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是陈寅恪先生去世五十周年纪念。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是陈寅恪对王国维的理解，也是他自己处世和为学的基石。在他身上，中西兼具的深厚学养、中国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达成为一个精神符号。

陈寅恪（1890.7.3~1969.10.7）

文 | 曾焱

究竟是梁启超还是吴宓，当年向校方力荐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四大导师？好像也没有特别确切的记述。

1924年秋，时任清华校长曹云祥筹备改制，开设现代大学的各学系及国学研究院。曹请来胡适主持设计国学研究院的学制蓝图，但当他提请胡适为导师的时候，胡适表示自己不够格：“非第一流的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三人里，章太炎未肯受聘，梁启超、王国维先后于1925年春迁入清华园，加上其后从欧洲回国的赵元任、陈寅恪，清华为国学研究院所请都是会通古今中西的一时之选，校内外称“四大导师”。

有一位陈哲三教授曾在台湾撰文说是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曹问他陈寅恪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回答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又问有什么著作，梁说也没有什么大作。这篇回忆文章中所转述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梁说：陈寅恪虽然没有专著，但他写的寥寥数百字比我的全部著作还有价值，如果清华不请，外国的大学也会请他。曹云祥听了，这才登门礼聘。

青年陈寅恪

而据吴宓日记中所写，是他向校方推荐了好友陈寅恪替补。他和陈寅恪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相识，留学时期就是密友，吴对陈的学问始终折服，他曾写信给国内朋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真正到清华履聘已是1926年8月，国学研究院开课近一年后。学校聘他时，他还在柏林大学研究梵文、藏文和佛经，正为购书短缺款项伤脑筋。为让陈寅恪能早些到校，吴宓请求校长曹云祥给予资金，资助他购书。最后曹同意先预支几千元薪金，兑成美元后汇至柏林，陈寅恪这才得以处理完欧洲的事情，于1925年12月起程回国，回国半年多后到了清华报到。35岁的陈寅恪，成了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

学校安排陈寅恪住在赵元任隔壁。陈寅恪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在欧洲时就和他交好的赵元任夫妇进城替他买了家具，当时尚未结婚的陈寅恪则把住宅让出一半给赵元任家用，生活也由赵夫人一并打理。他身体弱，冬天要穿两件皮袄，有学生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后来赵元任敦促他恋爱结婚，有说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再让太太一人照顾两个家。

陈寅恪、唐筼夫妇合影

在研究院，陈寅恪主讲《西洋人研究东方学的目录学》《金刚经》。他的课要求学生知识面广，特别是讲有梵文翻译的《金刚经》时，他引印度文、巴利文、梵文等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有些学生只能听懂三分之一，就尽量多记笔记。在他做了研究院的导师后，有一段时间他仍每周进城两次，向人学习西夏文和蒙古文。这些文字都成为他治史的工具。对佛学在中国的地位，他的见解超乎众人：“自宋以来，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

陈寅恪喜欢做对子，时常以此和人玩笑。有次学生们到他家中拜访，高兴之余，他说送给大家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众人大笑。这副对子巧妙地嵌入了国学院两大导师的经历：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入清华前曾做过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也算是大清皇帝的老师。

在国学院，陈寅恪与王国维在学问上声气最相通，有忘年之交的密切。王国维死后，遗书中命将他的书籍交给陈寅恪和吴宓二人整理。陈、吴也向他遗体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一场面，在清华国学院成了学术传承的象征。

1928年夏，清华正式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陈寅恪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的唯一教授，同时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陈寅恪从12岁起即长期在日本和欧美游学，但从未取过文凭，治学方向又冷僻，受聘时并不为国内学界所了解。1927年后王、梁先后去世，赵离校，四大导师中剩他独撑研究院，终成为清华学派中为人瞩目的重要人物。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两年后，国学研究院为纪念王国维在校园内立碑，陈寅恪撰纪念碑铭，文章传颂于世，尤其那一句“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历经时代而不减光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是陈寅恪对王国维的理解，也是陈寅恪自己处世和为学的基石：他以此来支撑度过后半生的坎坷，而他所受磨难却也多半因此而起。

陈寅恪真正是世家子弟。他的祖父陈宝箴虽是江西人，却在同治年间获曾国藩赏识才干而步入湖南士绅圈层，1895年官拜湖南巡抚，自此大开近代湖南变革维新风气。他的父亲陈三立号散原，著名诗人，晚清四公子之一。他长兄陈衡恪，更为人熟知的一个名字是陈师曾，不但自己是北京画坛大家，更因了点拨提携齐白石而留名画史，惜在早逝。

1890年，陈寅恪就出生在长沙这样一个显赫家庭里，自小由祖父和父亲授学。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家中落，也仍有余力在陈寅恪12岁时将他送往日本留学，三年后又转往欧洲，游学德法，赴美国哈佛，直到回国应清华之聘。

留学日本时期 | 右衡恪，中寅恪，左隆恪

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陈寅恪的生活和治学都是平顺的。即便是在之后战乱的颠沛，加之目疾而几近失明的人生打击下，他仍能恪守学者之本，在辗转流离中站上中古史研究的学术巅峰一一撰写了他最重要的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后来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

1949年那个历史关口，陈寅恪没有跟国民党去台湾。他去了南京，又再辗转往南，到了广州。他留在中山大学任教和著述，依旧不与权贵游，不言所不愿言，不见所不愿见人，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二十年。

陈寅恪晚年的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学界评价的声音不完全一致。有人视之为他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也有人叹息大师以十余年为一秦淮女子立传而未写出文史巨构。撇开学术高低理解的差异，仅比照他著述此书的1954一一1964年期间，其他几位大历史学者都在做什么写什么说什么，也许能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他的选择。

季羡林曾在1995年他回忆陈师的文章中写下过这样一段，“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

就在《柳如是别传》完稿的1964年，陈寅恪写下不足千字的《赠蒋秉南序》一一蒋秉南即他晚年信任的弟子蒋天枢。有似交付后事，他在文中写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1969年10月7日晨，陈寅恪逝于即将扫没他书斋的更大的风暴到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