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关注“一战”的问题纯属偶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刚到哈佛读书，需要参加历史系的讨论班，每个学生被指定做一本教材的引读人。一次莫名其妙的迟到，使一位英国学者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被“逼上梁山”后，他猛啃这本书，最终不但向全班同学介绍此书，又写讨论报告，批判书中缺少中国和亚洲的声音。导师见他说得不错，鼓励他写中国与“一战”的关系的博士论文。自那时开始，他成为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在“一战”中的角色，以及“一战”对中国影响的学者。
一入“一战”深似海。徐国琦在研究中发现，“一战”的研究是典型的国际史研究，他为此打破种种藩篱，从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分野，到“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定势，乃至多国史料的语言迷障。20余年间，单就中国与“一战”的关系，便写下《中国与大战》《一战中的华工》《亚洲与大战》《文明的交融》《为文明出征》等五本专著。他发现，西方学者认为“一战”与中国关系不大，“一战”华工不过是苦力的观点完全不正确。
在徐国琦看来，中国在“一战”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中国参战，欧洲的内战才演变为真正的世界大战，东方文明加入到拯救、建设西方文明的进程中。华工在前线的援助，帮助协约国避免人力资源破产之虞，获得整体战的胜利。而对于中国而言，“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他的想法逐渐被西方认可。他的14万华工数字说得到学术界普遍承认，自去年以来，英国的官员和主流媒体开始全部接受他的观点，觉得要对中国人表示迟来的感谢和道歉，欧洲很多地方在为华人立碑，修建博物馆。“一战”结束百年之际，他甚至收到一个英国剧团的邀请，请他为一场关于“一战”华工戏的节目单撰写序言，剧目的名字就叫《遗忘》。徐国琦感慨，“纪念隔了100年才到，终于还是来了”。
值此之时，徐国琦接受了本刊的专访，围绕“一战”华工，回到当时的情景，再次探寻“一战”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关联。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研究中，你将考察的视野拓展到政府、外交政策群体、民众等多个层次，当时为何各个阶层都会关心“一战”的问题？中国希望参战后获得哪些利益？
徐国琦：这要从我的研究视野说起。我研究的是“大一战”，即把中国与“一战”放在当时中西文明更新换代的时段。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时间的起点是1895年甲午海战的战败，终点是五四运动。甲午海战后，不论激进还是保守，所有中国精英都意识到，中国必须改革。因此，自1895年到1912年民国成立，中国做了两个洗心革面的改革，抛弃儒家文明，赶走皇帝，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为激进的共和制，成为亚洲当时第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那时奉行拿来主义，因此，民国后政府的精英也变为留学的知识分子，以及受过近代教育的资本家。
从袁世凯开始，内阁基本都是精英内阁，外交放任精英管理。他们要收复国权，要帮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但鸦片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对中国不利，而“一战”爆发正好是旧的国际秩序崩溃、新秩序还未形成的时期。面对西方文明的内战，当时的中国人考虑，中国面临两个选择，不是被动卷进“一战”，就是主动参战。
实际上，“一战”的战火是烧到了中国的。因为德国在青岛的势力，“一战”开始后，日本人就要集结重兵打青岛。中国的精英们说可以主动出击，先拿下青岛，但被英国和日本反对，中国迫不得已宣布中立。之后还有1915年的“二十一条”，日本拿下青岛后，要把中国变成自己实际上的殖民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精英想到曲线救国，“以工代兵”。同时，当时的工人罢工罢市，平民百姓抵制日货，这些方式当时都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梁启超他们看来，“一战”是一次“危机”。“危”在日本的侵略，但同时也是“机会”，他们想通过参与“一战”，从小的方面，收回德国的治外法权，废除庚子赔款，收复青岛，废除“二十一条”，乃至让西方列强把鸦片战争的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和在华利益归还给中国；从大的方面，就此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似乎是中国考虑参战的很重要因素。日本通过“一战”获得哪些利益？它如何阻挠中国参战，为何之后又会支持中国参战？
徐国琦：对日本而言，它既想报甲午战争后，德国干涉还辽的一箭之仇，但最关键的是要把德国赶出亚洲，让自己成为亚洲霸主。战争一爆发，日本立即向德国宣战。1914年拿下青岛后，日本在军事上直接卷入的“一战”也就此结束。占驻青岛是军事上的，1916年到1917年间，日本先后与西方列强签订秘密条约，约定战后和平会议上西方列强要同意日本留有山东的势力，也就是把山东的占领合法化。这就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没有成功的原因。
1917年，日本同意中国参战是因为，那时它已经和西方列强达成秘密协议；同时，中国那时已经分裂，中国的参战可以加速分裂。那一年美国参战后，向全世界的中立国呼吁参战，日本这时趁机做了好人，但它基本上没有牺牲任何利益，它在那时候已经知道，中国在战后和平会议上所要取得的成功可能性不大。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为何会选择以“以工代兵”的模式？
徐国琦：1914年袁世凯曾主动提出参战，但遭到英国拒绝，后来西方列强有意让中国参战，又遭到日本的拒绝。那时，英法等国鼓励中国参战，更多体现在经济和外交上。因为中国不参战，德国在中国还可以合法从事外交、经济各种活动，他们希望中国能把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赶走。在他们看来，如果堂堂东方文明与英法站在一起，可以在舆论和道义方面吹嘘一番。
但在中国看来，直接参战的目标在当时显得遥遥无期，但是中国当时的精英们考虑到，中国的命运跟战后的国际关系息息相关，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中国的命运跟西方正在建设中的国际秩序连在一起，便想到“以工代兵”。因为派遣华工之初，中国仍是中立国，以政府之名向协约国派遣华工，无法向德国交代。所以在名义上，中、法、英三国政府对外宣称“以工代兵”是私人行为，但实际上，我梳理外交文件后发现，这完全是政府的行为。
纵观整个“一战”，虽然印度向欧洲战场派出了将近100万人，但因为它是殖民地，而中国名义上还是一个中立国。其他的中立国中，曾做过一段中立国的意大利也派出过工人，但那完全是为挣钱的个人行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将派遣华工与国家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除了获得西方的认同，北洋政府和当时的精英也将派遣华工作为改造中国文明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中国人送到西方文明里面去学习工作。吴稚晖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回国之后，哪怕改造一个厕所，那对中国也是进步”。
其实，中国在1917年正式宣战时是愿意派兵的，段祺瑞说可以派100万。但那时只有法国支持中国出兵，连美国都不敢支持。因为中国当时没有钱，派兵一方面要给中国人财政支持，还要提供军舰把中国部队运到欧洲，但当时英国没有那么多船。
三联生活周刊：列强对中国派遣华工的态度如何？
徐国琦：英法等国起初没有意识到战争的严重性。当时欧洲有所谓“理想主义”的青年一代，他们把战争当作成人礼。战争刚爆发时，他们很激动，以为是到战场上长长见识，感恩节时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不惜一切代价、你死我活的内战。1914年时，英法等国还觉得根本不需要中国支援。到了1915年，法国就因为伤亡过于惨重，首先受不住了。而且，他们那时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是整体战，要调动所有可以调动的资源，法国从那时开始向中国求援，开始招聘华工。
中国“以工代兵”的想法最先向英国人提出，但英国当时觉得不需要。他们认为，堂堂大英帝国怎么可能向中国求助？而且，如果向中国求助，它还有什么资格统治印度等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但到1916年，英国人也坐不住了。 “二战”时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一次英国议会中发表演说，说大英帝国到了生死关头，要调动所有的力量，包括向中国人求援。所以，1916年夏英国人也同意在中国招募华工。
决定招募华工后，中国坚持华工法律上与西方人是平等的，关于他们的待遇在协议里写得明明白白。我曾在资料里看到，华工在法国跟美国大兵打架时，法国政府一个劲儿地要美国人向中国人道歉，因为他们不能歧视华工。
三联生活周刊：华工由谁招募？“一战”期间共招募了多少？
徐国琦：华工由英法两国各自招募。招工实际上是无限期的，只要有船有需要，就会源源不断招，后来到1918年春天，英国主动停止。因为美国宣战之后，战争已基本进入尾声。而且，英国的军舰在美国宣战后，主要运输美国大兵，没有更多的船只运输华工。
从1915年至1918年，英法两国共招募华工14万左右。其中，法国只招了4万人。既因为它在中国势力不如英国盘根错节，也因为法国内部矛盾重重，军方与外交部门互不合作。法国也没有船，要靠英国运输华工。而法国人在1916年将天津老西开内的近50亩地划入法租界，引起中国人抗议，也是阻碍法国人招工的因素。
三联生活周刊：华工主要来自哪里？招募华工的标准是什么？
徐国琦：华工主要来自山东。英国人起初想以香港作为招募基地。因为香港毕竟是英国殖民地，但这个提议后来被否决了，因为英招华工和法招华工都到法国去。法国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像越南、印度的工人在法国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他们不适应冬天寒冷的气候。而山东的地理环境跟法国差不多，而且从威海卫或青岛就可出海。所以，最后招聘的基本都是能够适应寒冷的山东人。那些山东劳工普遍身材高大，身高一般在一米八左右，我曾经看过一个照片，有一位华工比姚明还高。他们都身强力壮，很多还会武功。
招募华工的标准十分严苛，有20多条健康指标，当时沙眼是中国人之间最大的流行病，单此一个疾病就淘汰许多人。所以录取率极低，我有次在哈佛演讲，告诉下面的学生，华工当年的录取率不亚于进哈佛。
三联生活周刊：华工在国内时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何会选择做华工？
徐国琦：绝大部分华工是文盲的农民，出国前连自己的村庄都没走出去过。还有一部分人曾经是军人。他们做华工是为了挣钱。工资按等级分，技术工人相比普通劳工多些，如果是个警察或小头目之类的小官，就又高一点，但待遇普遍比国内高得多。当时付给他们的工资都是法郎，与当地的工人基本是平等的。他们刚开始大概一天能挣6个法郎，相当于在山东一个月的工资。即使“一战”结束后法郎有所贬值，如果这些人当时把钱存下来，那是一大笔财产，回国后马上能进入小康的生活。
也有一部分有知识的人做华工。比如，大概九成到法国的华工是文盲，也有将近一成的人识字，还有些人是老师，他们不仅仅是谋生，他要睁眼看世界。另外，虽然统称为华工，但其中还有一批做翻译的精英，以及华工中的领队，翻译属于技术阶层，而领队实际属于管理阶层。
三联生活周刊：华工在欧洲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工作强度如何？
徐国琦：英法招募的华工前往战场的西线，就是法国和比利时。在中国这边招聘通过后，由船拉走，直接服务战争支援。理论上华工不能上战场，但是他们主要是为挖战壕，与上战场无异。在战场上，他们也帮忙装卸、运输炮弹。另外，他们还负责修坦克，或在飞机场工作。坦克在“一战”时是最尖端的武器，英国人起初不想让外人接触，但在战时发现，华工修理坦克比他们自己的工人、工程师都好，所以后来华工有三个团专门修理坦克。有些法招工人还在后方的工厂做工。按照合同，他们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一星期休息一天，到春节等节日时，还有假期。但因为在战时，这些很难保证。
三联生活周刊：在欧洲的华人群体对华工有过什么帮助？
徐国琦：前面说过，北洋政府对华工抱有很大期待，在欧洲的中国精英也是如此。李石曾、蔡元培、晏阳初等人是其中的代表。这些精英们希望把华工训练成为新的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比如晏阳初，头一天从耶鲁毕业，第二天就直奔法国，与华工生活了一年多。类似的留学精英有很多，他们奔赴法国，为华工编写教材，不单亲自给华工上课，还请西方精英给他们上课。
另外，像基督教青年会这样的组织对华工的教育最有成效。“一战”期间，基督教青年会大约派出150人赴法从事华工的教育工作。他们为华工组织娱乐、教育、写信和宗教聚会等活动，还开设有关国家意识、公平权利和现代政府的课程。
三联生活周刊：华工对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及欧洲有何认知？
徐国琦：华工们大多跨越大洋从中国来到加拿大，又从加拿大到法国。从1916年到1922年，他们在西方的中心生活了6年。他们见证了西方文明最残忍的一面，西方人之间赤裸裸的杀戮和摧毁。但他们同时也亲身体验了西方文明美好的一面，比如男女平等、先进的教育和管理。他们中的许多人学会了如何罢工、谈判，学会了操作机器，也学会了喝咖啡、喝红酒。他们当时看的电影可能比美国一般老百姓还多。
这些人再也不是原来目不识丁的“阿斗”，他们见了很多世面。通过在欧洲的工作，不论挖战壕、修坦克，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比洋人差，对中国人、对国家都充满自信心。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中国群体出现在欧洲本土，当地民众对他们是什么印象？
徐国琦：英招华工主要在军营，有铁丝网拦着。英国人种族主义观念重，怕华工跑，也怕华工赌博、干坏事。他们的管理存在一些问题，也因为语言不通产生过许多误会。比方说，英国人、美国人都说“Let's go”，山东人听成“赖死狗”，就听不懂。军官一着急就说“go”，华工就以为在叫他“狗”，觉得是对他们的侮辱。
法招工人的工性质跟英招华工不一样，他们可以在工厂跟平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有些英招华工就跑到法国华工营里面去。因为法招华工们和法国女人一起工作，他们身材高大、强壮，工资又不低，人还老实、善良，法国人的种族主义也没有英国人那么重，很多华工都有法国女朋友。而华工虽然朴实，但大部分是农民，确实不太懂规矩。比方说，他们在街上看到法国男女拉着手，就在后面指指点点，坐火车时吃瓜子，到处吐瓜子皮，不讲卫生，还会赌博。
整体来说，外国人认为华工是吃苦耐劳、流血牺牲，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尤其是法国人，在战争时期对华工很尊重。但种族主义的看法也存在。比如认为华工不讲卫生，还认为他们在公共场合大叫大嚷、不守纪律。而在战后，他们的心态也发生变化，把一些华工当成替罪羊想赶他们走。尤其在比利时，说强奸等犯罪都是华工干的，也许有些确有其事，但很多都是栽赃。
三联生活周刊：有多少华工在“一战”中牺牲？
徐国琦：据我查阅资料后计算，华工的死亡数大概在3000人左右。因为华工当时主要的工作是在前线挖战壕，一旦协约国的军队撤退，战壕就成了前线。所以，华工在前线不仅死于敌军的轰炸，有时甚至还要与德军展开肉搏战。但绝大部分华工是在“一战”结束后牺牲的。他们在参与欧洲重建，清理战场时，踩到了地雷或未爆炸的炸药。清理战场时，他们毕竟是工人，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因为不懂，有时候摆弄一下炸弹，就爆炸了。我看到过一则资料，法国的夏天很热，有些华工用雷管的导火索编帽子遮阳，不知头上是炸弹，中午打盹后抽烟，一抽烟就炸了。
三联生活周刊：华工在战后是否全部被送回中国？留在欧洲的华工都做了些什么？
徐国琦：14万华工中，英国招募的10万华工在1920年以前基本上都送回来了。法招华工理论上在1922年以前送回来，但是有将近3000人，或是因为有法国女朋友，或者在法国有了工作，留在了法国。
像刚才所说，华工在战后帮助清理战场。除了会牺牲，清理战场本身对他们也是煎熬。因为他们要把“一战”伤亡的士兵掩埋、清理，而那时的中国人很迷信，接触死尸对他们是非常大的心理障碍。清理战场之外，“一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加来（Calais）、迪拜（Dieppe）、勒阿弗尔（LeHavre）以及卢昂（Rouen）等地的起重机几乎都是华人吊车工操作的。
不过，后来因为法国经济不好，大部分留在法国的人又陆续返回了中国。在上世纪30年代时，民国政府还因为这些留法的华工生活条件差，拯救过他们，安排他们回国。据我所知，还有至少4名华工参加了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
三联生活周刊：回国的华工从事什么工作？他们对中国的国际化及大众启蒙，有何贡献？
徐国琦：他们回来之后的故事没有档案，我花了很大力气寻找，但找到的很少。就我所知，他们回国后的结局让人觉得非常可惜的。本来北洋政府对这些“一战”华工有很高的期望，他们学习到西方最先进的技术，但当他们回来时，不论是1920年，还是1922年，中国政治上是一盘散沙。所以，他们有一部分就到了上海，因为他们学会了法国罢工，最后成为“五四运动”里工人罢工的先锋，而有一部分就回到乡下去了。他们的潜在作用没有发挥。
三联生活周刊：华工对“一战”和对中国的贡献是什么？
徐国琦：相比于美国参战后，免除了英法国家财政破产的隐患，中国华工的参战，使英法免于人力资源破产。虽然最终到达的华工是14万，但如果战争不结束，中国的工人会源源不断输送过去。华工既增援了协约国在前线的战斗力，也支持了协约国的军事工业。
14万华工就是14万士兵，还是14万使者。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政府层面出国援助欧洲，而且是在与西方享受法律平等的情况下帮助他们。中国人天天在欧洲与欧洲人并肩作战，让欧洲人直接观察中国人的所作所为，让他们知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这些华工绝顶聪明，欧洲人看到中国人并不比他们差。
正因为“一战”华工，中国最终可以参加巴黎和会。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告诉大家，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它对中国来说，就相当于西方的耶路撒冷，而参加“一战”的华工绝大部分是山东人。当他把这个联系起来，西方人能够产生共鸣，认识到中国对“一战”的影响非常重大。
而且，因为这是第一次东方人跟西方人对抗同样是西方人的国家，极大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当时在欧洲的中国精英看到华工的工作，认识到我们的脑力和体力不比西方人差，所以他们对中国都抱有很高的期望。比如晏阳初，与华工的接触中改变了他一生，他发现华工绝顶聪明，认为中国仍有希望，“一战”后回国搞起平民教育，得到了历届政府很大的支持。而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比如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年轻时赴欧洲勤工俭学，都是步华工的后尘。
三联生活周刊：看起来，“一战”的华工并未使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达到最初的诉求。中国退出巴黎和会，对国际关系有何影响？
徐国琦：应该说，虽然中国为抗议列强对中国的不公，最终成为唯一拒签凡尔赛条约的国家，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仍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巴黎和会的宪章中有许多条款是中国人提出的，或有中国人的直接参与，中国人通过巴黎和会把自己的理念带给西方。对西方人来说，当时他们口中说得最多的词就是山东。虽然中国人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但中国人以这种方式，把舆论做到极致，把日本逼到道德的审判席上。所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在外交上胜利了，道义上却破产了。这也是华盛顿会议时，日本被迫归还山东的一大原因。
同时，因为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呼吁，美国国会以威尔逊出卖山东为借口，也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在“一战”期间，中德两国虽然名义上是敌人，但两国都是凡尔赛条约的受害者，所以在巴黎和会之后两国关系非常亲近。1921年中德签订的条约，是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那之后到1939年“二战”爆发，中德关系都极其密切。
三联生活周刊：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对中国又有何影响？
徐国琦：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在1915年就开始大力准备战后和平会议的中立国家。“一战”结束后，中国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全世界许诺公平外交和民族自觉时，中国人激动异常，觉得世界真要改朝换代了。巴黎和会时，中国人不仅派了当时最优秀的外交官，由精英组成的民间团体也去了。
但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巴黎和会没有满足中国收回山东的要求，中国的平等诉求更是被列强拒绝。中国人意识到被出卖了。当梁启超把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北平学生就上街了，引发了“五四运动”。而因巴黎和会引起中国对西方列强的失望，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被视为自己的传统、西方文明之外的第三种文明，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事后看来，对巴黎和会的巨大期待，对国际认同的强烈追求，显出中国人当时的天真烂漫。那时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西方列强不会心甘情愿把在中国的利益放掉。他们没有认识到外交自由与公平外交，作为西方政客的话语有多大的可靠性是很令人怀疑的，也没有想到中国人所要的平等在中国没有强大的情况下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不过，从“一战”整体的角度看，德国的治外法权因为中国参战而彻底消失，“一战”成为中国收复不平等条约的开始。即使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已陷入内战，北洋政府仍在外交上面逐渐收回民族利益。
更重要的是，“一战”对中国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有巨大影响。“一战”以前，中国人心中实际上没有“作为世界的中国”一说，“一战”恰恰把中国追求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一员的理念，从各个层面展现出来。不论是思考参战，参加战后和平会议，还是拒签《凡尔赛条约》，乃至后来的社会主义，都是中国寻求民族认同的探索。实际上，中国从“一战”开始，走了一个不归路，再不可能退回到中华帝国，而是大踏步地融入了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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