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宇轩
闲坐夜明月，幽人弹素琴。
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
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
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
——李白《寒松吟.月夜听卢子顺弹琴》
深夜，我卧床闲看梁漱溟先生的语录集《朝话》。读罢一段颇为震惊，以致凌晨三时神志尚清，思绪万千。
先生在谈戏剧时曰：
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者，也就是人类的最大长处，即在其头脑能冷静；头脑冷静才能分别计算，这就是理智。但人类之最大危险亦正在此，即在其心理上易流于阴冷…… 这个危险常随着人类进化而机会愈多，更容易发现。反过来说，譬如野蛮人，他们的生命却常是发扬，情绪常是冲动的。越文明越是不疯不傻，但也正是一个危险。所以据我推想，戏剧怕是越到将来越需要的，需要它来调剂人的生活，培养人的心情。
此令我乱想一气移植到民国音乐上。只缘每每听起它们，憨傻癫狂之气常是悬入耳垂。彼时文艺人将单纯的理想主义融于质朴而冲动的原始情绪中，真是难得可贵！然而若以寿铭先生所言之意继续推索下去，自然生疑——当乱世已过，和平来临，在更“文明”的时代里，我们还能不能听懂这份“疯傻”？
寒松立地已逾百年，其吟唱之曲即便再动人，亦必知音难求。依我看，以今人之教养聆赏上世纪的余音早就是一种奢求了。故上述问疑一出，已有答案落笔。但真正的问号还不该是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一类音乐的受众已微乎其微，落入所谓“过时”的境地，那么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或更直率的问：民国音乐在当代是否还有聆听意义？
倏尔忆起沈从文在《长河集》里的一篇题记。立意大概是叹惋乡土气息的消亡——人们纷纷受困于名利蛊惑，深陷城市文化的泥沼。但言语至此并不悲观，反而对主题淳善的小说继续书写下去的信心给予无限肯定，理由是：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似乎也是梁漱溟前文论段末尾一句的引申——越是稀缺的精气神，越有存世的价值，也越有需求的意义。我想，民国音乐流传至今的要义正在于此：每当重拾这些过往时代的瑰宝，我们方可逃离信息社会与消费主义的喧闹，至纯至美的情感被短暂唤醒。民国音乐，是浮躁生活的艺术调剂。
所以，将民国音乐延续发展至今的过程梳理清楚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因为只有了解了“前”与“今”是如何对接的，我们才能知道那些深存心底的正直和热情源于何处，聆听这些音乐也就一脉相承，不再鸿沟难越了。
我之前写过黄自先生，但除去简述作品和略谈生平之外，几乎置先生对后世的影响于不顾，真是不该。作为近代最重要的音乐教育家，他的艺术理念直接对应着今天中国音乐的几种流派和体系。黄自过世得早，在音乐上起到承前启后之过渡作用的是他培养而出桃李天下的学子们。其中，犹以有“黄自四大弟子”之称的贺绿汀、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为代表。介绍这四位音乐家的求学经历，一来是为完整黄自先生的“个人肖像”，二来亦是为当今时代欣赏民国音乐的听众塑造立场、重筑桥梁。
1934年，刚及而立之年的黄自在国立音专任职不过四载，学校正经历着艰辛的发展阶段。这一年，国立音专迎来一位贵客——俄罗斯作曲家齐尔品（Alexander Tcherepnin）。年初，齐尔品开始了他的东亚巡演的生涯。同时，出于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他希望能在巡演期间挖掘一批有才华的亚洲本土作曲者和钢琴家。而这场“发现之旅”的初站就设在中国，立足点正是坐落于上海的国立音专。
4月，齐尔品出资并邀请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协助他举办了一场钢琴音乐的作曲比赛，名曰“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评委分别是：齐尔品本人和国立音专的两位元老萧友梅和黄自；还有萧友梅请来的两位来自俄罗斯的客座教授、钢琴家查哈洛夫（Boris Zakharov）和作曲家阿克萨科夫（Sergei Aksakov）。参赛要求主要有三：一、投稿者以中国人为限；二、乐曲需有中国风味；三、曲体和作法不拘，长度以不得超过5分钟为限。
比赛的结果是：头奖——贺绿汀《牧童短笛》；二奖——俞便民《c小调变奏曲》、老志诚《牧童之乐》、陈田鹤《序曲》、江定仙《摇篮曲》；名誉二奖——贺绿汀《摇篮曲》。
毋庸置疑，比赛中表现最出众的当属黄自的弟子贺绿汀了，他不仅以《牧童短笛》获得了一等奖，还因《摇篮曲》也同样优异而被追加了一个名誉二等奖（比赛原本没有设立这个奖项）。与黄自学习3年有余的贺绿汀，终于因此而被音乐界知晓——百代唱片公司为其获奖作品录制唱片。冬天，他还经聂耳介绍加入了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担任音乐科科长。
时间回到1931年2月，一向热爱音乐且已有任教经历的湖南邵东人贺绿汀考入国立音专。黄自收了这位比自己还长一岁的学生作为弟子。贺绿汀原名贺楷，“绿汀”是他报考时用的假名，后来用惯了就一直沿用下去了。
初到音专的贺绿汀为人低调，不善张扬，默默地学习乐理知识，所以一开始黄自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直至一年后，上海事变爆发，贺绿汀不得不暂时离开音专转至武汉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在此期间，英文不佳的贺绿汀一字一句地翻译了英国乐理家普劳特（Ebenezer Prout）的书《和声学的理论和实用》。他几乎翻烂了英文词典，反复核对了无数次，才把这个大部头译了出来。
次年秋天，上海战事暂缓，贺绿汀重返国立音专，将译出的一厚本书交给老师黄自。黄自读后十分钦佩，立即亲手校订并为其作序后交至校长萧友梅。萧友梅将这本译作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但遭到了出版社的拒绝，理由是：原作出版年份过早，内容不免陈旧。
1934年，得知齐尔品大赛消息的贺绿汀一口气创作了三部钢琴作品《怀念》、《牧童短笛》和《摇篮曲》。上述已知，后两者获得了大奖（颁奖的现场，贺绿汀还在钢琴上演奏了《牧童短笛》）。《怀念》一曲虽未获奖，但仍不失为一部佳作，它那轻盈悠长的旋律让人想起田间美好生活的图景，沈从文描绘的那些淳良、质朴的乡村风情飘然映入脑海。
获奖后的贺绿汀名气逐渐攀升，商务印书馆转而立刻联系了他，并出版了他的译著。也是这一年，贺绿汀投身电影界，也因此才有了《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等至今仍街巷传唱的通俗歌曲的出现。
从“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获奖名单上可以看出，除了当时在沪江大学学习的俞便民和在北京任教的老志诚以外，奖项都被“黄自四大弟子”其中三人所包揽。唯独刘雪庵不在获奖名单中。实际上，刘雪庵1936年才写出他的第一部钢琴作品《中国组曲》，这年也是他从音专毕业的年份。
出生在四川铜梁书香门第之家的刘雪庵原本家境优越，却在13岁时因哥哥、姐姐、母亲感染肺病相继辞世而家道中落。因此，在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刘雪庵根本没有上学的条件，他的音乐知识几乎都是自学的。后来，他有幸进入成都私立美专，学习过绘画。
1929年，刘雪庵前往上海，求学于陈望道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次年，他与黄自近乎同时进入国立音专，一个作为徒，一个作为师。作为“四大弟子”中在国立音专学习时间最长的一位弟子，刘雪庵深得老师的喜爱，黄自最有名的艺术歌曲《踏雪寻梅》的词就是由他来填写的。
刘雪庵的技巧扎实，受到黄自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最深的，但他的作品却是弟子中最远离学院派的一位，风格也与黄自大相径庭：仅以歌曲为例，相较黄自，无论是艺术歌曲还是群众歌曲，刘雪庵的创作都更加通俗化，他的旋律更像是百姓日常的唱调，其流传最广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该作品的旋律原本是刘雪庵在毕业典礼上演奏的一个即兴的探戈舞曲，由于朗朗上口，立刻受到了当场师生们的喜爱。后来，导演方沛霖在拍摄电影《三星伴月》时邀请刘雪庵为之创作插曲，他就选择了这个无名舞曲作为歌曲的旋律。方沛霖让朋友黄嘉谟为其填词，由电影的主演周璇演唱，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何日君再来》。
虽没能在齐尔品当年的比赛上获奖，刘雪庵1936年创作的《中国组曲》还是得到了齐尔品大力的赞扬。它的个人风格突出，歌唱性强，旋律动人，也是同时代标题音乐的杰出代表。组曲中的四首乐曲的标题分别为《头场大闹》、《傀儡舞蹈》、《西楼怀远》和《少年中国进行曲》。以我之鄙见，《中国组曲》的艺术高度可以说是刘雪庵一生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以它作为作曲家在音专与黄自学习的一个结点，不失为是一个光彩而无憾的尾声。
与刘雪庵相同，陈田鹤在国立音专的学习生涯同样在1930-1936年这6年间。但两者不同的是，刘雪庵的学习至少是连贯且鲜有间断的，而陈田鹤的学习过程则是一波三折、断断续续：由于家庭贫苦，他不得不打工养活全家九口人的生计，因而中途辍学3次。
陈田鹤原名陈启东，出生在浙江永嘉县，是家中长子。父亲在钱庄从事账房工作，母亲在他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据说小陈田鹤因道士作法奏乐而爱上了音乐，但儿时却一直以山水画的学习为主，并未有严谨的音乐学习基础。1928年，17岁的他进入由缪天瑞创办的温州艺术学院学习作曲与钢琴，次年，由于对美术和音乐的双重兴趣，转入上海美专，在音乐组主修音乐理论。1930年，他正式改名“田鹤”，考入国立音专。起初，他在作曲系与萧友梅学习，后来才转入黄自门下选修理论作曲。为什么是选修呢？因为陈田鹤在读期间一直半工半学，挣钱贴补家用。又因其父在1932年失业，而不得不多次辍学养家。
虽然学习过程非常艰苦，陈田鹤还是在与黄自的学习期间写出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艺术歌曲。1931年，陈田鹤在廖辅叔的哥哥廖尚果（笔名“青主”）主办的杂志《乐艺》上发表了第一首歌曲《谁伴明窗独坐》，此后便以艺术歌曲的创作为主。当然，还有在1934年获奖的钢琴作品《序曲》：它是中国钢琴创作的一个突破，因为它既没有标题音乐那样明确的主题，也没有悠长唯美的旋律，反而是用一种简单的旋律在发展上下功夫。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黄自去世，上海沦陷，陈田鹤拿着黄自《长恨歌》唯一的手稿逃往重庆。此后，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书的时候，每一次听到空袭警报，他都要拿着手稿逃离轰炸，才使得这部《长恨歌》得以留存，并在新时代上演。
与“四大弟子”的前三位相比，江定仙是钢琴演奏水平最高的一位，他在国立音专的初年跟随查哈洛夫学习钢琴演奏，一年以后才转入黄自门下主修作曲（同时仍然辅修钢琴，在毕业时获得了双学位）。除此之外，他对于音乐理论和学术研究的扎实程度或许也是四位中最佳，应当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严谨而工整的严肃音乐创作。
这种对创作的苛刻和对器乐的热爱，除了个性使然和在音专的学习经历外，很可能也跟他的出身相关：他出生在一个师范家庭，父亲江家瑞是与陈潭秋、董必武齐名的国立武昌高师的名师。江定仙在国立武昌高师的附小上学时就学习了笛、萧、风琴等中西乐器，还经常参加学生组织的丝竹乐演奏会。
1927年，由于政治动乱，江定仙随一家人迁往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和上海美专的音乐系。1930年，在考入国立音专钢琴系后，江定仙每日昼夜练琴，演奏技巧飞速提高。以他自己的话说：以歌曲开启兴趣，学器乐打好技术，最后才能自由作曲。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在次年转入作曲系——前面一切的积累都是为了作曲。
在学生时代形成的风格几乎影响了江定仙一生的创作。1934年，齐尔品在给江定仙二等奖的作品《摇篮曲》评语时这样说：“有才能，但是要去掉一些模仿的东西。”这也侧面说明了江定仙创作上对于结构的苛求容易使他进入一种顽固的境地，从而欠缺音乐的自由与个性。
江定仙最有名的创作可能是40年代为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所写的伴奏。其实，在音专学习期间，他也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歌曲《棉花》《小马》《树》《静境》《何处望神州》《南乡子》《岁月悠悠》等等。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总是传达出一种极强的浪漫情怀，同时，这种柔情从未脱离严格结构的支撑。它们是理智与情感的综合体。在我看来，即使如今听之，它们也不失为是具备中国风韵的学院派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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