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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 千古豪放

作者:admin 2019-11-04 我要评论

叶嘉莹曾说,柳永是失败了的一生,而苏轼却在历尽苦难后,完成了自我。 苏轼 (1037~1101),世称苏东坡 闲情偶寄 在整个宋代,苏轼的出场都堪称光芒四射。仁宗...

叶嘉莹曾说,柳永是失败了的一生,而苏轼却在历尽苦难后,完成了自我。

苏轼 (1037~1101),世称苏东坡

 

闲情偶寄

在整个宋代,苏轼的出场都堪称光芒四射。仁宗嘉祐二年(1057),20岁的苏轼以第二名高中进士后,主考官、一代文宗欧阳修对他的文章激赏不已,如果不是误会为他的学生曾巩所作,肯定会将其列为榜首。日后,欧阳修在同僚面前忍不住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有一天,他甚至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30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

也是在那一天,仁宗皇帝兴奋地对皇后说:“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与苏轼同时高中的还有他18岁的弟弟苏辙,这位沉静内敛的弟弟,日后与哥哥还有父亲苏洵并列为“唐宋古文八大家”,文名不为淹没实属难得。

在欧阳修所出的考卷上,苏轼即表现出超迈不拘的才情。论及赏罚宽严时,他发挥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判官梅圣俞拿不准典出何处,日后问他,苏轼竟答道:“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尔。”

苏轼成长的那个时代,名臣辈出,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范镇等元老重臣尚在朝堂,其中一些人还是苏家叔伯一辈的好友。受到儒家思想与前辈贤人的影响,苏轼自幼便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早年随母亲共读《后汉书·范滂传》时所受的感召自不必说,宋神宗熙宁七年(1174),他自杭州赴密州任职前所写的词便言之甚明:“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然而,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与忧患,皆裹挟于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朋党之争中,真正使他留名青史的还是他的文学作品。

苏轼几乎是文学的全才,诗奠宋调,词开豪放,文列八家,由于深受后人的喜爱,即使在他去世后经历“元祐党人碑”的禁毁,依然留存下来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还有4800多篇文章。在苏轼的诸多文学成就中,尤以对词的革新,最为人所重视。清代词学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便说过:“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

作为在隋唐之际从西域传至中原的“燕乐”的歌词,词在晚唐曾迎来第一个创作高峰,形成后蜀与南唐两个创作中心。但直至苏轼的年代,词都被视为倚红偎翠、宴饮佐欢的“艳科”与“小词”,不为士大夫所重视,正如胡寅在《酒边词序》中所说:“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

事实上,苏轼开始写词的时间相当晚。在仁宗嘉祐七年(1062)第二次由蜀返京途中,苏轼便与弟弟创作了百余首诗歌,并以《南行集》印行于世。然而,他开始填词的时间,要迟至神宗熙宁四年(1071)在杭州任通判以后,那时他已经34岁了。

为何苏轼早年并不写词,难道他早年对于词一直不感兴趣吗?叶嘉莹研读了苏轼的书简,发现他早在21岁时就已经留意到歌词,在一封写给族中兄弟的书信中,苏轼写道:“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何词。”那时,正是柳永的歌词风靡全国的时候,等到他日后开始着意作词时,不论臧否,柳词都成为影响他的焦虑所在。至于他早年为何没有作词,叶嘉莹的解释是,当时苏轼正忙于写《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和他《制策集》中的策论,经世致用的志气显然左右着这位年轻士子。而任杭州通判,是他在政治失意以后,才得以闲情闲笔填写小词,而以余力写词的态度,使苏轼的词作形成超旷的特色。

影响苏轼与满朝官员命运乃至大宋国运的事件,正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开始的“王安石变法”。北宋开国以来,由于重文抑武,政府以官员的富贵生活换取皇权的集中,士大夫的奢华,加之用岁币换取与辽和西夏的和平,政府常感财力不足之苦。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年轻的神宗皇帝任用为此隐忍20多年的王安石为相,实施变法。简而言之,王安石的九项新法,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其中影响破坏最大的青苗法,则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政府在春耕时贷款与农民,收割时再将本利收回。这一新法,逐渐取代常平仓的古法:政府在各县设立谷仓,年景好时,谷贱则收购;遇到灾年,谷贵则抛售,以此平抑粮价。

新法受到朝中许多元老重臣的反对,司马光在朝堂上驳斥王安石:“你之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神宗皇帝将新法搁置一两个月后,决定坚决变革。王安石一连清除了14名谏言的御史,在熙宁三年(1070)正式拜相后,权威不容侵犯。苏轼写下万言书,谈论新法弊病,告诫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他接连谏言,犹如石沉大海。次年他在出了一道乡试试题《论独断》后,终于激怒了王安石。面对御史的弹劾,苏轼自感朝中凶险,请求外任,在熙宁四年(1071)外放杭州通判,远离党争漩涡。

杭州的湖光山色,给了苏轼写作的灵感。起初他写的几首词作,多描摹宴席间登山临水的景色。在叶嘉莹看来,苏轼的早期词作明显受到柳永与欧阳修的影响。前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的那种博大高远的兴象,曾被苏轼称赞“不减唐人高处”;后者的疏隽,以及那种在忧苦中对宇宙万物皆取赏爱的态度,也影响了苏轼。

只是,苏轼的词作真正成熟起来,还要等到密州时期。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至熙宁九年(1076),苏轼升任密州太守。密州是一个穷县,免役税(百姓付税代替兵役)的分派远非县中百姓可以承担,有孩童死于道边,苏轼曾救起三四十个饥饿的孤儿,在自己家中抚养。然而,就像林语堂在那本传记中所说:“这是苏东坡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时光,说也奇怪,这位大诗人在最难过的日子里却写出了最好的诗歌。”

熙宁八年(1075)冬天,38岁的苏轼在祭奠常山回来的路上,和同僚放鹰打猎,写下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的前半阕以三国时孙权自况,极言出猎的壮观,后半阙则以冯唐自比,渴望为国效力:“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写完这首词后,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野,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的“自是一家”,实启豪放词风。有趣的是,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新作只适合壮士而歌,而非娇弱的歌妓所能驾驭。与此相对,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苏轼曾问一个善歌的幕士:“我词比柳词何如?”那人答道:“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后为之绝倒。

不久,苏轼由于想念弟弟子由,写出《水调歌头》。此词一出,评论者认为在历来写中秋的词中,“余词尽废”。

《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局部)苏轼撰诗并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平生功业

晚年的苏轼,曾在一首自题画像诗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当然是他以自己被贬的三个地方自嘲,但就诗词创作而已,黄州却成为他不折不扣的功业所在。

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调任湖州。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让朝中当权派不太舒服的话:“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显然是指在朝中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几个月后,御史将这几句话挑出来,弹劾他藐视朝廷。紧接着,苏东坡抨击青苗法的一些诗也被找了出来,加以弹劾。接二连三的弹劾,让本来不欲怪罪苏东坡的神宗皇帝,也不得不对此加以重视。要知道,这位皇帝由于过于喜爱苏轼的诗文,经常读着读着忘记吃饭,以致停筷不食。

抓捕苏轼的官差很快到了家中,由于已经提前获知消息。苏轼并未显得惊慌,面对大哭的家人,他以真宗时一位不愿出仕的大儒在皇帝召见时所念的诗安慰夫人:“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7月28日,苏轼被官家逮捕,8月18日又投入御史台的皇家监狱,一直到12月28日出狱,苏轼总共被关押了130天。这场审讯,后来也被称为“乌台诗案”,乌台,正是御史台的意思。

最后,苏轼被贬往黄州,降为团练副使,并且不准擅离该地区,受到牵连的还有苏辙等一批官员。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非常贫穷。他为自己在城东的山坡上弄了一块十几亩的地,成了一名真正的农夫,自此以“东坡居士”自称。他为自己在旁边盖了几间房子,还有专门招待宾客的雪堂。在黄州,苏东坡经常一个人穿着草鞋,拖着竹杖便出门了,和渔夫樵夫商贩一起聊天说笑,以消磨时日。有时碰到极其不善言辞的人,无话可说,他便求人家讲个鬼故事,对方若还要推辞,他会再三坚持:“瞎编一个也行。”

一家二十几口人的生活极为窘迫,苏轼和夫人根据黄州柴米菜蔬的价格,规定每天花费不超过150钱。每月取回4500钱的薪俸后,苏轼将其分为30份挂在房梁上,每天用叉子挑取一份花费,当日没有花完的钱则存在一个大竹筒中,用以招待宾客。日后闻名的“东坡肉”,正是苏轼发现黄州当地猪肉“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后,发明用以充饥的美食。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开始有意识地减少与朋友的联系,甚至与不少人断绝了来往。元丰三年(1080),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疚而已。虽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固宜尔。”尽管遭此诗祸,苏轼并没有停止诗词创作,只是他所写的诗词仅限于知交好友间传播,并且总不忘嘱咐对方看后即焚。日本学者浅见洋二在著述中说:“苏轼一方面警惕自己的言论被毁谤,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停止诗歌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直与亲密友人间保持着诗歌的赠答。对于诗人来说,完全停止创作毕竟是一件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事。”

在比较柳永与苏轼之间的差距时,叶嘉莹曾说,柳永是失败了的一生,而苏轼却在历尽苦难后,完成了自我。原因在于,苏轼幼年不仅受到儒家致用思想的影响,对道家“无待于外”的思想也颇为合意。儒道融合,带给他的修养,正如苏轼在黄州期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谓:“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而据王水照研究,此时苏轼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既让他看穿生死毁誉,又让他变得通达。

无疑,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之中。不论是前后《赤壁赋》中对宇宙变化中江风山月的清赏,还是诸如《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的词句,年近五旬的苏轼正焕发出最令人着迷的魅力。在作《赤壁赋》前后,苏轼还写了他最为重要的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豪放词的代表之作,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起首,完全是一派通古今而观之的气度,历史、风景与人生的超脱交织在一起,为以前词作所未见。

在黄州期间,由于苏轼被禁止离开当地,太守某种程度上对他有监督之责。惯于夜游醉饮的苏轼,有天晚上在一条小舟喝酒之后,兴之所至,唱词一首:“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时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次日,苏东坡留词告别、已顺江而下的谣言传到太守那里,他赶忙出发查看,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哲宗年幼,在反对新法的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下,大批反变法派官员纷纷被启用,苏轼也被调回京城,连升几级。然而,苏轼对全盘否定新法的司马光并不以为然,与他在朝堂辩论后,苏轼回家后不禁连呼其为顽固的“司马牛,司马牛”!不久,苏轼再度外放地方为官。哲宗皇帝自己主政后,又继承神宗皇帝的施政方针,一举将30多位反对新法的“元祐党人”贬斥边远,苏轼再被牵连贬往惠州、儋州。不过,有了在黄州时期的精神蜕变,此时的苏轼已然知天达命。

《苏轼回翰林院图》,明 张路 作

 

开宗立派

尽管从范仲淹、欧阳修开始,宋词已出现一些即景抒情的作品,气象已与晚唐五代以来婉约绮丽的词风颇有不同,但词依然被视为乐府末造,不登大雅之堂。这种态度,是朝中士大夫的共识。王安石在刚任参知政事后,闲暇中翻看晏殊的词作后,便笑着对旁边的人说:“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

柳永,作为第一个大量书写都市风情与市井生活的词人,极大地开拓了词的书写范围,一度在国朝极为流行,也深深影响了年轻时的苏轼。柳永俨然国内最红的词人,谁要着意作词,便无法绕过此人。一方面,苏轼受到他的影响,并对柳永词作中兴象高远的句子评价很高,但更多时候,出于一种雅俗之辩,苏轼对柳永诸如《定风波》中“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俗词表示不屑。宋人笔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苏轼见到秦少游,对他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少游回答:“某虽无学,亦不如是。”苏轼随即拈出一句:“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

后人谈及苏轼对宋词的革新,往往会提及苏轼在理论上对词品的提升。苏轼,首先肯定了词为“诗之苗裔”,改变了过去“诗尊词卑”的文体格局。正因如此,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写词正如作诗,不再有内容题材上的限制。苏轼本来就是才情纵横、洒脱不羁之人,对他来说,文章犹如泉水,不择地而出,行所当行,止所当止,那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不吐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宋人对苏轼的词作常有“以诗为词”评价。

那么,在宋代,诗体与词体之间的区别究竟为何?诸葛忆兵经过分析,认为二者的区分并不在于是否可合燕乐歌唱,因为近体诗与长短句同样可以纳入曲子歌唱,而南宋以后的词由于歌谱失传往往脱离音乐成为案头之作。二者的实质区分在于功能:“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

与之相关,诗词之辩亦在风格。诗庄词媚,“脱离灯红酒绿的创作环境,摆脱歌舞酒宴的传播场所,改变男欢女爱的娱乐功能,歌词取材和功能向诗歌看齐,其词风必然发生变化”。苏轼的“以诗为词”,显然包含题材和风格两个方面的意旨。

苏轼的词作,在题材方面多有开拓。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期间,苏轼写作了一些反映乡间风物的通俗作品,比如密州时期所写的“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浣溪沙》),为浅斟低唱的都市创作为主的宋词所缺乏。此外,苏轼还将悼亡主题引入词作,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以“豪放”评论苏轼的词风,始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曾慥在《东坡词适遗》中评论道:“豪放风流,不可及也。”而首先以“豪放”与“婉约”对举评词,则迟至明代。明人张蜒说:“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见张刻《淮海集》)但逐渐地,苏东坡成为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这一词派有力的继承者是南宋的辛弃疾,不过一以豪放清雄,一以沉郁顿挫。

然而,对于北宋词史中“豪放派”的成立,学界向有争议。词学家吴世昌有次和一个唐诗专家聊天,便说道:“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等对方瞠目结舌时,他又说道:“即使把苏(轼)词中的‘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一类作品算作‘豪放’词,我们至多也只能说,北宋有几首豪放词,怎么能说有一个‘豪放派’?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出了多少‘豪放’词?收印在什么集子里?”在吴世昌的统计中,苏轼340多首词中,如“大江东去”一类所谓“豪放”词,不过只有六七首。

词学家曾枣庄显然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认为,“不仅北宋词有婉约、豪放之分,甚至从词产生时起就有婉约、豪放两种不同风格,只是在苏轼以前这种不同词风还表现得不太鲜明而已”。宋词的真正鼎盛是在南宋,今存北宋词仅占全部宋词的四分之一多点,而即以北宋词论,豪放词的数量也显然不在10首之内。

争论有之,但显然地,无论是苏轼自己还是他的同代人,已清楚地感受到词风之变。苏轼那些山风海雨的词作,也只适合由关西大汉以铜琵琶铁绰板,击节而唱,而不适合十七八岁的女郎手执红牙板,袅娜而歌了。

(本文写作参考《苏东坡传》,林语堂著;《王水照说苏东坡》,王水照著;《苏轼传稿》,王水照著;《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浅见洋二著;《唐宋词十七讲》,叶嘉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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