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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超越“伤痕文学”

作者:admin 2019-10-05 我要评论

作为归来的作家代表,王蒙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声名与不公命运后,以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小说实验,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9月17日,王蒙...

作为“归来的作家”代表,王蒙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声名与不公命运后,以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小说实验,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9月17日,王蒙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方学辉摄/视觉中国供图)

 

“归来者”的歌声

1979年6月12日,王蒙和妻子崔瑞芳乘坐70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离开新疆这块他们生活了16年的土地,返回北京。前往站台送行的达40多人,车内车外哭成了一片,相比一旁哭个不停的妻子,王蒙感慨万千,“记忆复活了,青春复活了,友谊复活了,文学也复活了。我们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复活节日,复活的季节”。

在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学界进行的一系列平反中,王蒙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得以平反;搁置25年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在一个月前刚刚出版;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更正,工作也得到落实,任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

对王蒙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重新写作了。从1978年开始,文学解冻后的王蒙已在全国一些刊物开始发表小说和文章。多年以后,崔瑞芳回忆起在《人民文学》看到王蒙新发表作品的情景,依然难抑激动。“我马上放下正在批改的作业,抱起杂志就往家里跑。天正下雨,我把杂志揣在怀里,浑身上下淋成了落汤鸡,杂志却安然无恙。离家门还有八丈远,我就放开喉咙大叫:‘王蒙,你看,你的作品发表了!……’王蒙正在包饺子,那沾满面粉的手一把把杂志抓过去,嘴里念念有词:‘真快!真快!’20年了,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兴奋——他终于又回到了文学界!”

“文革”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学界的主力由两类人群构成:在“文革”中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作家群;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遭受厄运的“五七”作家群。而不论从下放地回城,还是从接受思想改造的“流放地”重回文学创作队伍,借用艾青在1980年出版的诗集《归来的歌》的名称,这些“归来的作家”终于得到再度发声的机会。

与艾青、牛汉等一批老作家不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王蒙不过是个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12岁起参加党的地下活动,14岁入党,15岁便中止学业成为一名党的团干部的王蒙,自少年起便对革命与文学有着同样的敏感与热情。1956年,22岁的王蒙一边修改自己3年前即着手写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一边写下后来发表在同年9月《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没有人想到,正是后者使他声名大振,也使他饱受厄运。

“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是相信的一代。我们相信美好,相信理想和理论,相信民族团结和人间友谊,相信工作,相信文件、会议、社论和总结……”半个世纪后,王蒙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起那一代青年的特点时,用了一连串的“相信”。王蒙创作的初衷,便带着那个时代敏于思考的年轻人的理想色彩。“最初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在这个短篇中,王蒙讲述了一个对革命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在中共北京某区委工作的情形。主人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却发现他对革命的神圣想象在现实中受到打击,为实现理想所做的努力和产生的困惑,交织在他的身上。

小说起初受到好评,但很快被批评为有所影射,此后有关这篇小说的修改又成为问题。尽管毛泽东亲自为这篇小说讲了话,认为作者有才,但1958年王蒙还是被稀里糊涂地划为“右派”。在北京郊区经历将近4年的劳动改造后,王蒙虽然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显然不再拥有写作的权利。不久,带着对新鲜世界的向往,他主动申请调往新疆,从此远离那个权力斗争的中心。

时隔20年再次提笔,王蒙的笔始终没有生涩,让他感受最深的反而是光阴流逝的紧迫感。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安徒生的一则童话:一个人的墓碑上写着,他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但是他还一直没有做讲演;他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但到现在为止,他还没画过一张画。

在市文联安排的9平方米的招待所里,王蒙一口气写下《布礼》《蝴蝶》《夜的眼》等一系列小说。对那个难忘的写作场景,王蒙回忆道:“9平方米本身倒没有什么,问题是它前面是一个盥洗室,所有的人都要在那里洗脸、刷牙,声音非常大,后窗户上是一个电视机,整个招待所可能有50人在看这个电视,天气又很热,所以我一个人穿着大裤衩,光着脊梁,完全是一种在农村里赤膊割麦的感觉。我当时真是特别兴奋,我已经是过40岁的人了,结果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那种心理,那种美好的心情真是至今难忘。”

中国的“现代派”

重新写作的王蒙,多少有些小心翼翼。在自传中,他将之与自己20多年的青春写作加以比较:“与20世纪50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革”是所有作家无法回避的事件,起因于揭露“文革”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悲剧性遭遇的“伤痕文学”,曾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

当王蒙最初读到《班主任》中所描写的“文革”造成的心灵创伤时,眼圈不禁湿润了: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灾祸?

但写着写着,王蒙发现“伤痕文学”的思路已很难满足自己的表达需要,他有意识地偏离这一潮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个人对写‘伤痕’远远没有那么热情,因为它太浅俗,它太不文学,它也太廉价。它又确有不可小视的意义,就是说人们期待于它的是多一点拨乱反正,从此少一点极左,这更多的是政治潮流、政治期待”。

他开始回归自己的艺术与人生的感觉,用略带感伤的观照,写下对于生活、对于城市、对于大街和楼房、对于化妆品与工地、对于和平与日子的陌生感,那就是1979年10月发表的《夜的眼》。

小说围绕主人公从边远小镇到大城市开一个座谈会展开,通篇贯穿主人公大量的心理描写与主观感受。王蒙似乎从这时起,开始找到了自由的感觉。他一连串写下《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以及《布礼》《蝴蝶》等中短篇小说,迎来了写作的“二度青春”。

一时间,王蒙的写作成为一种值得关注与评论的现象。1980年8月,“王蒙作品讨论会”在京举行。与此同时,有关王蒙新作采用新的写作手法以及由此带来的“看不懂”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

作家冯骥才在收到王蒙寄给他的上述6篇作品时,敏锐地意识到他变了。“我首先看了《夜的眼》,欣喜若狂。我觉得他终于咬破紧紧包裹着他的结实的茧儿,进入到一个属于他自己、来去纵横、挥洒自如的天地。”在1982年与一个英国汉学家的谈话中,冯骥才把王蒙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他20世纪50年代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直到他1978年的获奖作品《最宝贵的》,作者所采用的是传统的、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而在后一阶段的创作中,王蒙进行了一系列写法上的新尝试,堪称中国的“现代派”。

这些新的尝试中,被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意识流技法。按照文学史的惯常叙述,旨在打破传统小说单一线性的叙述结构,随着人们意识活动与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的“意识流”小说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以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伍尔芙、美国的福克纳为代表。

事实上,王蒙本人对他那批实验小说中所谓“意识流”的写法并不感冒。几十年后,他依然坦言自己并未认真阅读任何关于“意识流”的理论与经典作品。新的创作手法,毋宁说来自他敏感多思的天性与喜欢尝试新事物的个性。“对于‘意识流’的理解不过是我对于这三个汉字的望文生义。意识,很好,写到了心理活动的细部。流,更好,它像溪水的流动,闪闪烁烁,明明暗暗,淅淅沥沥,隐隐现现,风风雨雨,飘飘荡荡。啊,这将是怎样摇曳多姿的文字!正如刘绍棠后来说的,我早在初中作文中已经使这样的文风初露端倪。”

王蒙把自己的写作归纳为如下几点:注意描写人的内心世界;难以归纳到一个简单明了的主题;文体自由随意;不符合典型化的标准。也许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当时不少人认为他的作品难懂。而在王蒙看来,难懂的原因在于,许多人尤其是不少文艺工作的领导,在很长一段时间太相信小说的目的论了,对他们来说,小说的故事、细节、语言、人物与描写都是手段,主题思想才是目的。王蒙曾讲过一个笑话:一个老朋友询问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不是提倡婚外恋?在得到王蒙“提倡晚婚”的回答后,这位老朋友才放下心来。

1982年,一本名叫《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书,引起作家同行们的关注。李陀、刘心武、冯骥才三人分别写了一封给作者的信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表达对这本书的兴趣。王蒙也在《小说界》杂志写了一篇小文,介绍并称许了此书。不料,在那个政治气候忽冷忽热的年代,这件事很快酿成一场所谓的“现代派风波”。《文艺报》据此展开对“现代派”的批判。王蒙觉察到,此次批判显然带有给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自己一个下马威的色调。当时在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对王蒙多有保护与忠告,并在1983年春节接王蒙到家中畅谈,一再对他说:“我希望对于‘现代派’的批评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也许正因为这位老领导的照拂,一场批判最终消弭。

王蒙事后回忆,当时的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事实上并没有谁能将“现代派”说明白。在王蒙自己,“我无非是喜欢在文学中多搞一点想象、变形、随机、灵动、散文化与诗化的文体扩展,我不想数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的小说与其他写作绑在一条绳子上,我喜欢在艺术上别出心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的一贯说法叫作拓展精神空间”。

然而,这正是那个年代文坛的特殊风景。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蒙和他的同道们是怎样在各种夹缝中,进行着有关小说的种种实验。

“最痛苦的作品”

1985年9月,王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首刊于《收获》杂志第5期,次年又被《当代》杂志转载,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评论者一般将之视为王蒙最好的长篇小说,也是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与以往的创作不同,王蒙在这部小说中调用了最为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描写中,王蒙将故事的背景放置在20世纪40年代的北京。在一幅“旧中国”的苍凉生活图景下,小说描述了一对纠缠于不幸婚姻的父母,还有他们逐渐萌生革命信仰的儿子。

小说创作的动念,与儿子的生病不无关系。1983年秋,王蒙的二儿子王石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空军第五研究所。正当他要施展宏图的时候,却得了抑郁症。这让王蒙开始痛苦地反省自己:“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在他的童年时代没有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的生长发育。我想知道他的这二十几年都经历了哪些压抑、哪些刺激、哪些折磨,而我到底又能做些什么来解除他的痛苦……”在一个父亲的自责中,自己不愉快的童年记忆也渐渐浮现出来。

1934年,王蒙出生于北京,父亲则来自河北南皮一个闭塞的乡村。3岁时,日军入侵中国,占领北京。王蒙还记得小时候进出城门口时向挥舞着刺刀的日本士兵鞠躬敬礼的情景。父亲王锦第却是“五四”之后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的新青年,他还记得,自己的名字正是父亲同室舍友何其芳据《茶花女》中男主人公亚芒的别译“阿蒙”所起。后来,父亲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王蒙后来在自传中对父亲的回忆,显得相当真实而不堪。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新青年,却是一位理想主义的梦想家,喜欢高谈阔论的他,无力应付实际的生活与人事,事业的失败使靠他养活的一大家人常常在债务和饥饿中挣扎。家庭生活时常交织着争吵与不快:吵起架来,王蒙的寡妇二姨会将一锅滚烫的绿豆汤泼向父亲,而醉酒的父亲在混战中会脱掉裤子吓退女人们。

1984年,王蒙带着生病的儿子到武汉的东湖宾馆小住。其间,关于小说的构思渐渐成熟。“我每天在东湖旁边的林荫道散步,突然一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我应该以我的童年时代的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感谢时代,我终于从‘文革’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了下来。我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当兴奋渐渐褪色的时候,真正的刻骨铭心才会开始显现出来:这就是《活动变人形》的酝酿与诞生。”

王蒙一边照顾生病的儿子,一边在武汉开始了小说写作。回到北京后,写作中止了一段时间。为了弥补过少的童年记忆材料,王蒙跑到北京图书馆寻找旧报刊,逐步丰满起20世纪40年代的北京记忆。

1985年春,他跑到北京郊外的西峰寺的一间小土屋,开始孤独而艰苦的集中写作。多年之后,那段写作记忆依然难忘:“我开始了写作的疯狂期。从早到晚,手指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腰酸背痛,一天写到15000字,写得比抄录的还快,因为抄录要不断地看原稿,而写作是念念有词,心急火燎,欲哭欲诉,顿足长叹,比爆炸还爆炸,比喷薄还喷薄。我头晕眼花,我声泪俱下。我写字再快也没有我想得快、忆得快、怒得快与悲得快,我的喜怒哀乐,我的联想想象一秒钟八千万转。我是作者,我更像演员,我在嘀嘀咕咕,我在装腔作势,我在钻入角色,我在体验疯狂。我从来没有写作得这样辛苦,这样痛苦!”

到了夏天,在大连的部队疗养院,王蒙又用了半个月时间,为《活动变人形》最终定稿。

小说的名字,起源于父亲在王蒙幼时买给他的一件玩具:拼贴图形的日本原版的“活动变人形”。这本色彩艳丽的书,分为上、中、下三部分,都可以翻页。三页则分别是人体上、中、下三部分的图形,不同的翻页,便可以组合为不同的人形。

王蒙从幼时的一件玩具,思考到父亲那一代处在新旧之间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小说中,他写道:“一本《活动变人形》帮助倪藻认识到,人是由五颜六色的三部分组成的:戴帽子或者不戴帽子或者戴与不戴头巾之类的玩意儿的脑袋,穿着衣服的身子,第三就是穿裤子或穿裙子的以及穿靴子或者鞋或者木屐的腿脚。而三部分是活动可变的……原来人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就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的三样放在一起很和谐,有的三样放在一起有点生硬,有点不合模子,甚至有的三样放在一起让人觉得可笑或者可厌,甚至叫人觉得可怕罢了。”显然,小说中以父亲为原型的倪吾诚的人生与命运,正属于后一种类型。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对自己记忆与写作的一种清理。如果说此前他是用冲洗一切的革命(写作),来压抑淡化了自己痛苦的童年记忆,那么此后,他将以一种更自由、放松的心态来写作了。

小说发表的第二年,王蒙当上了文化部部长。然而,他写作的热情并未泯灭。在接受采访时,他讲到自己在当部长期间,有次在听京剧《哭塔》时,竟然为雷峰塔前哭母亲白娘子把塔哭倒的故事而涕泪交加,由此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官。

卸任文化部部长后,王蒙在20世纪90年代更为庞大的写作计划便是他称之为“季节系列”的长篇小说四部曲。作为他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人民共和国的“虚构编年史”,这组小说最后一部完成于2000年。只是,这一次,读者对这些小说的反应并没有想象中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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