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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奠基新中国考古

作者:admin 2019-10-04 我要评论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考古学犹如一个民族的定海神针。而夏鼐则是新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定海神针。 1971年,汉代出土文物展在故宫举办...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考古学犹如一个民族的定海神针。而夏鼐则是新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定海神针。

1971年,汉代出土文物展在故宫举办。图为郭沫若(左三)、王冶秋(左二)、夏鼐(右一)在金缕玉衣展柜前(视觉中国供图)

 

艰难起步

1950年10月12日,新中国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第一个工作日。带队的是39岁的发掘团团长夏鼐,成立仅两个月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凡身体尚可外出的同事基本都参与了,此外还有雇佣的上百名工人,他们前往距离北京700公里的河南辉县,继续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因抗日战争戛然而止的工作。夏鼐略显急迫,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频频记下“殊为失望”“无所得”等词。对于初期试掘这本是正常现象,他显示出的压力,或许是因为发现因缘际会之下,自己已经成为全中国考古工作事实上的负责人。老师傅斯年、李济已赴台湾,留在大陆的真正可称得上“现代考古学家”的,只有自己和另一位老师梁思永二人。但梁思永病重,实际的田野工作的指挥,落到了这位考古研究所第二副所长的头上。而此时,距离夏鼐由副研究员升为研究员仅过去2年,正式拿到自己的博士学位仅3年。

步入今天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筑群,考古研究所大楼前的夏鼐雕塑有时会让业外的访客遭遇小小的尴尬。这尊铜像的位置如此明显以至于会被下意识用作碰头地点,可若非对考古学有所了解,许多人拿不准“鼐”字怎么读——音同“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教授曾在一次会议上苦恼,中文系、哲学系凭鲁迅、胡适等本系知名人物就能吸引许多青年人报考,考古学同样历史辉煌、在现代中国学术中举足轻重,却极少公众熟知的考古学家。他又说,要是塑造“偶像”,该从夏鼐开始。而这位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甚至至今没有一本生平传记。

1910年,夏鼐出生在浙江一个富商家庭,在家乡念过私塾、小学、初中后,到上海著名的光华大学附中读高中,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同样在1910年出生的,还有费孝通、华罗庚、钱锺书,1911年则有钱学森、黄万里、季羡林等,这些人都对日后新中国各学科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着共同的时代特点:完整接受了民国的基础教育,“五四先哲”已开出的先路使留洋几乎成为必选项,知识结构上中西兼顾,学术上由“破”转入“立”的阶段;作为“一二·九”一代,整个青年时期正值抗日战争,有着天生的家国情怀底色;新中国成立时,正步入壮年又在政治上相对“清白”,他们的老师一辈——胡适、郭沫若等人,或已经无法选择留在大陆,或因较早投入革命而出任领导职务无暇研究。新中国学术建设的重任,注定落在这一代人身上。

庚款留学考试改变了夏鼐的命运。因酷爱近代史,他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时他那一年清华只有美国史和考古学的留学名额,半推半就走上了考古道路,却让他发现一片新的天地。在他之前,全中国只有梁启超之子梁思永一人专门留学学习考古,其他人包括“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内,都是机缘巧合走上考古学道路。这门冷僻学科却在动荡时代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是所谓“小学科,大学问”的典型。清末民初,涌现了所谓“五大发现”,外国人在中国的探险活动以及古董商趁乱世盗宝,让敦煌文物、甲骨文等一系列重大发现为世人所知,急需以科学手段进行研究和保护。另一方面,考古学成为现代中国在转折期构建共同身份意识的重要知识来源。上世纪20年代,瑞典探险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通过对仰韶文化的发掘,提出“中国文明西来说”,中国知识分子一时难以接受但提不出有效反驳,再加之帝国主义和边疆分裂势力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历史连续性的攻击,考古学在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梅贻琦、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学界权威,都对夏鼐这位本科生的前途寄予厚望,因他所学学科的特殊性,实在不是为个人,而是为整个中国去学习考古学。原本考取留美的夏鼐最终改为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留学,系统学习埃及考古学,又在开罗博物馆工作,以求完整方法论。因目的明确、禀赋优良且身处国际学术前沿,夏鼐留学所获得的考古训练之完备不仅在中国前无古人,在当时国际学界也首屈一指。学成归来,傅斯年非常器重夏鼐,夏鼐也不负众望。1945年在甘肃宁定县两座齐家墓葬的发掘中,夏鼐通过对两块彩陶残片的分析,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年代早于齐家文化。这使得曾经相当有影响的安特生的观点被铁证推翻,其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分期体系彻底破灭,学界盛赞这一发现“意味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结束了”。

内战形势日趋紧张,夏鼐拒绝了傅斯年让他押运古物去台湾的任务。夏鼐对曾在殷墟共事的郭宝钧说:“我们不能走,我们还有事业要作,我们还有前途。”1950年,夏鼐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在1950年的辉县,夏鼐和同事们最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发掘。到次年1月工作结束前,他们发现了明确的商代遗迹,填补了一段早期商代历史的空白,意义颇为重大。这还是一次面向全国考古工作者的示范性发掘,夏鼐全面掌握着发掘的进度,白天在相距十几里的两个发掘点来回奔波,亲手操作,将技术传授给许多第一次参与发掘的年轻人,晚间则检查他们的发掘记录,由此确立考古所严格的田野工作流程。特别是发掘战国车马坑的时候,大雪连降数日,夏鼐先用火盆烤化坚硬的冻土,然后用手铲一点点仔细剥离,半个多月的工作后,终于第一次完整揭露出19辆已近腐朽成灰的古代木车马痕迹,这项成果甚至被国际考古学界视作战后考古学在田野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六年之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辉县发掘报告》,这部新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就此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诸多规范,60年后还被视作经典而重印。

辉县发掘结束的第二年,为把“辉县模式”进一步推广,更彻底地解决考古人才奇缺的状况,1952年文化部、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开办了连续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各地学员总数达300余人,夏鼐在其中主讲考古学通论和考古方法。北京大学也由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就此起步了。

夏鼐(右一)在殷墟发掘现场测量绘图

 

规划蓝图

新中国成立后,因连年战争停滞的田野工作得以继续,民国时期对考古工作构成巨大干扰的村匪恶霸及盗墓贼、文物贩子等在人民政府的雷霆打击之下销声匿迹,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展,让新遗址得以不断涌现。夏鼐过往的学术背景和如今的现实角色完美匹配,终于可以大展身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向本刊形容,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进入“装修”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十年内老一辈考古学者们的工作是“搭房子”,即构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基本框架。民国时期,虽然有安阳殷墟和仰韶等一些重要发现,但它们之外,时间、空间上存在着大量空白,殷墟同时期长江流域是怎样的情况?同样是中原地区,殷墟之前有什么?让这些“点”逐渐连成“线”,进而变成“面”,画出一幅包含有时间维度的文明地图,把握中国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成为新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任务。

五六十年代,辉县琉璃阁、半坡遗址、西周丰镐、汉魏洛阳城和隋唐长安城等重要遗址均开始发掘,硕果累累。然而挖了这么多,接下来往哪里走,怎样理出一个线索来?此时急需一幅“路线图”指导后续工作,这正是夏鼐最擅长也只有他能完成的工作。据考古研究所的王世民研究员回忆,一年安阳殷墟发掘队汇报工作,夏鼐对商代一句话没说,却突然提出古代有个相州窑,就在安阳附近,去调查过没有?队员一下被问得张口结舌。山西队汇报晋南发掘工作,夏鼐突然提出晋南有个盐池,古代非常重要,去考察过没有?他想的不是单一的点,而是宏观文明图景。

曾对夏鼐做过专门研究并出版专著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胡文怡告诉本刊:“略微夸张一点说,新中国成立至夏鼐去世这段时间的考古学,简直可以称作夏鼐的考古学。”作为“实践科学”而且有着较强团体工作和工程性质的考古学,尤其需要整体的规划和指挥,夏鼐作为“总设计师”,从北京猿人遗址到明十三陵,从组织编纂殷周青铜器铭文集成到费心建立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一生的工作涉及中国考古的所有方面。“在夏鼐的有生之年,全中国所有重要的考古学相关文献,几乎都经他之手校对、审阅和修改;而几乎全中国所有重要的遗址,他都曾亲临发掘或进行指导。”胡文怡说。

1962年,夏鼐在《红旗》杂志发表纲领性文章《新中国的考古学》,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成果,提出了六个重点工作方向,其中三个与“起源”问题相关,即人类起源问题(以北京猿人和旧石器时代发现为基础);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以夏至唐代都城遗址发现为基础);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新石器时代至元代少数民族遗存发现为基础)。这是接续民国时的考古学基本问题,为重中之重。还有三个,涉及生产工具和技术、社会结构和关系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由此,时间超过上万年、空间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文明时空里纵横交错的无数考古学发现,变得豁然开朗起来。这些宏观思考的意义不局限于中国学界内部,还对全球文明史尤其是东亚文明研究有着重大价值,正如日本考古学者末永雅雄所言:“在关心东亚考古学的人们中,大概没有不知道夏鼐氏和他的业绩的吧!”

除了明确方向,夏鼐也从方法上规范着中国考古这门学科。今天人们熟知考古学文化是以最初发现遗迹的“小地名”来命名的,例如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等——这两处都来自夏鼐的直接命名。其实人们一度企图取消考古学文化名称,代之以笼统的某某地区原始文化,甚至用历史上的族名进行命名。看似直接、明了,实际上先入为主地扣上一个帽子会给后续研究带来极大的干扰,夏鼐在1959年及时地发表《关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这一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文之一,以一种看似“保守”的方式一锤定音地确立标准,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健康的基础。类似的坚持科学原则的例子还有许多。例如1953年发现的一处3世纪的西晋墓葬中,对一件金属饰带的多次反复检测结果为铝,而传统认为铝是19世纪人类才得到的金属,这一发现一旦公布将震惊世界。夏鼐认为这严重可疑,在他的坚持下,对其他全部金属饰带进行了检测,发现大多数为银只有这一块为铝,从而确定这一小块铝很可能是后世盗墓者的遗留物。据考古学家石兴邦回忆,1956年一位罗马尼亚考古学者来西安参观,他对中国考古学者的工作充满怀疑,“遇到学术问题,先问夏鼐是怎样看的,如果说夏鼐也这样看,他就相信,不然,他就摇头”。

考古学的发现总是“不听指挥”,一项重要遗址何时、何地出现,并不在人们的预期和掌控之中,这让考古学家的工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特殊年代反而成为优势。1968年,“文化大革命”尚在高潮,考古研究所就因满城汉墓的发掘而部分恢复了工作,当时解放军在修筑工事过程中意外发现了这一西汉时期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1971年,马王堆汉墓也在修建地下工事过程中被发现,这项发现的意义过于重大,不得不再次召回了考古工作者们。经过细致分析,夏鼐这一次主张对马王堆古尸进行主动解剖,理由和他1956年反对发掘明定陵相同——有利于更好地保存文物。马王堆汉墓的发现成为一个重要契机,次年不仅《考古》等杂志复刊,夏鼐也重新负担起领导职务。“文革”刚结束时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就认为,“考古研究所当时在社会科学院是工作秩序最稳定的所”。秦始皇陵兵马俑、殷墟妇好墓等,也均在“文革”期间被发现并得到妥善发掘。相比于其他一些人文学者,夏鼐十分幸运地在大多数时间都能够进行业务工作。

1982年,夏鼐升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并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72岁的他精力原本还很旺盛,不料在三年后突发脑溢血,骤然离世。人们在缅怀他的同时,中国考古学也进入了“后大家时代”。他为中国考古学确立的框架与规范得以保留,一些他曾经的个人色彩鲜明的观点,例如反对外国人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不鼓励考古工作者对考古材料做过多阐发等,也随着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到来而松动、变化。

逝世前两年,夏鼐以一项总结性研究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一份重要遗产。1983年,随着考古学资料的日益丰富,他提出要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对于到底是“传播论派”还是“独立演化派”的争论,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至于从何时开始的问题,他认为:“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既够得上文明,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据最新的碳素系列测年结果,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一个明确、科学的答复,正是考古学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蹒跚起步时的最初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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