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24日，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IC photo供图）

 

革命生产两不误

1961年，原江苏省苏州地区江阴县华墅人民公社17大队分为四个大队，其中最西边大队占地845亩，人口667人，吴仁宝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因大队地处原华墅最西边，被吴仁宝取名华西大队（人民公社取消后，改名华西村）。吴仁宝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其父吴寿坤是一名鞋匠，因家境贫寒，吴仁宝11岁起就在富裕人家帮工，此前在堂叔的资助下短暂上过几年私塾，16岁开始到解放前，吴仁宝就借钱四处闯荡做小生意，卖过咸菜、豆腐、红糖、布匹等，但这些生意大多都是亏本碰壁。

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时，吴仁宝33岁，已经有数年的基层干部经验。当时华西村粮食年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是当地有名的贫穷村庄。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报道，掀起全国学大寨的热潮，受此启发，当年冬天，吴仁宝带领村民，踏遍全大队1300多块田地，40多条河沟，12个自然村落，制定出《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图》，立志用15年时间，实现亩产1吨粮，让全村农民吃饱饭，住新房。

随后，吴仁宝带领华西人搬田岸，削土墩，填河沟，挑土方，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靠肩挑手扛，把原来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大田。因为华西村的拼搏，当时周边村庄流传出关于华西村的段子：“做煞大队无搭头，干起活来累死人；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在河浜里。”但艰苦奋斗卓有成效，1972年，土地改造后的华西大队达到粮食亩产破1吨，提前7年完成15年规划，一时风光无两，成为与“北大寨”齐名的“南华西”。

华西村学习大寨在后，但又并非完全照搬大寨经验。当时大寨的一切实行集体制，包括村民住房，这是吴仁宝不赞成的。在他看来，农村人只有住在自己家里才踏实，不是自己的房子，虽然住着也不错，但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吴仁宝在华西村坚持采取“私建公助”的办法，由集体贴补建房金，村民自己出钱建房，建好的新房产权村民私人所有，免除大家的心病。但在拒绝房屋集体制的同时，70年代初期，吴仁宝又逆潮流办起了1961年就相继解散的农村公社大食堂。不同的是，华西的食堂是“农忙食堂”，原来当时每到农忙季节，农活紧张，不少农户做完农活还要做饭，经常忙得精疲力竭，于是吴仁宝主张统一办食堂，三餐由食堂负责，合理搭配饮食，既兼顾村民营养，还可以保证社员每天午饭后休息两个小时。另外，下午劳动时间长，大麦茶、馒头也由食堂直接送到田头，保证生产效率。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是我国农村率先致富的典型，被誉为江南水乡的一颗明珠（上海画报/IC photo供图）

 

但特殊年代的华西村并不完全一帆风顺，上世纪60年代末，就在吴仁宝立志要把华西村建成土地成片、瓦房成排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时，邻村一位老婆婆因为“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吴仁宝则因抓生产，不抓“革命”被人告状，遭到审问。后来，吴仁宝思来想去，用了自己一贯的办法，在村里的墙头上刷下新标语：“多积一担肥，多捉一条虫，多插一棵秧，多打一斤粮。用实际行动，向伟大领袖献忠心！”巧妙地做到了“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但也正是因为始终将生产放在第一位，华西村才成了大小风浪中经得起各级检查组反复调查的真“样板”。后来吴仁宝对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他也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进入乡政府后又被下放，心里不忿；60年代也当过“走资派”，被打倒，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只能靠边站。但他实事求是，不断调整，并以村民的共同幸福为目标，最终把华西村变成了一个务实而团结的集体。事实上，早在1961年、1963年和1969年，华西村就分别办起磨房、废纺站和小五金厂，成为全村增收的重要支点，这些做法都与当时的主流表象有所偏离，其中的小五金厂甚至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都只能“地下”生产，但华西村没有人贴大字报，没有人争论，也没有人举报。

与时代脉搏共振

经过新中国初期的艰难发展，1978年，华西村已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即使在当时工业增长率全国领先的江苏南部，这也是首屈一指的，毕竟当年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不过数亿元。但随着改革开放拉开帷幕，这只是吴仁宝带领华西村走向更大历史舞台的前奏。

华西村著名的小五金厂向世人公开是在1978年，此时全国工厂已逐步恢复生产，五金市场趋于饱和。吴仁宝通过敏锐的市场判断，很快就放弃五金厂，于1978年年底重新开办了一个塑料纺织厂，并且避开了竞争激烈的南方市场，专攻粮食产量正节节攀高的东北地区。当时东北的工厂和农村主要是用麻袋做包装，更加物美价廉的塑料编织袋流入后，很快占领市场。1979年，华西塑料纺织厂建厂第一年，就创下产值119万元，获利38万元。

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75号文件，俗称“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行开来。吴仁宝带着全村开会讨论后，再次“逆潮流而动”，不但没有分田到户，还将全村500多亩粮田统一承包给了30名种田能手，其余95%的劳动力全部投入二三产业，因为在吴仁宝看来，农业能让农民吃饱，但要富起来，中心必须放在二三产业。这成为华西村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型产业结构调整。

不过，吴仁宝没有在华西村实行“分田到户”，却从“分田到户”中发现了商机。1982年，通过在北方众多农村的考察，吴仁宝认为，集体经营时，打药治虫，一般由专业队承担，一个生产队有十几架喷雾器就够了，分田到户后，农民很快就要富起来，各家各户都要打药治虫，肯定需要置办农机农具。于是，当年年底，华西村用3个月时间，快速上马，建成投产了一座药械厂，专门生产工农-16型背负手摇塑料喷雾器。1983～1984年，华西村每年生产喷雾器50多万架，每架净利润4元，两年共赚400多万元。无论是塑料纺织厂，还是药械厂，都是当时80年代早期标准的乡镇企业产品，门槛低，产品体量小，市场波动极大，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快速抢滩，高效执行，为华西村完成了足够的初始积累。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全国乡镇企业发展被推向高潮，而此时，华西村已经开始准备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了。1985年，在全村总产值不足2000万元的情况下，吴仁宝带领80位承包任务的村民，到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宣誓，随后签下保证书，保证三年内全村总产值过亿，不达到目标，相关人员财产充公。

在新的创业过程中，华西村将目标瞄准了铜铝材、线材、轧钢和毛纺等行业，这些行业规模大，门槛高，华西村采取的办法是联营，比如1985年年底，华西村竣工的第一座铜铝材厂就是和上海铜厂联营，由上海铜厂以400吨、1600吨两台挤压机作为投入，负责生产人员培训、经营销售，华西村则负责投资建厂，并负责上海铜厂的后勤供应（铜厂付款），利润按双方投资比例分成。后来，华西村采取类似方案，穷尽办法，与上海、北京、南京甚至国外的大企业，联营建成了线材厂、轧钢厂、毛纺厂等各种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后来都成为华西村的骨干企业，也助推华西村在1988年成为江苏省第一个亿元村。

作为一个村干部，同时作为一个企业家，吴仁宝对时代脉搏的把握能力令人惊叹。一个有名的例子是，1992年2月28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后，看到报道的3月1日凌晨3点，吴仁宝用村里的大喇叭，紧急把村干部们从床上叫起来开会。他分析，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市场经济很快会掀起一轮发展大潮，原材料价格必涨，以前，华西村搞实业求“稳”，要求内外无债，但这次必须借钱买足原材料“赌”一把。当天开始，华西村共借2400多万元，购买上万吨钢坯、上千吨铝锭，把仓库全堆满，而全国果然很快就掀起了建设热潮，原材料大涨数倍，未雨绸缪为华西村节省了上亿元的成本。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曾先后涌起过一大批和华西村一样的“亿元村”，如天津的大邱庄、山西大同的秦家山村、河南漯河的南街村，但这些村庄都先后陨落或历经起伏，只有华西村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共振的节奏，并在1999年完成“华西村”集团上市，产业触角远及海外。

对比起来，在华西村成为亿元村的过程中，有件事是值得记录的。即1985年，华西村的年终分红已达到人均1500元，但当年村里进行产业机构调整，共投入700多万元，账上现金吃紧。最终，经过村党支部讨论，吴仁宝想出点子，挨家挨户说服村民，将年终分红留在村里的账上，以入股形式，继续投入生产。这次收入转化，奠定了后来的华西村民的收入模式。

当时华西村村民收入共有三个来源：一是工资、奖金，多劳多得，工资平时发50%，年终结清；二是村民福利补贴，每年至少2800元，算最低生活保障；三是村民年度奖金的80%作为资本参股，按股分红。吴仁宝将这种分配制度概括为“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他认为，正是这种收入分配模式，让华西村人在长期富裕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滋生惰性，始终保持奋斗。而吴仁宝自己，直到2013年去世，依然住在一栋80年代建造的破旧楼房里。

2017年，华西村的华西棉纺厂车间场景（IC photo供图）

 

共同富裕

1988年，华西村已经成为著名的亿元村，但临近的前进村却已经两年发不起干部工资，村委会还倒欠村民6万元。吴仁宝知道后，主动拿出了10万元给前进村干部发工资、清债务，并由华西进行市场调查，投资300万元，帮前进村兴建了一座染料化工厂。和前进村类似，从1988年开始，华西村还先后帮助周围的光明村、三余巷村等村庄投资建厂。但短暂的帮扶后，吴仁宝发现，有些村庄在后续发展中，并没有节节上升，有的甚至出现下滑，这种情况下，吴仁宝有了自己的新构想。

2001年到2006年，经过上级批准，吴仁宝提出“一分五统”，号召周围村庄加入华西村。“一分五统”的意思是，如果有村庄愿意并入华西，并入后将实行村企分开，并入的村子仍由本村村民自治选举村委会，但由华西集团统一管理经济，统一使用干部，统一安排劳动力，也统一发放福利，统一规划村建。最终，从2001年到2005年，共有15个村以几乎百分之百的签字同意率并入了华西村，成为新的大华西，人口超过3万人。合并后的大华西被规划成12个村，其中老华西村称中心村，新并村称为华西一村到华西十二村。在大华西村，大人小孩子每人每年都会发放生活物资，男60岁、女55岁以上有一定数额的养老金。

新的大华西村也帮助吴仁宝完成了新的产业规划构想，他提出节约集约用地，建造新的塔式农民公寓，农民就近入住公寓后，新增土地被打造成高科技观光农业园区、工业园区等，使得整个大华西形成了更加多元完善的产业格局，在全球市场经济环境下抗击风浪的能力也更强了。

除了将周边村庄并入华西，吴仁宝还在宁夏和黑龙江发展出两个“华西村”。宁夏华西村出现于1994年，当年吴仁宝响应中央号召，组织华西村名干部，赴西部各省考察，最终决定出资，帮助宁夏南部山区搬迁1000户6000多名极度贫困人口，到银川近郊镇北堡建立一个了“宁夏华西村”，建村过程中，江苏华西村投放资金300多万元，还派出两名干部驻宁夏华西村长达5年时间，帮助当地发展种植、养殖业等产业。截至2014年底，宁夏华西村已共有移民5067户23275人，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040元。

黑龙江华西村则出现于1995年，当时黑龙江肇东小山屯村因为资不抵债，连国有肇东电缆制造厂都关闭了。吴仁宝派出自己的四儿子，也是如今的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在黑龙江长住三年，和当地村民一起，新筑十几公里引水沟，新修五公里水泥路，开发2000多亩粮田，聘请黑龙江省农科院专家指导科学种田，并为村里新办起电工铝和无氧铜厂。1998年，“黑龙江华西村”从人均收入不足千元，增加到4000元。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后，华西村向该村捐款180多万元，帮助当地村民进行灾后重建及恢复生产。对吴仁宝来说，这也是他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