都无可指责。手术方案确定了下来，林巧稚却没有签字。半个月后，她做出了一个有可能自毁声誉的决定：患者暂不手术，出院后定期检查，根据情况随时采取措施。

董莉出院的时候，林巧稚拉着她的手一一嘱咐注意事项。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当了20年医生,头一回碰到你这样的情况。把我的头发都愁白了。”以后每个星期五的下午，董莉都会按时来到医院。林巧稚一次次给她检查，一次次认真记录检查结果。几个月后，一个体重6斤的健康女婴诞生了。当董莉怀抱着健康的婴儿出院时 , 伴随她整个孕程的宫颈肿物自然消失了。董莉的宫颈肿物是一种特殊的妊娠反应。那个在林巧稚守护下出生的女婴被父母命名为“念林”。

林巧稚一生的奋斗目标是“让所有的母亲都高兴平安，让所有的孩子都聪明健康”，她并不只在协和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前追求这个目标。

1957年春天，在协和召开的教授座谈会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她曾经毫不客气地批评卫生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听取医学界内行的意见，放松了避孕的宣传和措施落实，放宽了对人工流产的限制，直接违背了“预防为主”的方针。

1958年，在“大放卫星”的喧嚣声中，医院领导提出要紧跟时代，改进手术洗手方法：洗个手要那么多程序，慢吞吞还怎么“大跃进”？没人敢出来反对，林巧稚直接找到医院领导发问：如果是给你做手术，你要我们洗三遍手还是洗一遍？一次洗五分钟，还是三分钟？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林巧稚借力调动了自己所能调动的医护力量，对北京83个工厂、机关，27所学校和22处居民点的近8万名适龄妇女进行了妇科普查。

1965年，专家们被组成“巡回医疗队”，派到农村工作。临行前，林巧稚做了准备，她找人了解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当她得知湘阴一带多发眼病，专门抽空到眼科去学习，了解一些眼科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她还找中医大夫学习针灸，学会了头痛、关节痛的针灸疗法。林巧稚有一句名言：“妊娠保健不是病，妊娠要防病。”多年的从医经历让她深刻意识到，中国妇女的疾病和痛苦很多是因为贫穷、多子女和缺乏起码的卫生常识所致。根据湘阴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作为最高专家，林巧稚亲手编写了最通俗的科普读物《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这个科普的任务她一直记在心上。1978年末，她因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入院治疗，还在病床上主持了《家庭卫生顾问》一书的编写。她每天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很多是对一些生理、病理常识问题的咨询，她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深入浅出的解答。之后，她又组织编写了《家庭育儿百科全书》《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在那个时代，这些书成了许多年轻妈妈的必读书，真正成了她们的“家庭卫生顾问”。

1966年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林巧稚曾被要求不得过问任何与医疗有关的事情。她先是在绒癌病房做护工，后又被分派回妇产科门诊叫号。八楼的绒癌病房里就多了一个推着四轮平车挨个病床给人打针、送药的老护士。她清洗便盆，倒痰盂，做得一丝不苟。看见走廊墙上的一块痰渍、一个鞋印，她都会停下来用抹布一遍遍地擦拭，直到清洁为止。在妇产科当主任时，她总是对那些觉得一辈子给人打针、发药、端便盆没出息的年轻姑娘们说：当你怀着一种神圣的感情去做这些事，就不会觉得工作琐碎、无聊、没出息了。

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妇产医院（王琼/FOTOE供图）

 

沉甸甸的遗产

1961年初夏，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林巧稚在西四缸瓦市附近的一家饭馆吃饭。周恩来关切地对林巧稚说，听说林大夫主动要求降低了自己的口粮，医生的工作任务很重，还是要实事求是，注意身体。当时，林巧稚本来每个月有26斤粮食的定额，她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定量降为16斤。她持有政府配给特殊人才的专用购物证，可以在指定的商店买到市面上紧缺的物品。但是，她只用它购买速溶咖啡——这是她年轻时就养成的嗜好，她不许家人朋友用购物证去购买任何东西。面对周恩来的好意提醒，林巧稚回答，她本来饭量就小，又没有什么负担，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护士能够得到更多的关照，他们本来工资就不高，定量供应的食品还要先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

困难时期，医学微生物学专家谢少文因被停职停薪，生活陷入绝境，林巧稚悄悄给他送去一笔钱。为了避免他难堪，她用英文附上一句话：It's not money. It's friendship.（这不是钱，这是友谊。）

林巧稚对人的善意和关怀，让一大批英才愿意与她共同奋斗在妇产医学战线上。在协和，作为妇产科主任，林巧稚对妇产科每位医生的能力和专长了如指掌。她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对他们的专业发展做出了分工，制订了科研计划和培训计划，建立了完善的体系：宋鸿钊、夏宗馥等大夫负责绒癌的研究和治疗；连利娟、吴葆桢等大夫负责研究妇科肿瘤；葛秦生大夫负责生殖内分泌的临床和研究；王文彬大夫与姜梅、尤娴玲、许杭等大夫进行产科研究；何萃华、崔应崎、乌毓明等大夫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唐敏一大夫师从协和病理科主任胡正祥建立妇科病理专业。她还请公共卫生系的张茝芬到妇产科来，负责妇科保健普查的工作。
 

“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并不怕死。”1980年住院后，林巧稚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平静地说，“人们了解我，我更了解自己。我没有负疚，没有牵挂，没有悔恨，尽可以瞑目而去。”在她与世长辞之后，协和妇产科进入了全盛时期。她的学生中，有人成为医学院校妇产科系的主要负责人，有人成为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专家，还有人在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健康水平的主要指标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这三大指标。在林巧稚初入协和迈进医学大门的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生儿死亡率为275‰，其中多数死于可以预防的破伤风；孕产妇死亡率为17.6‰，死因多为产褥热、大出血这些可以避免的产科疾病。2018年，中国新生儿死亡率为6.1‰，孕产妇死亡率为0.183‰，均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

林巧稚一生没有孩子，但她知道，做了母亲的人，总要花很多心思在孩子身上。平日里，她对妇产科那些有了孩子的年轻同事，总是格外多一些关心和体贴。许多女医生都记得，林巧稚每次向来宾介绍她们时，往往会加上一句：“她还是一位母亲。”

林巧稚有两个存折：一张存着她工资节余的部分；另一张存着工资外的一些收入，比如人大政协开会的补助，还有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定期发给的车马费。她认为，前一笔钱是她的劳动所得，可以用来资助亲戚朋友，而后一笔钱则应该另有所用。

她留下了自己的遗嘱：3万元积蓄全部捐献给协和医院的托儿所，解决协和母亲们的后顾之忧。而她的遗体供医院作医学解剖之用，她的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大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