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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宝:一个书记和他的村庄

作者:admin 2019-10-05 我要评论

从上世纪60年代建村以来,吴仁宝带领着华西村,罕见地在每一个时代都成为样板。吴仁宝和华西村的历史,正是中国基层村庄在不同时代脉搏下灵活发展的历史。 2008...

从上世纪60年代建村以来,吴仁宝带领着华西村,罕见地在每一个时代都成为样板。吴仁宝和华西村的历史,正是中国基层村庄在不同时代脉搏下灵活发展的历史。

2008年3月24日,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IC photo供图)

 

革命生产两不误

1961年,原江苏省苏州地区江阴县华墅人民公社17大队分为四个大队,其中最西边大队占地845亩,人口667人,吴仁宝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因大队地处原华墅最西边,被吴仁宝取名华西大队(人民公社取消后,改名华西村)。吴仁宝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其父吴寿坤是一名鞋匠,因家境贫寒,吴仁宝11岁起就在富裕人家帮工,此前在堂叔的资助下短暂上过几年私塾,16岁开始到解放前,吴仁宝就借钱四处闯荡做小生意,卖过咸菜、豆腐、红糖、布匹等,但这些生意大多都是亏本碰壁。

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时,吴仁宝33岁,已经有数年的基层干部经验。当时华西村粮食年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是当地有名的贫穷村庄。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报道,掀起全国学大寨的热潮,受此启发,当年冬天,吴仁宝带领村民,踏遍全大队1300多块田地,40多条河沟,12个自然村落,制定出《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图》,立志用15年时间,实现亩产1吨粮,让全村农民吃饱饭,住新房。

随后,吴仁宝带领华西人搬田岸,削土墩,填河沟,挑土方,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靠肩挑手扛,把原来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大田。因为华西村的拼搏,当时周边村庄流传出关于华西村的段子:“做煞大队无搭头,干起活来累死人;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在河浜里。”但艰苦奋斗卓有成效,1972年,土地改造后的华西大队达到粮食亩产破1吨,提前7年完成15年规划,一时风光无两,成为与“北大寨”齐名的“南华西”。

华西村学习大寨在后,但又并非完全照搬大寨经验。当时大寨的一切实行集体制,包括村民住房,这是吴仁宝不赞成的。在他看来,农村人只有住在自己家里才踏实,不是自己的房子,虽然住着也不错,但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吴仁宝在华西村坚持采取“私建公助”的办法,由集体贴补建房金,村民自己出钱建房,建好的新房产权村民私人所有,免除大家的心病。但在拒绝房屋集体制的同时,70年代初期,吴仁宝又逆潮流办起了1961年就相继解散的农村公社大食堂。不同的是,华西的食堂是“农忙食堂”,原来当时每到农忙季节,农活紧张,不少农户做完农活还要做饭,经常忙得精疲力竭,于是吴仁宝主张统一办食堂,三餐由食堂负责,合理搭配饮食,既兼顾村民营养,还可以保证社员每天午饭后休息两个小时。另外,下午劳动时间长,大麦茶、馒头也由食堂直接送到田头,保证生产效率。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是我国农村率先致富的典型,被誉为江南水乡的一颗明珠(上海画报/IC photo供图)

 

但特殊年代的华西村并不完全一帆风顺,上世纪60年代末,就在吴仁宝立志要把华西村建成土地成片、瓦房成排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时,邻村一位老婆婆因为“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吴仁宝则因抓生产,不抓“革命”被人告状,遭到审问。后来,吴仁宝思来想去,用了自己一贯的办法,在村里的墙头上刷下新标语:“多积一担肥,多捉一条虫,多插一棵秧,多打一斤粮。用实际行动,向伟大领袖献忠心!”巧妙地做到了“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但也正是因为始终将生产放在第一位,华西村才成了大小风浪中经得起各级检查组反复调查的真“样板”。后来吴仁宝对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他也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进入乡政府后又被下放,心里不忿;60年代也当过“走资派”,被打倒,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只能靠边站。但他实事求是,不断调整,并以村民的共同幸福为目标,最终把华西村变成了一个务实而团结的集体。事实上,早在1961年、1963年和1969年,华西村就分别办起磨房、废纺站和小五金厂,成为全村增收的重要支点,这些做法都与当时的主流表象有所偏离,其中的小五金厂甚至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都只能“地下”生产,但华西村没有人贴大字报,没有人争论,也没有人举报。

与时代脉搏共振

经过新中国初期的艰难发展,1978年,华西村已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即使在当时工业增长率全国领先的江苏南部,这也是首屈一指的,毕竟当年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不过数亿元。但随着改革开放拉开帷幕,这只是吴仁宝带领华西村走向更大历史舞台的前奏。

华西村著名的小五金厂向世人公开是在1978年,此时全国工厂已逐步恢复生产,五金市场趋于饱和。吴仁宝通过敏锐的市场判断,很快就放弃五金厂,于1978年年底重新开办了一个塑料纺织厂,并且避开了竞争激烈的南方市场,专攻粮食产量正节节攀高的东北地区。当时东北的工厂和农村主要是用麻袋做包装,更加物美价廉的塑料编织袋流入后,很快占领市场。1979年,华西塑料纺织厂建厂第一年,就创下产值119万元,获利38万元。

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75号文件,俗称“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行开来。吴仁宝带着全村开会讨论后,再次“逆潮流而动”,不但没有分田到户,还将全村500多亩粮田统一承包给了30名种田能手,其余95%的劳动力全部投入二三产业,因为在吴仁宝看来,农业能让农民吃饱,但要富起来,中心必须放在二三产业。这成为华西村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型产业结构调整。

不过,吴仁宝没有在华西村实行“分田到户”,却从“分田到户”中发现了商机。1982年,通过在北方众多农村的考察,吴仁宝认为,集体经营时,打药治虫,一般由专业队承担,一个生产队有十几架喷雾器就够了,分田到户后,农民很快就要富起来,各家各户都要打药治虫,肯定需要置办农机农具。于是,当年年底,华西村用3个月时间,快速上马,建成投产了一座药械厂,专门生产工农-16型背负手摇塑料喷雾器。1983~1984年,华西村每年生产喷雾器50多万架,每架净利润4元,两年共赚400多万元。无论是塑料纺织厂,还是药械厂,都是当时80年代早期标准的乡镇企业产品,门槛低,产品体量小,市场波动极大,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快速抢滩,高效执行,为华西村完成了足够的初始积累。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全国乡镇企业发展被推向高潮,而此时,华西村已经开始准备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了。1985年,在全村总产值不足2000万元的情况下,吴仁宝带领80位承包任务的村民,到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宣誓,随后签下保证书,保证三年内全村总产值过亿,不达到目标,相关人员财产充公。

在新的创业过程中,华西村将目标瞄准了铜铝材、线材、轧钢和毛纺等行业,这些行业规模大,门槛高,华西村采取的办法是联营,比如1985年年底,华西村竣工的第一座铜铝材厂就是和上海铜厂联营,由上海铜厂以400吨、1600吨两台挤压机作为投入,负责生产人员培训、经营销售,华西村则负责投资建厂,并负责上海铜厂的后勤供应(铜厂付款),利润按双方投资比例分成。后来,华西村采取类似方案,穷尽办法,与上海、北京、南京甚至国外的大企业,联营建成了线材厂、轧钢厂、毛纺厂等各种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后来都成为华西村的骨干企业,也助推华西村在1988年成为江苏省第一个亿元村。

作为一个村干部,同时作为一个企业家,吴仁宝对时代脉搏的把握能力令人惊叹。一个有名的例子是,1992年2月28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后,看到报道的3月1日凌晨3点,吴仁宝用村里的大喇叭,紧急把村干部们从床上叫起来开会。他分析,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市场经济很快会掀起一轮发展大潮,原材料价格必涨,以前,华西村搞实业求“稳”,要求内外无债,但这次必须借钱买足原材料“赌”一把。当天开始,华西村共借2400多万元,购买上万吨钢坯、上千吨铝锭,把仓库全堆满,而全国果然很快就掀起了建设热潮,原材料大涨数倍,未雨绸缪为华西村节省了上亿元的成本。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曾先后涌起过一大批和华西村一样的“亿元村”,如天津的大邱庄、山西大同的秦家山村、河南漯河的南街村,但这些村庄都先后陨落或历经起伏,只有华西村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共振的节奏,并在1999年完成“华西村”集团上市,产业触角远及海外。

对比起来,在华西村成为亿元村的过程中,有件事是值得记录的。即1985年,华西村的年终分红已达到人均1500元,但当年村里进行产业机构调整,共投入700多万元,账上现金吃紧。最终,经过村党支部讨论,吴仁宝想出点子,挨家挨户说服村民,将年终分红留在村里的账上,以入股形式,继续投入生产。这次收入转化,奠定了后来的华西村民的收入模式。

当时华西村村民收入共有三个来源:一是工资、奖金,多劳多得,工资平时发50%,年终结清;二是村民福利补贴,每年至少2800元,算最低生活保障;三是村民年度奖金的80%作为资本参股,按股分红。吴仁宝将这种分配制度概括为“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他认为,正是这种收入分配模式,让华西村人在长期富裕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滋生惰性,始终保持奋斗。而吴仁宝自己,直到2013年去世,依然住在一栋80年代建造的破旧楼房里。

2017年,华西村的华西棉纺厂车间场景(IC photo供图)

 

共同富裕

1988年,华西村已经成为著名的亿元村,但临近的前进村却已经两年发不起干部工资,村委会还倒欠村民6万元。吴仁宝知道后,主动拿出了10万元给前进村干部发工资、清债务,并由华西进行市场调查,投资300万元,帮前进村兴建了一座染料化工厂。和前进村类似,从1988年开始,华西村还先后帮助周围的光明村、三余巷村等村庄投资建厂。但短暂的帮扶后,吴仁宝发现,有些村庄在后续发展中,并没有节节上升,有的甚至出现下滑,这种情况下,吴仁宝有了自己的新构想。

2001年到2006年,经过上级批准,吴仁宝提出“一分五统”,号召周围村庄加入华西村。“一分五统”的意思是,如果有村庄愿意并入华西,并入后将实行村企分开,并入的村子仍由本村村民自治选举村委会,但由华西集团统一管理经济,统一使用干部,统一安排劳动力,也统一发放福利,统一规划村建。最终,从2001年到2005年,共有15个村以几乎百分之百的签字同意率并入了华西村,成为新的大华西,人口超过3万人。合并后的大华西被规划成12个村,其中老华西村称中心村,新并村称为华西一村到华西十二村。在大华西村,大人小孩子每人每年都会发放生活物资,男60岁、女55岁以上有一定数额的养老金。

新的大华西村也帮助吴仁宝完成了新的产业规划构想,他提出节约集约用地,建造新的塔式农民公寓,农民就近入住公寓后,新增土地被打造成高科技观光农业园区、工业园区等,使得整个大华西形成了更加多元完善的产业格局,在全球市场经济环境下抗击风浪的能力也更强了。

除了将周边村庄并入华西,吴仁宝还在宁夏和黑龙江发展出两个“华西村”。宁夏华西村出现于1994年,当年吴仁宝响应中央号召,组织华西村名干部,赴西部各省考察,最终决定出资,帮助宁夏南部山区搬迁1000户6000多名极度贫困人口,到银川近郊镇北堡建立一个了“宁夏华西村”,建村过程中,江苏华西村投放资金300多万元,还派出两名干部驻宁夏华西村长达5年时间,帮助当地发展种植、养殖业等产业。截至2014年底,宁夏华西村已共有移民5067户23275人,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040元。

黑龙江华西村则出现于1995年,当时黑龙江肇东小山屯村因为资不抵债,连国有肇东电缆制造厂都关闭了。吴仁宝派出自己的四儿子,也是如今的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在黑龙江长住三年,和当地村民一起,新筑十几公里引水沟,新修五公里水泥路,开发2000多亩粮田,聘请黑龙江省农科院专家指导科学种田,并为村里新办起电工铝和无氧铜厂。1998年,“黑龙江华西村”从人均收入不足千元,增加到4000元。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后,华西村向该村捐款180多万元,帮助当地村民进行灾后重建及恢复生产。对吴仁宝来说,这也是他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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